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口述人：侯文升
个人简介：侯文升，1932年出生，尉氏县洧川镇人。焦裕禄任大营区副区长、区长时，他任尉氏县委文书。
采访：刘瑞朝 孙喆
摄影记者：杨鑫阳
“杀了黄老三，大营晴了天。”枪毙黄老三后，群众中间就流传起这样一句顺口溜。但很多人对这句话一知半解，不知道前因后果。枪毙黄老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枪毙黄老三，也不只是对大营区有意义。
我和焦裕禄接触的次数不算太多。批斗黄老三，算是我俩的第二次正式接触。
黄老三是大营区的一霸，是大营区的大土匪头子。平时派个款，派个粮，问群众要东西，欺压妇女，在黄老三那里，都是很稀松平常的事。至于烧杀抢掠，祸害百姓，更是黄老三常干的事。黄老三惹得天怒人怨。
那时候，不仅是大营区，尉氏县的很多地方，都存在着匪患。县委是把大营区作为剿匪反霸试点的，便安排了能力出众的、有担当有魄力的焦裕禄到大营区主持剿匪反霸工作。县里、区里也派了一些人，下沉到村里，和焦裕禄一起，培养苦主，发动群众。揭发黄老三恶行的同时，组建起武装力量，和土匪恶霸真刀真枪地打。
批斗黄老三，如果没有群众支持，也不太好开展。要是没能发动群众，到时候没人吭，没人动，共产党能不能在当地立住脚还另说呢，就更别谈抓捕黄老三、批斗黄老三了。
焦区长很聪明，也很睿智。批斗黄老三的准确日子，也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对外公开说第二天要批斗黄老三了，结果到了第二天，却没有一点动静。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消息可能会走漏：如果让黄老三手下的土匪提前知道了计划，他们就可能扰乱现场、劫人，给当地群众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这相当于给敌对势力布了一个迷魂阵，让他们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怎么下手。突然有一天，焦区长就定了一个时间，要在黄家村开批斗大会（那时候的说法叫“斗争会”）。
准确时间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麦穗都抽出来了，刚挂黄头。站在地头，能看到麦地上面浮了一层不厚不薄的、不浓不淡的黄色。那肯定还不到割麦的时候，但天气已经慢慢热起来了。批斗台子，是在黄家村东头的麦地里搭起来的，那一天去的群众比较多，还把一些麦子给踩倒了。
我了解的情况是，为了保证批斗会现场的安全，防备土匪劫人、搞破坏，当时五分区来了一百多个当兵的，县大队也派了一些人，公安局、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去了。这些力量，当时在内圈参加批斗大会的人是不知道的。他们都分散到离批斗大会八九里远的地方，很分散地在一些必经之路旁设了岗哨。五分区的部队，穿的都是军装，地方上的武装，穿的则是便服，在外围拉起了保护网。这样即便有土匪来劫法场了，也会被消灭在外围，不影响批斗大会正常进行。
1949年，我17岁，当时也在现场，县委书记、公安局局长也都在那儿。批斗大会上，我就看到有的群众拿着刀，有的拿着剪刀，有的拿着棍子，要冲上台打黄老三。现场的群众，都咒骂着黄老三，能看到他们脸上愤怒的表情。他们高兴的是黄老三这样的大土匪也有今天，愤怒的是黄老三曾给他们带去的苦日子、给他们造成的难以弥补的伤害。焦裕禄拦住了他们，不让激动的他们上台打黄老三，告知他们：可以诉苦，可以揭发黄老三犯过的事。
搞这个大会，也有利于进一步发动群众，也表明共产党来这里，是真正帮老百姓干事的，是整治坏人的。剿匪反霸，靠谁呢？说到底，还是要靠群众。只有他们被发动起来了，剿匪反霸工作才好继续开展下去。
大营区剿匪反霸试点，开展得非常成功，不仅除掉了大土匪头子黄老三，还充分发动了群众，为后面的土地改革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紧接着，县委便在尉氏县开展了全面的剿匪反霸工作。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县委机关当时就搬到了尚村，这里是离一线更近的地方。县委书记、县长也都把办公地点搬到了尚村，这里就成了剿匪反霸的最前线。县里面派出工作组，和乡里的武装力量结合，发动起当地的老百姓，把当地无恶不作的朱玉修给剿灭了。
朱玉修虽然不是大土匪，但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尉氏匪患》（尉氏文史资料第六辑）里就收录了黄小女的相关口述资料。据黄小女回忆，尉氏当时流传着一句俗话，“兔子不吃窝边草”，意思是说，土匪们虽然作恶多端，但很少骚扰本村本地的人。但也有一些例外，特别是一些小土匪，专以欺诈、残害本村本地群众为能事。作为曹十一的小爪牙，枣朱庄的朱玉修便是这类人。
朱玉修在枣朱庄强占民女，杀人越货，犯下了累累的罪行。单枣朱庄被他奸污、霸占的妇女就有一百余人。朱玉修略识几个字，每天晚上回到家，都要拿出他的“日记本”，将当天抢来的财物一件件记在日记本上。他“明人不做暗事”，打死了谁家的人，都要亲自跑到这家通知他的家人：“哎，该埋人啦！在西岗哩！”后来，村里人忍无可忍，联合起来捣毁了朱玉修的家。但没过多久，朱玉修仰仗的曹十一，便以搜索“反民”为由，派兵血洗了枣朱庄，杀死村民36口，杀绝6户。
