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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学术期刊评价问题，绕不开核心期刊这个焦点话题。弄清了核心期刊问题的由来，就能基本捋清期刊评价问题的逻辑，从而科学理性地认识和开展相关理论研究，为学术期刊健康发展提供正确引导、价值参考。
我国关于核心期刊研究的理论方法、角色定位、科研评估用度、社会影响评价等方面的文章，时常见诸专著、报刊、网络。对核心期刊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有人认为其对推动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和服务科研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人将其视为“乱了规矩的学术闹剧”而大加鞭笞，特别是对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诟病很多。可以说，围绕核心期刊这个主题在学界、业界、科研管理与评价部门以及社会其他层面产生了种种争论、问题，形成了一种核心期刊现象。
任何一种学科的兴衰都不能脱离社会实践的发展需要。换言之，核心期刊理论研究的勃兴既有学科自身的内生成长动力，更有社会快速发展的外在因素强力推动。在国外如此，在中国亦然。我国20世纪70年代译介国外的科技核心期刊表，目的是帮助图书馆、资料室用有限的经费订购最有用的国外期刊，完善基本藏书，从而为广大科研工作者获得高密度、最有价值的情报源服务。可以说这个需求是文献计量学持续发展的基本驱动力之一，这里不作赘述。下面重点探讨快速造就我国核心期刊现象的主要原因。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科学研究、文化出版又逢春，激发了强大的动能，整个文化市场生机勃勃、繁荣发展。其中，学术期刊作为科研成果最重要的载体，伴随急速飙升的论文刊载量不断壮大自己的阵营，数量迅猛增长。从1978年仅930种到2020年的10192种，增长近10倍。如果不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采取极其强力的措施控制期刊总量，我国期刊的数量将会有更高速度的增长。
论文数量的增长与期刊种数的扩张相辅相成。科研论文数量的猛增，促进了学术期刊数量的增加，而学术期刊数量的庞大又呼唤着核心期刊评选行为的诞生。因此，由论文数量的激增导致的学术期刊数量的壮大是催生核心期刊现象的客观现实基础。
“核心期刊”概念发轫于1934年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S.C.Bradford）提出的“文献离散定律”，即对于某个学科或主题来说，大量的论文集中在少量期刊上，而其他少数的该学科或主题的论文则分布在大量的期刊上。后经美国情报学家普赖斯（Drek de Solla.Price）、尤金·加菲尔德（E.Garfield）等人的研究，特别是加菲尔德于20世纪中期创立了引文索引系统和引文分析理论（E.Garfield.Citation indexes to science：a new dimension in documentation through association of ideas.Science 1955；122：108）后，在由其创始的美国科学情报所（ISI）的推动下，分别于1963年、1973年、1978年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艺术和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 & HCI）这三大检索工具。从此，以引文索引为核心的文献计量学的研究与应用得以广泛推广。发展到现在，国际上知名的引文索引数据库有：SCI、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和SSCI、A&HCI、ISSHP（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会议录索引）三大人文社会科学索引库。这其中最物化、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核心期刊”，即根据对期刊学科或主题的发文数量及其被引用的离散规律，选出的那些位于该学科或主题核心部分的期刊。
我国“核心期刊”理论研究起始于译介国外的成果。据钱荣贵先生考证，1973年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创刊的《国外书讯》中刊载的《世界重点科技期刊》一文可能是国内传媒首次提及“核心期刊”问题的开篇之作
。当时，国外学术期刊价格飞涨，如何用有限的经费采购到有价值的外刊，成为研究者的直接目的。从20世纪80年代始，我国对核心期刊的研究逐渐升温，研究机构纷纷建立。几十年来我们一面消化吸收，一面实践应用。从译介到自行研制国外科技核心期刊表，从科技领域到人文社科领域，从个体研究到国家重大课题立项，经历了从“拿来主义”到“洋为中用”的本土化渐进过程。
从国内正式系统公开出版、发布的核心期刊研制成果情况看，最早见于199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即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北京地区高等院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研究课题成果）。至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已分别于1992年、1996年、2000年、2004年、2008年、2011年、2015年、2018年、2021年、2023年出版了10版。
与此同时，图书情报学界也借鉴国外引文索引的理论和方法，开展了大量相关研究。
1996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推出了我国第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引文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光盘版，收录了国内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582种，即“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
