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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期刊现象的产生，既有客观现实的需要，也有在具体应用过程中的偏差。作为一种现象级的社会客观存在，尤其关涉不同对象的各方面切身利益，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声音。总体来说，社会各界对核心期刊现象普遍存在两种对立的看法：
（1）基本肯定核心期刊的研究及其应用
这主要反映在科研管理部门、行业协会、核心期刊遴选体系研制者、部分个体研究者层面。例如，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关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研究项目，1999年、2003年被列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大课题项目。叶继元在文章中也谈道：“教育部已正式启用CSSCI作为重点研究基地评估、申报的依据之一。许多高校已将CSSCI作为文科教师科研评价的依据。”
客观地说，几十年来我国对核心期刊问题的研究与应用，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我国文献计量学科完成了对“舶来品”的消化与吸收，研究成果颇丰，基本形成了一套学科体系，推动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理论进步。操作实践层面，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也各有所长、各具特色，遴选指标不断完善，数据统计计算机化，精确程度不断提高。这些对核心期刊问题的深入探索，为我国文献计量学、图情学、管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开辟了新的路径。
二是揭示了我国期刊发展的基本态势、集聚与分散规律。从核心期刊功能应用的初衷来看，对指导图书馆利用有限的经费和馆藏空间，有选择地订阅数量巨大的国内外期刊，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公布的学术类期刊就有6430种，面对如此量级的期刊群，各种“核心期刊要览”无疑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指导订阅指南，这对广大图书资料工作者是个福音。同时，“核心期刊要览”对读者的定向选择、有效阅读、作者有目标性地发表科研成果等也起到了一定指导作用。
三是激励、推动了我国期刊质量的全面提升。有比较有竞争才会有发展有提高，打破过去以行政级别界定刊物级别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实际结果也证明：在学科分类清晰的核心期刊排名表中，连续排名靠前的部分期刊，总体质量水平相对较高，这就为期刊编辑出版者提供了竞争分析的参考资料。同时，“论文引证”“参考文献”标注要求，强化了作者对别人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尊重意识。
四是为科研导向、科研管理提供了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分析参考数据，增强了科研管理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指导性。比如，通过引文量指标对引文所共同具有的一些基本要素或特征，如文献类型、学科主题、语种、出版年代、引文来源等进行分析，可以得出按文献类型、语种、出版学科或主题、作者、国别等分类的期刊的分布状态，并可据此分析和了解某一学科的研究动态、发展情况以及该学科的核心作者群；还可以根据某一名词、某一方法、某一理论的出现时间、出现频次、衰减情况等，分析和评估学科研究的基本走向、研究进展；还可以拓展出多种统计、排序信息；等等。
（2）基本否定核心期刊遴选活动
这主要反映在一些特定群体、特定领域。比如，按核心期刊研制标准评估处于劣势或不适合的对象，如人文期刊，绝、偏、冷等小众学科从业群体，专技、普教等领域从业人员等。一些坚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能采用量化评价方法的人士，也发表了很多批评核心期刊应用于各种评价的文章。否定核心期刊作用的理由主要有：
一是认为核心期刊理论照抄照搬、缺乏创新。如“遴选方法陈旧、遴选指标全盘西化”“游离于国情与国内学术研究的特点，评价体系没有多少中国特色”“核心期刊幼稚病”“科研管理部门的无知和无能”等。
二是认为核心期刊遴选功能异化、蜕变。如“另类的血统论、出身论”“乱了规矩的学术闹剧”“浪费了有限的出版资源”“恶化了学术期刊生存环境”“严重毒害着中国学术界和期刊界，造成了学术的极大混乱”“助长了浮躁的学风”“劣币驱逐良币”“学术研究的异化、学术的悲哀”“扼杀学科整合和边缘学科的发展”“败坏了编辑出版行业的职业道德”“流于形式的公害”等。
大量学术研讨、文章集中对核心期刊僭越评价功用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清算。概括起来主要有：
