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贵州转兵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已更加确定中央红军到湘西去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意图，急调40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红军。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左”倾领导者不顾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执意要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红军如继续北上，无疑将钻进敌人预先布置好的罗网。这引起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对原定计划的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率先起来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公开的批评。

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博古、李德（另一说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叶剑英、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定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方面军会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做出决定。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确定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野战军司令部在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野战军司令部给红二、红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红二、红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可见，通道会议没有接受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意见实行战略转移，而只是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决定转向贵州前进，但是在战略行动方向上，仍拟北出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

通道会议以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但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中共中央的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朱德等（一说李德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博古在会上发言，仍然坚持其中央红军沿着红六军团前进的路线进入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力主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他具体分析了敌我情况的变化，强调指出：根据敌我情况的变化，中央红军应向遵义地区挺进，如有可能，还可以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协同作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大多数人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决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议最后说：“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红军前进的方向，使红军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尔后召开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创造了条件。

会后，中革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将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2月19日，朱德、周恩来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发出了《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命令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

1934年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贵州瓮安县猴场（今草塘）。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在猴场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为中央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李德和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坚持不过乌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要回头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会议决定强渡乌江，提出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并做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到达遵义地区，将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此后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和中心任务是“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要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然后向川南发展。基本口号是：“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决定》还指出：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要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要争取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整顿、补充，要充实战斗连队，加强连队政治工作。要缩编部队，并决定军委纵队继续缩小。《决定》规定：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作战的方针、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书记处、军委要保持与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的联系和领导，要他们积极行动，配合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的反攻。按照中央政治局的这个决定，红军总政治部于1月3日发布了《政治训令》。在与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发布的同一天，红军总政治部还发布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

猴场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它重申“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必须争取时间，使部队得到休整和补充。并特别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改变了李德取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以及个人包办的状况，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为顺利召开遵义会议做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