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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陈留信
个人简介：陈留信，大营镇玉陈村人，1946年出生，中共党员。1968年10月毕业于中牟农校；毕业后在家乡务农；1972年7月参加工作，任大营乡政府文书；1974年5月调至县农林局任技术员；1986年至2006年先后在大营乡、邢庄乡任副乡长之职。工作之余爱好收集、编写民间故事。2006年12月退休。
采访：刘瑞朝 代丽
摄影记者：马绍坤
焦裕禄来大营区主持剿匪反霸工作，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的。
1986年到2006年这20年间，我先后在大营乡、邢庄乡任副乡长之职。工作之余，喜欢收集、编写民间故事。2006年12月退休后，我开始大量收集有关焦裕禄在大营区的故事和书刊等资料。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大营区乃至尉氏县的匪患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据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尉氏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纂的《尉氏匪患》记载，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旧中国，政治黑暗，外强入侵，军阀混战，土匪蜂起，人民群众残喘于战乱、匪祸之中，历经了亘古罕见的灾难。单就土匪而言，猖獗之甚莫过于1928年至1948年这20年间。就分布地域来看，尉氏各乡皆有，但以西部为甚。尉氏西部号称“沙土国”，岗环岭复、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腐败的社会与特殊的地理环境，为土匪们提供了滋生的条件。当时有民谣云：“大营九岗十八洼，岗岗洼洼有‘响马’。”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大营的岗岭多，二是大营的土匪多，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近些年来，经过土地平整后的大营，沙岭少了，只是在有些地方，还能看到一些断断续续的岗岭。以前，岗岭连绵起伏，不仅多，而且高。我们玉陈村南地那块沙岭，叫作城岗。听名字就知道它有多高了，加上当地的自然海拔，达到了80多米高。
岗岭可和一般的山不一样。我们熟悉的山，基本都有石头，但我们这儿的山，都是沙土堆叠而来的。岗岭是一道一道的，密密麻麻的，种了很多树。我记得当时种了很多果树，有枣树、杏树、李子树，其他的都是一些实用树，栽一些椿树、楝树、毛白杨，基本都是乡土树种。岗岭上面，长了很多酸枣棵，就是那种带刺儿的，还长了很多像荆棘一样的扎人的灌木。再下面，还长了一层黄白草、茅草。
地形复杂，植被茂密，土匪就容易藏身在这里。在那个时期，仅仅尉氏县西一带就有“匪杆”数十个，带领的土匪少的有数十人，多的有数百人。匪杆就是小头目，虽然不是大土匪，但也是为恶一方，老百姓苦不堪言。还有一些临时纠合起来的“小杆子”和单枪匹马的蟊贼、草寇，更是常常骚扰老百姓。
尉氏县早期出现的土匪，有名的当数王殿卿、梁章义、黄伦兴。他们杀人越货，绑架抢劫，可谓是作恶多端。当地群众就编了顺口溜，道出他们的可恶：“宋家寨赛北京，王殿卿是朝廷。梁章义是总兵，南杀北战黄伦兴。”
尉氏县土匪发展中期，黄老三、师老七等匪首相继而起。在当时，这些匪首手下都有人，手里都有枪，成了“割据”一方的“土皇帝”。简单举两个小例子，有一次，土匪头子黄老三骑着马到外面兜风，看到一个人在路边的树下乘凉，掏出手枪就把他打死了，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简直是草菅人命。小土匪头子朱玉修，把人家打死后，还通知死者家属：“该埋人啦，在西岗上！”丁香李村的小土匪李新堂，看中了村里别人家的新媳妇，就当着村里人的面把裤子一脱，直接钻进新房，把人家刚过门的媳妇糟蹋了。
