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大多数智力或想象力的创作，经过短的不过饭后一个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永远消失了。但有一些创作却不是这样。它们遭受几度隐没，复又重现，它们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辨认的成分而重现，而是穿着自己的服装，带着人们能看到的、摸到的自己的瘢痕而重现。这些创作，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作——这个把伟大与生命力联结一起的称谓不会不恰当。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疑这伟大一词适合马克思的理论。”
这是现代“创新理论”的提出者，20世纪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与生命力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做出的高度评价。正如熊彼特所言，马克思主义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内在原因就在于其与时俱进、不断追求创新的理论品性。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历程。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来，在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一直存在广泛争论。一部分人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守护者和创新者；一部分人直接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词句或说法，把它们当作神圣的教条或教义，成为教条主义者或学理主义者；还有一部分人则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科学性产生怀疑，进而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极力反对教条化或抽象化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各国群众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晚年就反复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群众，而越多由群众通过亲身的经验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
列宁亦认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正确的革命理论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列宁主义正是在同各种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人民革命实践结合中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践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与之相反，教条主义者或学理主义者，则往往脱离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抽象地研究或运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各类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如列宁批评的考茨基主义、中国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及20世纪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都是典型代表。英国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就曾指出，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脱离西方工人运动的实践，用自己的密码式语言来说话，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理论创新，只不过“是纯理论的构思，是用来理解历史的先验的概念体系”，因此，“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指针就不断摆向当代的资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原有的关系，却微妙而持续地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所取代”。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冲击。以弗朗西斯·福山等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学者甚至抛出了“历史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终结”等论题，向世人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以雅克·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另一部分西方学者则围绕“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等展开了讨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终结，“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
。近年来围绕“中国道路”的国际讨论，虽然也夹杂着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及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爆发，使西方社会再次出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
“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前进。客观实践的发展变化，对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和推进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排除各种干扰，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我们更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21世纪之初明确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一时代课题。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问题。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困难与风险，都会提出新的课题，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做出新的科学回答。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质和内涵？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进程中，我们怎样才能摆脱佩里·安德森所指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脱离群众实践的“纯理论的构思”？虽然我们反复强调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之间的关系？怎样理解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结合过去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加以解释。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笔者决定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群众基础”为题，深入考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群众实践、群众意愿、群众利益、群众意识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在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的同时，阐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经验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