朱玉修后来被县政府判处死刑，枪毙在刑庄村西场上。他死后，群众一拥而上，用刀子在他的尸体上乱戳乱划，让他面目全非。由此可见，当地群众对朱玉修的恨已经深入骨髓。
贾鲁河东地区，枪毙的是一个镇长，叫王道成。他恶事做尽，深受群众痛恨。在县城，枪毙的是尉氏县的土匪头子曹十一，这个叱咤一方的大土匪，也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还有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叫要其成，也被人民政府枪毙了。尉氏县南边，还枪毙了两个人，一个叫樊雅斋，一个叫胡亚斋，都是罪有应得的土匪恶霸。
尚村的罗天堂是镇长，苏桂良是在他身边保护他的人。按照当时的势力划分，罗天堂是反革命分子。枪毙了他之后，群众还不解恨，希望能够把苏桂良也枪毙了。按照当时的政策，一般人员不能轻易枪毙，但是群众就是不愿意，对这个苏桂良可谓是深恶痛绝。后来，县里面就组织召开诉苦大会，让老百姓诉说苏桂良给他们带来的苦难，去控诉苏桂良的罪恶。最后，县委、区里发现苏桂良恶贯满盈，罪不可赦，非枪毙他不可，在充分尊重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将苏桂良枪毙正法了。
这些人的伏法、覆灭，都得益于大营区试点的经验。枪毙黄老三是在1949年上半年，到了下半年，尉氏县广泛地充分地发动群众，全面开展剿匪反霸工作。群众完全发动起来了，推行土地改革的阻力也减少了。单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来，焦裕禄在大营区剿匪反霸试点的工作在当时的意义有多大。
焦裕禄很聪明，亮堂得很，清楚得很。他办事讲究方法，当时县里的一些工作，有时会优先放在大营来做，看中的就是焦裕禄的能力。
我和焦裕禄第一次见面，是在1948年冬天。那年冬天，解放军南下渡江，需要一批布鞋和布袜。那时候的布鞋和现在的不一样，是有带儿的，系住了才能走。县委把这项工作交给了焦裕禄，我和县委秘书王勤（音）负责到大营落实这项任务。
大营在尉氏的西部，是沙岗地带，生活水平不高，经济条件也不好。举个例子，尉氏河东的几个区，都是好地，庄稼也长得好，一亩地能打二三百斤粮食。但是大营的沙地多、好地少，一亩地只能打七八十斤麦子。为啥还选择大营区？在当时，越穷的地方，群众也越容易发动起来，因为穷苦百姓本来就一无所有，他们不会有什么顾虑。但富裕一点的地方，有家底的人有顾虑，这些人就不好发动。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县委认为焦裕禄工作非常认真，干工作非常扎实，所以把这项任务交给他做，县委也放心。
由于刚解放，各村基本没有群众基础。但焦裕禄的工作方法很好，他本人也很勇敢。他开展工作讲求策略，注重实际，不搞“一刀切”。大营区卢家庄有一个旧社会的保长叫卢兴仁，在当地有势力，也有名望，焦裕禄就让我们与卢兴仁搞好关系，争取以人民政权的新生力量感染他。
当时很多村都没有什么正式干部，即便有干部，也都是叫农会会长。有的刚发动起来一些群众，有的还没有发动起群众，没人愿意干这个活儿。卢兴仁干过地方保长，焦裕禄也了解到，他这个人并不坏，群众也不反对他，也不仇视他，他在卢家村还有一定的威信，这些有利于完成布鞋和布袜的供应工作。
那时候的任务是12000双布鞋和袜子。焦裕禄很讲究从实际出发，并不硬性摊派，而是以卢家村为主，同时号召其他人能完成多少就完成多少。
我和县委秘书两个人，是在一个下大雪的晚上到达卢家村的。也就是说，我第一次和焦裕禄直接接触，是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
也正是那天晚上的大雪，才让我对那天晚上的印象非常深刻。到卢家村的路很难走。大营的沙岗多啊，沙岗上的树多啊。那天晚上雪下得很大，咋形容呢？比现在冬天下的雪要大得多。
雪大，风大，人走在漫天雪地里，看不清眼前的路，也看不清脚下的路。我们两个拄着棍子，在雪窝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风雪的考验还是小事，我们还担心半路上遇见土匪。这事谁也保证不了，万一从哪一片沙岗里面蹿出几个土匪，我们躲也没法躲啊，雪下得到处都是白的，我们俩太显眼了。我们只能祈祷着一路没事，战战兢兢地，往目的地进发。我记得，那天夜里，我们一个人带了一把枪，六轮的，配六颗子弹，好在路上并没有用上。
我俩到卢家村后，就住在卢兴仁的家。焦裕禄交代给卢兴仁两项任务：第一，卢兴仁得保证按时完成任务；第二，要保证县委来的两个人的安全。
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土匪多啊。睡了没多久，到了半夜一点左右，我俩就被焦裕禄叫醒了。他说：“现在换一家睡。这个地方不安全。”我们便临时找了一个穷户人家，睡了一觉。换的这户人家，也是焦裕禄之前调查过的，很安全。
我和县委秘书在卢家村住了六七天，和焦裕禄一起把这项工作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