匪患不除，不仅威胁老百姓的生命，还威胁政府的统治。早在1938年，国民党尉氏县县长赵一鹤就曾借助驻军的力量进行过一次全县大清剿，当时号称杀匪三千多。但是由于清剿活动开展得过于草率，杀了不少无辜百姓，匪患反倒有增无减。在这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培植、纵容下，尉氏县就出现了曹志生（绰号曹十一）这样的大匪魁，在尉氏为非作歹十多年。
真正卓有成效的剿匪反霸，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1947年，中共尉氏县委刚成立，就着手开展剿匪工作。当年5月到年底，共产党发动人民群众，依靠人民武装力量，消灭了县东王道成的土匪队伍。1948年，在县南的水台村内，又全歼了曹十一的民众自卫总队。1949年又开展了清匪反霸斗争，捕捉匪首140多人，这次剿匪工作消灭了大部分潜匪、散匪和恶霸。
新中国成立初期，尉氏县的漏网残匪短暂组织起了“国防盟军联防司令部豫东剿共指挥部”，当时网罗了匪徒300多人，进行武装暴动，妄图对抗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尉氏县委的领导下，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一举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从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我们村那个时候也是个土匪窝。大营的土匪头子是黄老三，他背后的靠山是谁？就是曹十一。曹十一可不简单，他是豫东的土匪头子。
1937年，行伍出身的曹十一，把县西的土匪头子们都笼络到一块儿，他自己称司令，树立旗帜，招兵买马，队伍达到了1000余人。国民党反动派非常欣赏曹十一，曾收编曹十一的队伍。曹十一的队伍逐渐壮大，手底下的兵就超过了3000人，曹十一又被委任为泛东挺进军第四纵队少将司令。日本投降后，曹十一当上了国民党保安第九旅少将旅长，兼尉氏县县长。曹十一势力最盛的时候，不但尉氏的土匪对他俯首称臣，就连长葛、扶沟、鄢陵、中牟等一带的土匪，也惧他三分。官、兵、匪三位一体，曹十一成了豫东赫赫有名的匪魁。
为啥说到曹十一？因为曹十一的祖籍，就在我们邻村的陈村。黄老三为啥能拉起队伍，成为大营区的一霸，为害一方呢？就是因为曹十一的一个本家姐嫁给了黄老三。这样论起来，黄老三还是曹十一的姐夫。
我们村的土匪很多。曹十一有11个结拜兄弟，我们村就占了5个。这5个土匪头子，仗着曹十一这个“天王老子”，那是天不怕地不怕，坏事赖事都做尽了，全村的老百姓有苦难言，日子是水深火热。他们希望政府给他们派一个救星过来，把村里的土匪恶霸都铲除干净，还老百姓一个干净安全的青天白日。
也就是在这样的呼唤中，焦裕禄带着伟大的使命来到了大营区。焦裕禄是怎样一个人？我说了不算，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嘴里有评判。我父亲生前经常给我说，老焦在这儿当区长的时候，才20多岁，但大家都乐意喊他老焦，还带上“黑”字，连起来称呼他“黑老焦”。
我们也都叫他黑老焦，因为他个子长得比较高，脸比较黑。这个称呼，完全是从长相上得来的，很家常，也很亲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焦裕禄和我们群众的感情好啊。
焦裕禄是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人，是一个走群众路线的人。他到村里工作，见到年长一些的，就亲切地喊大爷大娘；见到年轻一点的，就称兄道弟，有时候也叫哥们儿，叫得人心里面暖乎乎的，都愿意和他亲近一点。为了了解匪患的情况，他经常走街串巷，走访群众，也到过我家里了解当地土匪恶霸的情况。
焦裕禄说话的方式，我们听起来很家常，很亲切。他经常给我们村里人讲他的家庭历史，讲他年轻时的经历。他说他的爷爷被日本人枪杀了，父亲后来也被逼得悬梁自尽了，他还当过煤矿工人，还说当时是怎么逃出来的，又是怎么到的宿迁，怎么参加的共产党。他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这些亲身经历，就是想告诉大家，他和我们一样，也是贫苦老百姓，都是吃尽了旧社会的苦头，都是在苦日子里走过来的。将心比心，也就拉近了和群众的距离。