①导致（引文）数据崇拜
在我国现阶段各种学术评价、评选以及职称评聘、项目评定等活动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重视数量和数据，特别是引文数据、转载数据，往往直接就是质量和水平的代名词。比如，我们经常在一些知名媒体的新闻报道或不少官方、著名学者的言论中听（看）到如下经典的描述：中国科研已经“脱贫”，却还未“致富”，虽然目前我国SCI论文总数居世界前列，但反映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却居世界100位之后，论文数量增长与质量下降并存。以引文数量、发文数量（尤其是在国外期刊）为硬指标的衡量工具导致了以下严重后果。
一是催生了剽窃、编造研究论文现象和假期刊产业。科研“大跃进”导致论文数量剧增，伴生了抄袭、重复、编造、注水、批量生产等学术泡沫。如2010年曝光的井冈山大学两位讲师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的70篇论文存在造假现象，被一次性撤销。这起在中国SCI论文饥渴背景下发生的疯狂案例曾令国际舆论哗然。当然，这类事件国内外都有，但从我国近年来暴露出来的问题看，还是比较严重的。
二是造假引用数据层出不穷。数据决定一切，为了提高论文的引用率，一些学者、期刊有意识地进行了功利性的“互引”。据南京大学CSSCI研究人员称，通过数据分析，这种情况在一些期刊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三是抑制了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为应付定期的数量考核，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学科研人员不得不打破研究步调和规律，搞短、平、快的“硬产出”以提高“学术GDP”。这种以工具理性为导向的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成为学术浮夸的“催化剂”，使学术界出现畸形的恶性竞争，严重影响了学术的发展，也必然诱导人们把很多学术之外的目标掺杂在科研思维中，进而渐渐消磨、吞噬真正的科研兴趣、志向和追求。曹卫东曾撰文指出，在量化考核体系下，学者的研究成果被量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数字，表面上看，这种方法简单易行，是一种合理甚至公平的学术评价机制，但事实上是把复杂的智力劳动简化为单一的机器生产，抹杀了个人创造潜能的多样性。
四是期刊滥发论文。一些期刊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不顾文章质量水平，大肆收取版面费，粗制滥造、内容低劣。全年发表论文数量在2000篇以上，单篇文章1～2页，刊期为旬刊、周刊等的所谓学术期刊充斥市场。
②导致核心期刊崇拜
一种社会崇拜现象往往是辐射面较广泛、社会关注度较高、影响力较大、崇拜对象较具象的群体意识或行为。国内对科研成果数据的崇拜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且集中反映在了“核心期刊”上。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以刊评文，唯核心期刊论英雄。我国大多数教学科研单位都有科研考核的“核心期刊表”，具体规定不同职称级别晋升与聘期考核、博士毕业要发表的论文数量。即使现在一些单位意识到核心期刊问题的片面性，力图以代表作制度取而代之，但在具体操作时仍然摆脱不了“核心期刊标准”。因为大的社会环境没有变化，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制度的建立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科学的成果评价体系和成熟的学术规范、学风建设也非一日之功。所以，除了少数国家层面项目采用同行评议的小样本评优、评估、鉴定等外，大到一个单位的业绩或竞争力要看单位职工发表的核心期刊论文总量，小到个人的职称评审、科研考核、项目申请与结项、成果评奖等，都要看核心期刊发文数。钱荣贵尖锐指出，有些单位“六亲不认”，只认核心期刊，且辅之以重奖，这样一来，许多人做学问的终极目标似乎就是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发文章，至于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文章的价值作用已无暇顾及。