1999年，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推出了我国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引文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1998版），收录了来源期刊496种，即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另外，1997年起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2004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9年起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RCCSE权威、核心期刊排行榜与指南》、2012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等，也相继正式公开出版或对外发布。
因此，我国关于引文索引的理论、方法及其功用，特别是核心期刊的概念与研究，皆属舶来品。当然，从我国图书情报研究、文献计量研究或科研评价研究的角度看，这些成果也算是以引进方式填补了空白，而且在数据采集、指标设定、应用范围等方面，也结合我国特点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创新和发展。
一直以来，我国重视采用专家评议制度，特别是在人文社科科研成果评价方面。所以，客观地看，核心期刊这个舶来品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学界、期刊界、科研考核管理部门的普遍重视。一是国内对此较陌生，需要一个熟悉、认知的过程；二是国内科研考核尚不偏重量化指标，学术期刊的地位或评价尚处于由历史形成的行政级别或同行认可的阶段。但是，大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论文数量和期刊数量的迅猛增长，以及各种核心期刊表的诞生和传播，对处于“苦海”困境中的科研评价管理者而言，这个基于引文量化数据基础的核心期刊表犹如一服灵丹妙药，成为核心期刊之评价功用被过度拔高的主要推手。这是因为：
（1）科研成果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评价尺度难以把握
我国人文社科成果之所以高产化，与以定性为主的研究方法有很大关系。在这些论文中，定性研究占绝对的比重，占文献总量的94%，定量研究的论文仅占6%。而国外的情况恰恰相反，定量研究占据主流，占文献总量的80%，定性研究的论文只占20%。
一般而言，定性研究成果的评价难度大于定量研究。因为，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构成的复杂多元性，民族性、政治性、本土性，真理检验的直观性，价值实现的潜在性和间接性，成果多样性，引文的长周期性等特征”
。所以，我们一般会感到，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上的科研创新对人类社会进步所产生的“效益”大多相对具象而即时，但对人文社科成果而言，这种“效益”体现得相对抽象、滞后，很难对其未来效益的大小做出即时客观的评价。
（2）同行专家评议制度受到人为主观因素制约，人们更认同量化评价
科研成果的评价是一个涉及评价目的、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方法、评价程序、评价结果等复杂因素的价值判断过程，同行评议应当是评价全过程的主角。在没有核心期刊量化评价前，虽然对同行主观评议法也有争议（比如对社会科学领域里创新性强、很超前的成果，或者是人文学科领域里那些小众化、个别化的研究成果，或者交叉学科领域里的研究成果，评价结论有时出现失误或争议），但它却是科研成果评估的唯一选择。而在学术科研和学术评价功利、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缺失的环境下，一旦有了量化数据指针或标准，刚性地解决了许多主观判断解释不清楚的“质疑”和分歧，人们自然就抛弃了有争议、有疑问并可能引起无穷麻烦的主观同行评议法，转而采用貌似公正公平公开的量化评价法。尤其是大多数人对核心期刊生成的数据、指标、计算等复杂因素不知其详，对引文分析法的应用局限不甚了解，盲从心理反而使之认同度更高。例如，在很多人的文章或言论中，把核心期刊与学术成果评价、学术期刊评价这些问题混为一谈，把论文评价标准与核心期刊研制标准等同看待，等等。
（3）把与国际接轨作为先进科学的代名词
实行对外开放，加快与国际接轨，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在学术界涌动着的崇洋心态就十分突出。在学术评价领域，以SCI、EI、ISTP、SSCI、A&HCI为代表的“洋”索引、高被引在一些人心目中成为至理圣经，唯“洋”是瞻，不管学科、地域、文化差异，照抄照搬，一概拿来，向“国际标准”看齐。
（4）科研考核工作大大简单化
据范并思研究，就社会科学而言，1950—1970年世界文献的平均增长率为3.35%，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还要低于这一数字。而我国1978—1995年文献的平均增长率却超过了20%。论文数量的激增，客观上增加了科研考核的操作难度和成本。有了核心期刊这个范围界定，无疑会简便易行。
可以说，科研成果的高产化、质量评价的复杂性，迫使科研管理评价部门竭力寻找一种客观的、量化的、“无可争议”的科研评价标准。与之相辅相成的，我国核心期刊理论和方法的广泛研究以及大规模的核心期刊遴选运动所取得的成果，为我国不同层级的科研评价与管理部门所选择，也就顺理成章了。由此，核心期刊遴选体系便从幕后被隆重地请到了台前，直接嫁接到了科研成果评价体系中，并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工具性评价指标。
正是在上述各种合力的推动下，终于成就了轰轰烈烈、影响广泛、颇具中国特色的核心期刊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