大营刚解放那会儿，形势还比较复杂，焦区长的工作环境其实是很险恶的。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焦区长经常和土匪演空城计。那时候大营区部的人少，武装力量也少，焦区长担心土匪打砸区部，晚上就很少在区部休息。焦区长房间的门，有时是半开着的，有时又是敞开着的，白天黑夜都是这样。看着里面好像有人一样，实际上人早出去了，给想晚上来搞破坏的土匪一个假象。为了更好地迷惑敌人，到了晚上，焦区长的屋子里就点上灯，笔呢，就放在办公桌上，笔帽也不盖，旁边再放半杯茶。
夜里睡觉的地方，也是不定的，有时候还需要临时换地方。比方说，夜里住在这户人家，把门一闩，从外面看起来好像是晚上要在这里休息了，但过了一会儿，神不知鬼不觉地，焦区长又从后墙翻出来，到另外一家去睡了。
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焦区长和土匪恶霸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焦裕禄任大营区区长的时候，李小虎是他身边的通信员。李小虎是小名，他的大名叫李逊喜。我二十五六岁的时候，任的是玉陈村第七生产队会计，李小虎当时是第五生产队队长。我经常会去第五生产队，向他们的老会计讨教业务。
我和李小虎的关系很好，如果从私人关系上来说的话，我们是以异姓叔侄相称的，我称他为叔。在平时的闲谈中，李小虎总会说一些过去的历史，时不时给我讲一些焦裕禄的事情。
李小虎给我说，焦区长非常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去分化瓦解敌对势力。土匪们之间也有矛盾啊，黄家村的黄守彦和黄老三就有矛盾。在我们看来是“狗咬狗”，纯粹是为了争人争枪争地盘。焦区长就看准了这一点，把黄守彦叫到区里，耐心地给他做思想工作。黄守彦缴枪投降，获得了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黄老三的势力，也就相应被削减了。类似的事例，其实还有很多。
另外一个被争取过来的土匪，是梁长运。梁长运是给黄老三扛大枪的，算是黄老三的亲信。那时大营区有一个剿匪骨干，名字叫李明。焦区长是怎么做工作的？他就交代李明的老婆，让她和梁长运的老婆聊天。两个女人，一边做着针线活儿，一边就把思想工作做了。焦区长的话，就通过李明的老婆，透给了梁长运的老婆。其实也不是梁长运耳根子软，当时焦区长的思想劝说，从梁长运老婆的嘴里说出来，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转过头来，梁长运就给黄老三做思想工作，传达的意思是：你也看见了，黄守彦缴枪投降，我们都对他宽大处理，把他放回来了，你要是放下枪，我们也会争取对你宽大处理的。
焦区长和黄老三是对手。两个人，在当时的形势下，那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但焦区长的胆子很大，有勇有谋，为了擒获黄老三，他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就是要和黄老三拜把子、交朋友。明面上是拉近关系，实际上是为了让黄老三放下戒心，等黄老三放松警惕的时候，再出其不意地把他逮捕了。其实现在回头想想，那真是凶险重重，九死一生。当时焦区长身边有一个姓马的助理，马助理就劝他，你千万不要一个人去，一是防着黄老三那边人多，二是防着黄老三摆鸿门宴，到时候咱这边就被动了。咱可以带自己的酒去，在饭桌上不喝他们的酒。马助理就看向李小虎，问他：“到了喝酒的时候，以防万一，通信员能不能先喝？”李小虎知道他的意思，就拍着胸脯说：“你就放心吧，就是毒酒，我也一口喝了。”
这边安排妥当，焦区长就带着人去赴黄老三的约。结果刚走到半路，他们就撞上了黄老三，便跟着到了黄老三的地盘。不过那一次，他们并没有喝酒。
李小虎告诉我，当时焦区长就提出和黄老三拜把子，当场就要称兄道弟。焦区长说：“三哥，我把黄守彦都放了。你把枪一交，我们也把你放了。”为啥这样说呢？焦裕禄是想把黄老三的枪先骗出来，再考虑接下来怎么办。那时候黄老三有不少枪——300多支长枪，100多支短枪。