二是极度推崇所谓国外“核心期刊”。国际上有不少引文索引库，如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就是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ISSHP（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会议录索引）就是三大人文社会科学索引数据库。有选择、有节度地利用好这些工具，对引导科研人员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进行学术探索、融入国际学术研究前沿领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引入《科学论文索引》（SCI）这一标准，对改变当时松散的学术管理状态和坐井观天的学术研究风气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在国内核心期刊之学术评价功用大肆泛滥的情况下，也许正应了“物以稀为贵”的规律，我们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一些大学和科研单位逐渐不满足于中文核心期刊数量和声誉，开始不分领域、不分学科、不顾历史文化政治特色，狂热追求在SCI、EI、ISTP、SSCI、A & HCI等索引来源期刊（会议录）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其多寡作为单位和个人评价的一个最高标准，并不惜财力、物力给予鼓励，甚至弄虚作假。一些关于大学、学科的竞争力考核评估，更是对此赋予了很大的权重，一时引得无数英雄低眉折腰。学人也以在向这些期刊支付高昂的发表费用后能发表文章为尊荣。
三是导致学术资源外流风险。推崇国外“索引来源期刊”，不仅使我国学术资源外流严重，而且助长了学术泡沫的国际化传播，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有学者更为忧虑地指出，这些国外引文索引数据库基本上是以西方英文期刊作为统计来源刊的，在人文社科领域，其选择来源刊的旨趣显然具有地域、文化、历史、民族甚至意识形态色彩。而且，近些年这些商业化的引文索引数据库还逐渐形成了资源垄断霸权，收取我国用户高额的使用费且不容谈判。为保持其垄断性、稀缺性，还对我国学术期刊的加入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和收取不菲的系统使用费。
以上这些关于核心期刊现象的利弊褒贬言论，实际上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国各领域逐渐自省、自立、自主的过程。那么，核心期刊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呢？
否定核心期刊乃至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之批评，确实有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比如没有认识到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所发布的成果并不仅仅只是个“排名表”，其中包含着大量有价值、对期刊发展有参照作用的分析结论。但不容回避的是：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自身缺陷和科研管理部门对核心期刊的过度应用，以及学术期刊界既被动（迫）跟随又狂热追捧的双面人角色，是造成核心期刊现象加剧“异化”的基本原因。具体表现在：
（1）核心期刊遴选体系存在不足
①功用超出设计
如前所述，这些体系的研究无疑属文献计量学范畴，同时兼有目录学、图书馆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一些特征，从其理论基础、指标体系、操作程序、原始用途来看，筛选核心期刊仅是从文献收集、期刊馆藏、读者利用的角度对期刊进行的一种遴选，且即使从这个用途角度看，按学科遴选出来的核心期刊也并非完全能满足各具特色的专业馆藏。进一步讲，从被引率、影响因子等指标确实可以统计出期刊的相对影响力大小，对期刊水平的判定也有参考作用，但毕竟不同于期刊优劣评价的标准，更不能“文以刊贵”。
②遴选结果差异大
受遴选目的、遴选指标、计量方法、来源资料、统计时限等因素的制约，即便是对同一学科或专题而言，上述因素哪怕有细微的差别，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对此，钱荣贵曾做过比较研究。他假定我国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有2500种，对“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大2004年版-A）、“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要览”（社科院2004年版-B）和“中文社科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南大2004年版-C）三大体系中人文社科期刊的入选情况进行比较，结果如下：
三大体系中2500种期刊入选数和入选比例情况分别是：A.689种（含部分地理科学类），约占总数的28%；B.344种，约占总数的14%；C.461种，约占总数的18%。
三大体系入选期刊重合数和重合比例情况：A与B重合315种，实际选出1033种，重合度约为30%；A与C重合385种，实际选出1150种，重合度约为33%；B与C重合312种，实际选出805种，重合度约为39%；A、B、C三者重合288种，实际选出了1494种，重合度仅为19%。
