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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陈振山
个人简介：陈振山，1931年出生，大营镇玉陈村人。
采访：刘瑞朝 代丽
摄影记者：马绍坤
1948年，焦裕禄来到大营，就把大营区划分为大营、寨黄、椅圈马、玉陈、门楼任、石槽王等几个乡，实行大区小乡制。那时候，国民党还有一部分残余势力，土匪恶霸还比较猖獗，群众暂时还发动不起来。要想开展剿匪反霸，就必须依靠群众；要想依靠群众，就必须想方设法发动群众；要想发动群众，就需要宣传党的政策，靠党的政策争取民心。
那时候，学校停课了，我整天待在家里也没有事干。机缘巧合之下，经过别人介绍，我跟着梁长运，加入了宣传党的政策的队伍。梁长运是当时我们玉陈乡的乡长，焦区长有什么最新指示，都需要他在玉陈乡落实。
那时候我还小，梁长运也没有给我发枪，也不会给我发枪，毕竟我年龄达不到。我得拿些什么东西啊，我就拿了一根棍子，跟在梁长运他们队伍的后面，到乡里的各个村去宣传党的政策。那时候宣传的政策主要是：打倒土匪恶霸，让穷人们都翻身得到解放，实现“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妇女也能翻身当家作主”。宣传比较多的是剿匪反霸，怎么样加入剿匪反霸的队伍，另外还会劝说国民党残余势力把手里的枪给交出来。我记得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们（国民党残余势力）投案自首的话，我们争取对你们宽大处理。
我也跟着梁长运他们参与了好几次缴枪活动。我记得在宋家寨的时候，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了，国民党残余势力都坦白了，把藏着的枪都交了出来。那时候藏起来的枪真不少，装了满满的一车子。要是这些枪一直掌握在国民党残余势力手里，迟早都是祸患啊！
我那时候还小，还是上学的年龄，只是因为停课待在了家里。我第一次见到焦裕禄，是在村里一个地主家的院子里。那时候，大营区部曾短暂地从大营乡迁到了玉陈乡这里，区部全体干部都住在我们村的一个地主家。我记得那个地主家的大门是向北开的，院子很大，厨房是在西边，一棵石榴树就长在厨房的前面。
我第一次见焦裕禄，是在夏天。为啥说是夏天？因为天气逐渐热起来了，花都基本开败了，但地主家厨房门前的那棵石榴树，满是绿叶子，石榴也已经青皮了。我看见焦裕禄正和一堆人在厨房门口吃饭。
他们有的半蹲着，有的站着，边吃边聊，很自然，也很随意。这一二十个人里面，有梁同来，有马振营（音）。焦区长在他们中间很显眼，大高个儿，细长条，黑瘦黑瘦的。我当时就想：这就是家里人一直在说的焦裕禄？长得又黑又瘦的，看起来和咱们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大区别啊，也没有一点官架子，和老百姓吃一个锅里的饭，穿的也都是很普通的衣服。
那一天，他没讲太多话。他号召说，大家都要团结起来，多宣传党的政策，打倒土匪恶霸。
和焦裕禄接触久了，我就不满足于当宣传员了，一直在找机会，跟着他们去打土匪，去斗恶霸。有一次，焦裕禄带着队伍要去打水台的土匪。他们从村子里整装出发后，我就偷偷跟在队伍后面，希望能跟着焦裕禄打一回仗，长长见识。队伍是从村里的大路往外走的，快走出村子的时候，焦裕禄发现了我，把我拉了出来，不让我再跟下去。他弯下腰对我说：“今晚要打仗，你还是个孩子，也没枪，太危险。”他就让我回家去，不让我跟着他们冒险。
焦裕禄和大营区大土匪头子斗智斗勇的事，我们玉陈村的很多人都知道。焦裕禄和黄老三拜把子，完全用的是计谋。黄老三是大土匪头子，焦裕禄是共产党的区长，俩人是死对头，不可能是真拜把子。焦裕禄是用拜把子的方式来分化瓦解黄老三的势力呢！
焦裕禄先和黄老三套近乎、拜把子，到最后捉住黄老三，这其中也有梁长运的功劳。梁长运本身也是一个土匪，但他改过自新，投靠了焦裕禄，焦裕禄对他很好，他也真心服从党的政策和党的指挥。梁长运在焦裕禄和黄老三之间做工作，最后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时候拜把子，交朋友是第一步。俩人是在一个庙里拜的把子。黄老三身上带的有枪，焦裕禄带的也有枪。拜把子前，双方都要把枪交出来，放到供神桌上。焦裕禄的枪，推到黄老三面前；黄老三的枪，推到焦裕禄面前。
俩人就开始起誓了。焦裕禄说：“咱都是凭良心拜把子，如果没有诚心诚意的话，那就让面前的枪走火。”这起的也是毒誓，是拿自己的性命起誓的。但焦裕禄很聪明，焦裕禄带过去的手枪，是一把二手手枪，提前把撞针给薅出来了。也就是说，虽然压住子弹了，但没有撞针，子弹没法打出来，是个哑枪。但黄老三的枪，还能上膛正常开枪。一旦出现意外，有突发情况了，焦裕禄拿到黄老三的枪，就可以保证绝对的主动和安全，这真正是做到了万无一失。
俩人拜了把子，焦裕禄就说：“枪没有响，可见咱俩都是实心实意的。”枪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响呢？这利用的便是黄老三的迷信思想。后来，黄老三被捉住后，就对焦裕禄说：“我要早知道是这样一个结局，就不和你交朋友了。有几个焦裕禄，我也都给打了。我现在是栽到你们手上了。”黄老三被抓起来后，就是游街、批斗、开公审会，最后当着很多老百姓的面，把黄老三给枪毙了。
批斗黄老三的时候，我在现场，我是在现场负责外围放哨的。虽说是捉住黄老三了，但当时焦裕禄还是很谨慎，县政府、区政府也都很谨慎，因为黄老三手底下的土匪还有些没有捉住，他们要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劫法场，咱们这边不做任何应对措施的话，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我记得，那正是麦口时候。麦子虽然黄梢了，还没到收割的时候。当时是用四轮太平车搭的一个平台，也就是批斗台。各村的农会就组织群众，带着受过黄老三欺负的群众，赶到公审大会现场。也有学校带着学生，去看批斗黄老三。
批斗台下面真是乌泱泱一片，那些受过黄老三祸害的群众，眼睛睁得很大，声音很高，情绪也都很激动，他们轮番上去批斗黄老三。他们问黄老三犯过什么事，黄老三就承认什么事。有两个女的，也是到前面诉苦，诉着诉着，就从衣服里拿出剪子，要去扎黄老三，焦区长就让人拦住她们，没让她们下手。
我那时候算是区队的一员，没有配发武器，就拿了根棍子，和民兵站在外围放哨。现场老百姓的情绪很激动，后来我就听见焦裕禄问参加批斗会的群众：“你们说黄老三可杀不可杀？”群众都异口同声地说：“可杀！可杀！”声音震天响，我即便是站在外围，也感到非常震撼。
黄老三接着就被枪毙了。黄老三一枪毙，剩下的土匪，跑的跑，投案的投案。群众也都更加相信共产党，对共产党不再抱怀疑态度。群众被发动起来，农会也开始公开活动，形势就一天比一天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