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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刘吉成
个人简介：刘吉成，1936年出生，大营镇杨集村人。焦裕禄任大营区副区长、区长时，曾与其父亲共同开展剿匪反霸工作。
采访：刘瑞朝 代丽
摄影记者：马绍坤
要说遗憾的事，焦裕禄纪念馆算一个。前几年，我听说卢家村那儿建了一座焦裕禄纪念馆，当时就决定，一定要去看看。当我在馆里转，看到焦裕禄在大营区开展剿匪反霸的工作介绍时，我就想起了给他送信的事。
我就给馆里的人说，我还给焦裕禄当过通信员呢。他们当时都不太相信，后来听我一说，也都替我感到遗憾。因为我错过了媒体的集中采访，我经历的这件事当时没有被挖掘出来，在我看来是一种遗憾，渐渐地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我是多想把自己给焦裕禄送过信的事给媒体说啊，这样大家也能多了解一些焦裕禄在大营的事。
我给他送信的时候很小，当时很多事都记不住了，唯独送信这件事记得很清楚。我家里还有那个时候拍的一张照片，我手里还拿了一把枪，但我真不记得是在什么情况下拍的这张照片了，也不知道是在送信前，还是在送信后。
焦裕禄来大营剿匪反霸之前，我们那儿的土匪很多，非常多。现在村子周围还都是沙岗地呢，那时候的沙岗更多，也更高，上面栽了很多树，黑森森一片，很容易藏土匪，里面都很凶险。
那时候大营区最有名的土匪头子是黄老三，他是黄家村人，但他祸害的可不止黄家村一个村子。他手底下还有很多土匪，小土匪头子，小喽啰，一抓一大把，可以这样说，那时候大营各个村都受他们祸害。
土匪里面哪有什么好人啊！他们是坏事做尽，就是不肯做一件好事。那时候我们这儿有一个关爷庙，有一天，这些土匪就用砖头压了一张烧纸，放在关爷庙门前。烧纸就是那种上坟用的黄表纸，上面写了字，意思就是：你们村要送多少粮食，要送到哪里，限期三天送到，你们要是不送的话，我们就杀得你们村孩娃不留。
你听听，多恶毒的心啊。他们不是干不出这事，他们从来不把我们老百姓的命放在眼里。村里人当然害怕了，一到晚上就把门关得紧紧的，生怕土匪哪一天就过来了，还要想着咋去筹粮食，家里真是没多少余粮啊，那年月，那光景，可不像现在这么宽裕。当时大家就想着，完了完了，要栽到黄老三这些土匪手里了。
这些小土匪不知道的是，黄老三的一个姐是我们村的媳妇。她知道这事后，一点不带怕的，到黄老三手底下这几个狗腿子的家外面，扯开了嗓子骂他们，骂得理直气壮，死烂难听。这些狗腿子愣是愣，但一点也不傻，他们也不敢得罪黄老三家里的人，也就纷纷当了缩头乌龟。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我们村就躲过了一劫。
转过头一想，要是我们村没有黄老三这个姐，那就真是在劫难逃了，也许就没我这号人了，我就不会在这儿回忆剿匪反霸的事了。
我家那时候有四间房，一间是厨房，另外三间是瓦房。说是三间，实际上就是个大屋，中间是堂屋，两边各有一个房间，不是现在的那种套间，中间是没有隔挡的，也是没有墙的，就是按面积、格局算，将它们看作是堂屋两边的屋子。
我父亲是和焦裕禄一块儿打土匪的。一般到了天黑时候，他们就从外面回来，焦裕禄就在我家睡觉了。条件是比较差的，我们三个当时就在东间屋睡。
那时候我才七八岁，平时都是我一个人看家。到了晚上，家里大人没回来，我就把堂屋门下面的挡板给抽出来，从下面钻到屋里去，再把挡板拉回原位。我一般都是先到床上睡，床上就一条被子，盖了很多年，还薄得很。
焦区长和我父亲回来后，有时候会在屋子里商量一些事情。他们离我有点远，也有意不让我听到，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啥是啥呢，也就没注意听过。他们忙完了，就直接上床睡觉，焦区长和我们父子俩挤一个被窝，盖的就是那条用了很多年的被子。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成了焦裕禄的通信员。现在说出来，有些人还是不太相信。我真是他的通信员，我确实给他送过两回信。
送信的准确日子，我记不清楚了，应该是夏天，刚入夏那时候。我记得麦穗都开始黄了，要是走在路上饿了，揪几穗麦子，在手里揉一揉，就能直接吃了。麦秆还没有黄透，还没到收麦子的时候。豌豆角也熟了，走在地里头，能直接拽着吃。
那天，焦区长和我父亲白天出去了解情况，哪个地方有土匪，土匪都在哪些区域活动，大概有多少人。到了晚上，他们就把了解到的材料写成信。到了第二天一早，焦区长就让我去送信。