上述三大遴选体系重合度如此之低、结果差距如此之大，假定排除人为调节原因，那只能说明其遴选指标、权重、数据来源、统计方法、研究趋向等都存在着很多不同，结论自然也就相去甚远。这里尤其要提及的是文献被二次转载（摘）后再被引用的指标值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应当设置更高的指标权重才合理，但一些核心期刊遴选体系却不将其列入统计范围。
③被引率统计的基础数据很有限
被引率是各种遴选体系的核心指标，然而，人文社科研究的标引文献最主要的是来自图书而非期刊论文间的相互引证，而且引文数据十分有限。据苏新宁统计，在2000—2004年CSSCI论文引用文献类别中，来自图书的参考文献约占全部参考文献的2/3，期刊论文数量仅仅接近引用文献总数的1/3。更令人担忧的是，其中还存在着大量无引文文献的论文（见表3-1）。
表3-1 2000—2004年CSSCI论文、引文数据概况
从表3-1中可看出：2000—2004年CSSCI共有来源文献331320篇，有220094篇有引文文献，111226篇无引文文献，无引文文献约占33.6%。尽管我国人文社科文献的篇均引文数和有引文文献的占比基本在逐年增长，但至少说明通过期刊论文间引证关系推论出的某些期刊排名是有局限性的，而且也无法证明无引文文献论文（或期刊）的质量水平高低。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大量新兴交叉学科的引用并不集中在本学科期刊所载论文中。比如陈传明和刘建海通过对2000—2004年CSSCI管理学论文引用的期刊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知识成果引用最多的期刊竟然不出在本学科领域范围内
。这的确需要引起人们的深思。
④数据滞后、圈定来源刊主观成分大
各种遴选体系尽管年度或几年评选一次，但使用的数据滞后
，即使是比较动态、及时的南大CSSCI来源期刊数据也时滞1年。而且由于人文社科文献的半衰期不同，按一个时间段统计出来的数据也有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当然，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些遴选体系的数据采集、统计、调整半透明或不透明，显然缺乏公众审视环节。从各种遴选体系圈定来源刊的样本看，也有“宽容”之处，如一些期刊无论从其学术质量水平还是在学界、业界的影响力来看，明显不符合入选的标准，但为了平衡地域性、少数民族类刊等各种因素，还是做了适当调整。
然而，出于种种因素的驱动，近些年学术期刊分版、扩版、改版、定位调整等较为频繁，核心期刊遴选体系很难及时了解、变更和准确反映这些变动。同时，刊物分类对最终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我国大部分刊物专业性特征不强而综合性特点突出，因此只能对刊物大致分类，这就不能不影响统计结果。比如，各种体系对大学学报、社科院系统期刊的学科归类就不一致，分析结果自然不同。综合性期刊一般都含有较大的核心区学科数量（如表3-2所示），如何分类、归类，直接影响最终统计结果。就是专业类刊也非纯而又纯。比如，专业性学科特征非常明显的《经济研究》杂志，其发文仍然涉及了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7个学科。
表3-2 部分综合类期刊所涉及核心学科数
（2）科研管理与评价部门过度使用
前面已详细分析了科研管理部门选择核心期刊表作为学术论文评价工具的原因。在实际工作中，尽管有些单位对核心期刊表也做了些许调整，但使用核心期刊指标的导向并没有改变，且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在科研统计、成果认定、职称职务考核评定，甚至全国高校机构与基地评估、成果评奖、项目立项、名优期刊评估、人才培养等众多层面，都把核心期刊的论文数量作为重要指标和依据。
有政府主导型学术管理与评价体制的推动，唯核心期刊论、以刊评文的做法很难在短期内扭转，这无疑加剧了学术功利、学术浮躁、学术垃圾、学术腐败等核心期刊现象的负面效应。
（3）期刊自身存在问题
①我国科研论文著录及其格式混乱问题
关于我国学术研究的编排规范问题历来存有争议。目前，在人文社科期刊界最通行的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且不探究该“规范”研制者出台、推广的目的与手段，只从实际效果看，就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有利于规范学术研究，不仅遏制了普遍存在的随意注释、注释缺项的现象，而且为网络化时代促进我国科研成果管理的数字化，为阅读、检索、传播科研成果做出了贡献。二是认为这个为了“检索与评价”目的而出台的“规范”，不仅与所谓的国际规范（国际上没有这样的规范）不接轨，而且其呆板的、缺乏宽容度的规定也不适合个性化突出的各种类型的学术期刊。
