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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重要军事著作的中文译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辑，战士出版社1981～1982年出版。选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军事著作459篇，编为5卷，正文约199万字。文集第1、第2卷为专题军事著作和散见于政治、经济著作中有关军事问题的论述，第3、第4、第5卷是战争评论和关于军事问题的书信。文集所选收的著作大部分为全文，少量为节录。文集各卷的著作一般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编排，少数著作为便于阅读，编排上根据内容略有调整。每卷卷末都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等参考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中文版
文集收录的著作，包含无产阶级战争观、军队理论、暴力革命理论、武装起义理论、作战指导理论、军事学术史、军事技术史、研究军事问题的方法论等方面的内容。
文集第1卷选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末的专题军事著作和有关军事论述，共23篇。作为开宗明义置于卷首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科学共产主义基本原理和暴力革命理论的名篇《共产党宣言》。恩格斯在70年代撰写的《反杜林论》中关于“暴力论”的3章及其有关准备材料，属于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奠基性文献，被提前编排在《共产党宣言》之后，以显示其理论上的重要性。选入本卷的其他重要著作还有：论述不断革命和建立工人武装组织基本理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总结德国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武装斗争经验教训的《德国农民战争》，以论证军队及其作战方法同社会生产、政治制度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论述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影响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考察和比较欧洲各国军队特点的《欧洲军队》，论述山地战特点和积极防御思想的《山地战的今昔》，以及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系统阐述军队及其主要军种、兵种发展史的《军队》《步兵》《炮兵》《骑兵》《筑城》《海军》等条目。
文集第2卷选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的专题军事著作和有关军事论述，共83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50年代后期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50个军事条目，在本卷占据较大篇幅。这些条目有阐释军事术语和武器名称的，有介绍军事人物和军事要地的，也有论述历史上著名战例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的《攻击》《会战》《刺刀》《布吕歇尔》《博罗迪诺》《布伦海姆》等，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论线膛炮》和《步枪史》是选入本卷的两篇重要的兵器发展史文献。恩格斯从1860年6月至1862年8月为英国志愿兵运动撰写的一组文章，反映了作者对不脱产的军队的组织、训练和管理等问题的重要看法。马克思的《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和恩格斯的《论权威》，是两篇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重要著作。此外，选入本卷的重要军事著作还有：论及战争和军队起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述世界战争规模及其后果的《波克罕〈纪念1806年至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和阐发无产阶级裁军思想的《欧洲能否裁军？》等。
文集第3卷选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中期的战争评论，共105篇，涉及两个大的历史事件，即1848～1849年欧洲革命和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在评论前一个事件的22篇著作里，有详细分析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中起义队伍和政府军各自战术的《巴黎的革命》和《六月革命》等，有通过剖析1849年春意大利撒丁王国抗奥斗争受挫过程和阐发民族战争、人民战争理论的《皮蒙特军队的失败》，还有总结1848～1849年德国革命经验、论述人民武装起义理论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在评论克里木战争的83篇著作里，有深刻揭示战争起因的，如《国际述评（一）》和《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有详细分析参战双方战略意图的，如《俄军在土耳其》；有具体剖析各个战场战事进程的，如《土耳其战争的进程》《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有评析参战各方将帅指挥能力的，如《因克尔芒会战》《法国作战方法的批判》；有论述参战军队的领导机构设置不合理而影响部队行动的，如《英军在克里木的灾难》；还有介绍有关国家军队制度弊端的，如《俄国军队》等。
文集第4卷选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的战争评论，共82篇，涉及六个历史事件，即西班牙革命、英国殖民战争、印度民族大起义（1857～1859）、意大利独立战争（1859）、摩洛哥战争（1859～1860）、加里波第运动（1860）。论述弱小民族人民运用游击战手段同侵略者进行不懈斗争，是本卷所收著作的显著特点。其中突出反映马克思主义人民战争理论的代表性著作有：《革命的西班牙》《波斯和中国》《勒克瑙的解救》《对摩尔人的战争》（1860年1月18日左右稿）等。34篇评论1859年意大利独立战争的著作也具有明显特色，其中不少篇章集中探讨了战场地理位置同攻防作战成败的密切关系，在肯定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在国土防御中重要作用的同时，阐发了积极防御理论，如《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和《波河与莱茵河》等。在这一组著作中，不少短评还分析了参战各方在各次会战中成败得失的原因，批评了作战指挥上的庸碌保守思想，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奥军的失败》《马振塔会战》《奥军向明乔河的退却》和《索尔费里诺会战》等。
文集的第5卷选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的战争评论和其他著作，共80篇。另有1849～1894年间的军事书信86件。该卷所收著作，反映的是关于美国内战（1861～1865）、普奥战争（1866）、普法战争（1870～1871）和巴黎公社四个历史事件的情况。这四个事件在近代军事史上都极为重要，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很大关注。他们对这些事件的透彻剖析，反映了他们的军事理论研究所达到的新水平。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和59篇短评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结合具体战争事例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军队理论和作战指导理论，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对战况发展所做的科学分析和准确预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战争短评（十二）》和《战争短评（十三）》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该卷收入的军事书信是帮助读者全面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的最好资料。这部分文献涉及面广，内容极其丰富，是文集中其他文章的重要补充。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系统、全面地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军事理论，内涵丰富，蕴意深刻，完整系统地回答了军事领域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其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去观察战争，深刻揭示了战争的起源、本质、作用，战争与政治、经济、和平等一系列重大战争理论问题，从而创立了唯物辩证的战争观。