焦裕禄还给黄老三指了一条明路。民间流传下来的铜钱很多，黄老三不妨收一些铜钱，出去做生意。焦裕禄就三哥长三哥短地做黄老三的思想工作，欲擒故纵，斗智斗勇。到了后来，黄老三就一步步被孤立了，焦区长通过智谋逮住了他，公审后把他枪毙了。
我平时是喜欢写一点东西的。特别是退休后，我多方搜集素材，尝试着创作了一部关于焦裕禄剿匪反霸的话剧。之所以创作这部话剧，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在这之前我已经创作了几部话剧，有了一定的基础和能力。二是我退休后，患了股骨头坏死病，待在家里的时间增多，我就看了很多尉氏县的文史资料，逐渐了解了焦裕禄在大营区剿匪反霸的事情。以此为蓝本，结合着李小虎讲的一些焦裕禄的故事，整部话剧就创作出来了。另外，一位叫陈西进的老先生，他以前也是土匪，但不是主犯，被焦裕禄争取了过来，并跟随焦裕禄在区部工作过，也给我讲了很多有关焦裕禄剿匪反霸的故事。
考虑到现在玉陈村有些人是曾经的土匪恶霸的后代，所以除了焦裕禄用了真名外，我在话剧中几乎都用的是虚构的名字。既有马助理、李成、小陈、曲大婶、兰英、郑青、二货这样的正面人物，也有黄三丙这样的反面角色，同样也有像陈西进一样的被争取、被改造的人物，如黄右银、梁发昌等。我希望通过这部话剧重现当时焦区长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剿匪反霸斗争。
内心独白：1949年，焦裕禄同志奉调大营区区长，负责领导剿匪工作，我被派到他身边做通信员，那年，我刚满18岁。
转眼间50个年头过去了，昔日所发生的那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常常在眼前浮现，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一样。我常想把他那种惊人的胆略和与人民群众血泪相连的情感讲给人们。
今天是个好机会——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也是焦裕禄剿匪50周年，又正值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焦裕禄同志题词35周年，借机我就讲给恁吧。以此献给我已故的老领导并作为对他的怀念。
故事就从他上任这天说起吧。
（乐起，屏幕上呈现出1949年春某天上午大营区野外景）
起伏绵延的沙丘，曲曲路径，枯树几株，枯草蓬生，田间禾苗枯萎。丘间新坟座座，魂幡飘荡，鸦鸣鹊噪声夹杂着远处传来的哭泣声……风起，沙尘弥漫，远处隐约浮现出黄粱的村落，茅屋参差，呈坍塌状。
衣衫褴褛的七八个男女，或推独轮车，或肩挑担子，携儿带女，有的不时地回首张望着。
霎时，远处村内火光起。幕后哭声大作。
幕后匪独白：妈的！都剩了些老不死的。弟兄们，追呀！
一青年妇女往前跑，一匪徒于后紧追不舍。
匪甲：去年兄弟们就死在你们这些穷酸的臭屁手里，还往哪儿跑？
（一声枪响，青年妇女应声倒在路边树下。匪徒甲上，急忙跑向死者，捡起包裹，欲打开时，匪徒乙上前顺手夺去）
匪乙：妈的！几个糠菜馍，几件破烂衣。（随后掷于地。匪甲欲搜死者身）慢！待老子我先看一下。（匪甲不服，被匪乙打一耳光）后退！再后退！
匪甲：你……还打我哩。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让你放倒了，连鲜味也尝不到了。
匪乙：撵得这么紧，也没看清楚她是个女的，要不……
匪甲：真晦气！（二匪徒下。灯光亮。焦裕禄上场。又一阵狂风起）焦唱
奉调令上任我把路赶，行走在曲道上举目四看，好大的风沙呀！
地茫茫天苍苍天昏地暗，风啸啸沙漠漠风沙弥漫。
随风声送来了哭声不断，近处看反常事布满荒原。
东村里茅屋草随风飘卷，西村头乞丐行男女不辨。
南岗头新坟上风扯魂幡，北坡边避风处横卧饥寒。
天地间人世上怪事多现，中原遍布疮痍血泪斑斑。
众生灵陷困境深遭涂炭，见此景不由我心似油煎。
无名之火胸中燃，苦辣酸涩味俱全。
黎民身负三重山，共产党人责任大如天。
党中央把剿匪指示下，定为黎民解倒悬。
此番来到大营地，组织群众歼凶顽。
任凭浪高风云险，也难不倒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