目前期刊的文献标引著录存在很多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刊物的文章中基本没有注释或参考文献，不引、漏引现象突出。还有不少期刊为了迎合核心期刊遴选体系，不是在文章内涵质量上下功夫，而是一味追求被引次数，不恰当地减少有效载文量数。更有一些作者或期刊弄虚作假，过度自引、互引、伪引、恶引、漏引、负面引、模糊引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以引用率为核心指标的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的结果。
②期刊社盲目追捧，“名”多不压身
目前，关于期刊的评比名目繁多，让人眼花缭乱，粗略统计，有名号的就达二十几种。从组织者来说，有政府、行业管理部门，有协会、系统联盟，也有民间组织；从地域范围来讲，有全国的、区域的、各省市的，也有行业、系统跨区域的。很多期刊根本不在意这些评比的目的何在、水平高低、知名与否、可信与否、时效几何，只要弄到尽量多的奖项印在刊物上，身份、水平似乎就倍增，谁也不去探究其权威性、真实性、时效性。反正无人监督，无时间限定。由于评比泛滥、鱼龙混杂、腐败滋生，2002年11月原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曾专门就学术期刊、核心期刊相关问题公开进行澄清和答复，明确规定政府部门不能参与核心期刊评选活动。
造成社会普遍焦虑的核心期刊现象有诸多因素，需要社会各有关方面合力进行纠偏。尤其是在学术评价中过度拔高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所涉及的以下三个主体需要认真反思。
（1）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从“越位”回归“本位”
①“越位”是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的“原罪”
毋庸置疑，从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等研究角度看，核心期刊是客观存在的。对核心期刊理论、体系及其成果的应用推广，是该学科服务社会发展的价值所在。但从实践应用效果看，由于各种遴选体系功用“越位”，其系统性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即使现在很多研究证明人文社科核心期刊与其所载论文的质量呈正比例关系，也不能得出“核心=优质”“核心期刊=优质论文”的结论，这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核心期刊遴选体系遭到愈渐强烈、持久而系统批判的根本原因。
有个极端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2009年6月18日，汤森路透集团发布了有7000多种期刊影响因子的《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JCR，现相关业务已转入科睿唯安公司）。其中，《结晶学报A辑》（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A）的影响因子，2008年为2.051，排名2218，2009年就暴增至49.93，是2008年的24倍，排名第二，而同期的《自然》（Nature）仅仅增加了0.3倍，为34.48。该杂志影响因子如此巨幅的提升，居然来自2008年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SHELX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SHELX）的贡献，其作者是在晶体学领域声名显赫的乔治·谢尔德里克（George M.Sheldrick）。而这篇神奇的论文内容并不是从“0”到“1”的开山之作，而是关于一款结构解析工具软件发展历史的简介。据陈昊鸿统计分析，2008年《结晶学报A辑》共刊登了72篇文章，到2009年计算影响因子时总共被引用5966次，而乔治·谢尔德里克的这篇文章的引用次数就达到了5624次，贡献了94.27%的引用数量！该文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引用数量，是因为作者在文章中以及下载该软件的网页上提道：此文可作为本软件的引用文献，要求那些使用软件所得结果或其衍生结果作为内容的论文必须在参考文献中引用这篇文章。由于计算影响因子考虑的就是文章引用的数量，其结果就是巨大的引用数量直接将《结晶学报A辑》送上了影响因子的神坛，连《自然》也刊登评论专文《指标靠谱吗？——一篇文章引发的影响因子奇迹》，惊呼此种现象“令人吃惊”“罕见”。而此后，该期刊的影响因子又跌回了原先的个位数水平（2021年为2.33）。
②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应实事求是地描述自己的用度范围与不足
这些以学术面目开展的核心期刊遴选体系的研究，尽管也或清楚或模糊地声明不能简单地套用为科研论文的评定依据，但普遍处于“半推半就”的定位姿态，在人们“有总比没有强”的惯性思维推动下，误读和滥用核心期刊就难以避免了。比如，“鉴于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在社会科学论文的成果评价中，亟需确定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作为成果鉴定的参考依据，我们根据历年来的研究结果和数据分析，确定了1999年的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范围”