那地方离我家并不远，只有几里地。我那时候常年穿一件棉袄，棉袄可长了，下摆都到膝盖那儿了。我是冬天穿，春天也穿，到了夏天还穿，穿得棉袄都被磨得黑亮黑亮的。那天早上，焦区长拿了一把小刀，在我棉袄下面的内衬里划了一道小口子，将那封信装了进去。那还不是现在的信，也不是电视剧里的鸡毛信，其实就是一张纸条，才十几公分长。那上面写的字，我也不认识，也没注意是啥内容，应该是和打土匪有关，但从焦区长和我父亲的表情上来看，这封信里的内容应该非常重要。
从村里北地出发，有三条大路，一条是往岗上走，一条是朝着正北方向直走，一条是斜着往料场方向的。我原本以为焦区长让我随便选一条大路呢，毕竟这些路我都熟，走起来也不费劲。但焦区长交代我，这三条路哪一条都不要走，找一条斜着的路过去。一开始，我还不理解为啥让我这样走，不走正路，而是走背地里的路。焦区长打消了我的疑虑，他嘱咐我：“孩子啊，给你的这个信重要得很，叫坏人捉住你，把信搜出来，你就得死，活不成了。”我能听出来，他是为了保证信件的安全，更是为了保证我的人身安全。我又往深里想了一步，就问焦区长：“要是路上还是遇见人了，我该怎么办？”焦区长就交代我：“你走庄稼地，要是看见有人，你就假装在庄稼地里玩。等确定看不见人了，你再继续站起来往前面走。”
那天是个大晴天。太阳很毒，天上的云还很少，半空中飞着那种往人眼里钻的小飞虫。小麦地打眼望过去，一片金黄，就是长得比较稀疏。我就斜着从庄稼地里走了，沉甸甸的麦穗就打在我的腰上，麦芒扎到我的腿上，我看见远方的沙岗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
到了地方，我猛然又想起来焦区长嘱咐我的话。临走时，焦区长拉着我说：“要是屋子里有人的话，你就先不要进去，你一个人先在外面玩。等屋子里的人走了，那个人单独在屋里时，你再进里面送信。”
所以，我就在屋外面等着，等里面的人走了，我才进去。我从棉袄内衬里把信拿出来，交给了屋子里的人。他的表情看起来很凝重，像是在想对策。他也没说什么话，突然就把纸条揉成一团，填到嘴里，直接吞到肚子里去了。他又给我写了一张纸条，帮着我装进棉袄的内衬里。
回来的时候，我还是沿着那条路，从麦地里斜插回去，成功地把信交给了焦区长。焦区长当时对我做的事很满意，我父亲看起来也很开心，自己的儿子人小鬼大，在剿匪反霸斗争中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除了送信这件事，其他的事我是真想不起来了。
我家里情况比较特殊，也非常困难。我本来还有一个兄弟。闹饥荒那年，我父亲挑着我们兄弟俩，到陕西逃荒去了，在老家活不成了，到陕西谋一些希望去。在陕西待了两年，生活实在是太难了，日子也过不下去了，就把我兄弟送给了当地一户人家，让人家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个人跟着我父亲生活。
后来，老家有信托人带过来，说我爷爷有病，要我父亲赶紧回去呢。我父亲就带着我又回到了杨集村。
焦区长也了解我家的情况，对我家的困难也是看在眼里。有一天，焦区长就拉着我的手，当着我父亲的面说：“孩子，你长大了，一定要去当兵啊。”我父亲知道，这是焦裕禄照顾我们这个家庭。我家就剩俩人，条件也可差，我作为独生子，报名去当兵，是一个有好前途的事。
这是送信以后的事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焦区长的良苦用心。我去当了兵，在战场上负了伤，复员回到了村里，日子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也算过得不错。而这些，都离不开当时焦区长对我家的照顾。
现在回想起来，焦裕禄在我们那儿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是一个有架子的人，也不是一个矫情的、很讲究的人，他和穷苦百姓打成一片，也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晚上到我家睡的时候，也都是往床上一躺就睡了，根本就不搞什么特殊，就像我们家的一员一样，这让我和父亲感到舒心和贴心。
只是，当时我不知道，我父亲和焦区长那时候天天出去打土匪，打恶霸，土匪和恶霸也总是想着要害焦区长。焦区长白天在外面忙，到了晚上还要防着土匪陷害，有时候一晚上需要换好几个地方住。
后来，枪毙了黄老三，周边的土匪也就没了依靠，没了根基，我们村也就没有土匪了，大营区也再没有匪患了。焦裕禄有很大的功劳啊，给我们老百姓办了大实事、大好事。我父亲知道焦裕禄的很多事，可惜他现在已经不在人世。而我那时候还小，能记起来的事也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