。“学术期刊都是通过专家审稿制度来控制期刊质量的，只有那些有创见、有水平的论文才能发表。期刊的审稿制度越严，论文水平就越高，就越可能被评为核心期刊。从这个角度讲，核心期刊表也可以当作评价个人或单位研究成果学术水平的参考工具，尤其是可以为宏观评价提供很好的参考工具。”
在强烈的抨击压力下，目前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已经普遍声明“只是为期刊的分析研究提供一些评价指标和数据，供分析参考”等，但还没有一种能够明确地、清晰地描述自己的用度范围，特别是没有严格厘清普遭人们诟病的将核心期刊与论文质量评价等同的问题，也没有哪种体系能够正确地、详尽地说明应当如何具体使用这些统计数据，更没有哪一种体系坦诚公开自己的真正“纰漏”和“不足之处”。
“救赎”需要外力的推动，更要靠自身的清醒。例如，已有研究者指出：“由于CSSCI是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引文索引，来源期刊是按一级学科评选的，二、三级及专门领域、跨学科、新兴学科的期刊，偏于应用性的期刊难免被关注不够，因此，绝不能说，非来源期刊中没有质量好的期刊，也不能说非来源期刊中没有好文章……尽管来源期刊的评选具有期刊某些质量评选的要素，但来源期刊的评选并非就绝对等同于期刊质量的评选。”
（2）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从“失位”回归“本位”
①“失位”是许多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迷失于核心期刊现象的主因
众所周知，现阶段我国学术类期刊基本是主办单位全额拨款的非营利机构，基本功能是本单位的“名片”，编辑是“单位人”，刊物是“单位刊”。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的学术期刊缺失独立性。靠依附生存，就必须反映本单位的行政意志。很多学术期刊承载了与“本位”不相干的使命，一方面要发表本单位的科研和教学成果，一方面还要收点版面费弥补行政拨款的不足。基于目前国内通行的科研评价管理体制，单位升级达标或通过某种评审或争取科研项目经费等都要有核心期刊科研论文数量指标，所以，作为单位的“名片”还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使命——争取“核心期刊”头衔。于是，不少学术期刊将进入核心期刊序列作为办刊头等目标，将之视为办刊最重要的业绩。可见，处于各种外在压力状态下的学术期刊“失位”并热衷于“核心期刊”名分是必然的现象。可以预见，办刊体制不改革，科研评价管理体制不转变，学术期刊还将被迫“失位”下去。
②回归学术“本位”是学术期刊价值之根本
2021年5月9 日，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这就是学术期刊的“本位”。但目前学术期刊普遍存在定位不准、创新力不足、功利化，特色不鲜明、千刊一面，水平不高、订阅量少等问题。学术界、期刊界和主管部门的一致看法是“全、散、小、弱”。很多学术期刊仅仅是在为少部分作者办刊，读者群小于或等于刊物的作者群。这种现象既反映不出学术期刊的价值本位，也不符合时代发展对期刊的新要求新期待。
近年来关于人文社科期刊的定位与发展的讨论很多，提出了不少有创见性的建议。如从综合性向专业性转变，从“学科综合”向“问题综合”转变，从“散”向“特”转变，从闭门办刊向开门办刊转变，从编辑为主体向编辑与专家共同办刊转变，从实名审稿向匿名审稿转变，从重编排形式向重内容质量转变，等等。教育部也曾发布指导性文件，“倡导高校学报走整合之路，创办代表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水平的专业性学报；鼓励若干高校社科学报进行合作或联合，走联合之路，把刊物做大做强；支持高校社科学报在保持各高校主办的现有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各地和各校的实际和特色，创办特色栏目和名牌栏目，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塑造各自刊物的学术个性和文化特征”
。可以说，期刊回归学术“本位”、避除功利化、强化创新引领已成为学界、业界的广泛共识。
（3）人文社科成果管理评价机构：从“缺位”至“正位”
①人文社科成果评价机构“缺位”导致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代行”了评价功能
我国科研评价经历了行政评议、同行评议、量化评价、综合评价等四个阶段。在这个历史演进过程中，运用指标量化评价方法可说是一个重大改进，普遍认为弥补了同行专家评议的不足。然而，在运用这些量化指标时，简单、机械、硬套、绝对化现象大量存在。面对海量的“成果”，不少科研评价单位缺乏组织综合评价的能力或耐心，无法对成果本身的创新性、规范性、科学性、学术意义、社会价值等内涵进行学理分析和学术价值的判断，反而特别关注成果形式、课题来源、发表刊物级别、被引次数、领导评价、获奖级别等外在形式的统计数据，这种所谓的倚重客观刚性指标评价，实际上变成了“行政领导、办事员与电脑的协同运作，而任何学术性的考量都变得十分多余”
。“当学术成果管理和评价部门无法从学术性的内部对论文的质量进行衡量与评估时，就不得不借助于外部的一些有限的制约机制了。”
这就等于变相地将学术科研成果的评价职能让渡给了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可以说，多年来，人文社科成果评价机构的“缺位”，是造成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越位”的直接原因。
②借鉴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成果，完善我国人文社科成果评价规范和标准
经过几年的试用，人们已经认识到：指标量化评价不能成为科研成果评价的唯一或最重要的方法，尤其是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这是因为：
一是指标量化评价法最先产生于自然科学成果分析统计中，是因为它较适宜于自然科学。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人文社科研究具有内部的复杂性与模糊性、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与真理检验的困难性、价值实现的潜在性与间接性、民族性与本土性、成果多样性与引文的长周期性等特征。这些不同决定了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体系不能简单套用指标量化评价法，必须充分研究这些特点并与我国人文社科研究的实际结合，才能找到真正适用于人文社科成果管理与评价的方法。
二是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不仅不能完全适用于任一个体的人文社科成果的评价，即使对期刊的影响因子的分析也只能局限于同学科范围内的期刊，否则就没有实际意义。对此，叶继元指出：“引文数据、来源期刊也具有‘两面性’。如果合理正确地使用它们，把它们作为论文评价、期刊评价、作者评价、学术机构评价的重要参考信息，那是非常有用的；反之，过度地解释和夸大其作用，特别是其评价作用，在当前学术引用不很规范，学术界自主性不强、评价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往往可能适得其反、造成危害。希望各科研、教育主管部门、科研管理部门、各高校、各期刊社、各位人文社科工作人员能正确看待CSSCI来源期刊，既不要高估，亦不要忽视，不要搞绝对化，不要把不应有的功能强加到CSSCI来源期刊和CSSCI上来，不要颁布硬性规定，不要将论文评价绝对等同于期刊评价。”
希望这个提醒引起科研管理与评价部门的高度重视。
可见，科研考核管理部门转向“核心期刊”的路径依赖，也并非毫无依据。我们在大加批驳科研量化评价的恶果并将之归罪于“核心（引文索引来源）期刊”时，不能走向极端，应充分认识引文索引在立体展现文献之间的引证关系，显示科研成果之间、刊载文献的期刊之间以及文献所属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方面的价值。只要我们不将“核心（引文索引来源）期刊”论文与学术价值完全等同、不将高引用与高水平等同、不将影响力与创新力等同、不将来源期刊收录标准与科研评价标准等同起来，那么，就完全可以科学合理地发挥引文索引在学术评价中的作用。我们试做如下设想。
假定各种引文数据来源都是科学合理的，各条引文的理由符合必要条件，引文数据分析的对象恰当适用，那么，这些价值判断完全中立的数据，作为评价科研成果的辅助指标就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核心期刊作为这些数据集成后的推优产品，其入列门槛的高度、所起的标杆作用对学术成果的评价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参考。
假定“核心（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的办刊定位是专业清晰的、办刊者是成熟规范的学术共同体，那么，对期刊自身的评价、科研论文的质量评价就会顺理成章地按各领域学术共同体认可的方式进行。“核心（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也许仍然存在，但只是个荣誉称号而已。
假定社会学风良好，科研工作公正规范有序，科研考核体系科学、理性、权威，那么，就不会有所谓的行政学术评价、工具量化评价、“核心（引文索引来源）期刊”评价等争议，而是各安其所、各美其美，协同共创学术繁荣。
凡此种种假设还会有更多，这显然正是我们今后要共同努力达到的理想目标。这需要学界、期刊出版、科研考核管理、文献信息研究、学术评价研究等多方形成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目标追求，互相借鉴、协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