（一）关于战争的起源、本质、作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战争这种社会现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这个重大的军事理论一直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和回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后，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战争问题，深刻地揭示战争的真正起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战争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随着私有财产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其中，在人类原始社会早期和中期，由于生产力极不发达，生产资料原始公有，劳动产品平均分配，因此，“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部落和氏族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不可能的”，那时即使出现了原始的武装冲突或战争，也不是后来意义上的战争。只有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产品有了剩余，私有财产和阶级也逐渐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从此战争才“成为经常的职业了”。以往的许多军事理论家试图揭示战争的本质，但未得到圆满的解释。直到19世纪初，克劳塞维茨通过分析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才开始接触到战争的社会本质问题。然而，由于克劳塞维茨不了解政治的真正内涵，因而仍然不可能彻底揭示战争的真正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本质的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考察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从而对战争本质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他们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政治主要是指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斗争，“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同样，“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同时，政治又是经济集中的表现，所以它又是基于物质利益的对立冲突和“围绕着经济解放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因此，在阶级社会中的战争“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阶级社会的战争是阶级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而爆发的暴力斗争，而这就是战争的真正本质。另外，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前，人们对战争的历史作用问题，同样也一直未作出科学的解释。许多人把战争仅仅看成是残杀、掠夺、抢劫、破坏的手段，是绝对的坏事。尤其“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一种绝对的恶事”，“按他的意见，第一次的暴力行动是原罪”，它“玷污了全部历史”。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认为对战争的历史作用不能一概否定。他们提出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思想，对反侵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农民起义战争、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等正义战争，总是以极大的热情、积极的态度，予以热烈的赞扬和坚决的支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理论上对战争即暴力的历史作用作出了全面的分析，指出：“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即革命的作用；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同时，他们还进一步阐明，革命暴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建立和维持一切国家的重要手段，是在一定条件下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手段。
（二）关于战争与政治、经济、和平。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战争与政治的辩证观点，是无产阶级战争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本质的体现。这一辩证观点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政治决定着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军事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它的政治原因联系着的”，政治是产生战争的原因，政治目的决定战争的性质，政治因素规定和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其二，战争对政治起反作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战争不仅受制于政治，同时它又反过来对政治产生巨大的作用。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重视战争与革命的关系，即战争可以引起革命，革命的战争将推动政治的进行，促进政治的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18世纪中叶以来英国侵略印度和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以及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过程中，发现无论是殖民国家人民的革命，还是资本国家人民的革命，都是和战争连在一起的，从而作出了战争“最后肯定会引起革命”的著名论断。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深刻地指出：“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深刻地阐述了战争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经济力量”，暴力关系根源于经济条件，即经济利益是战争活动的根本目的，经济条件是战争活动的根本支撑，经济发展是战争发展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强调指出：暴力和战争对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即“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十分关注的。尤其是19世纪末期，为了指导蓬勃发展的国际工人运动，消除日益严重的战争危机，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恩格斯以极大的精力研究了战争与和平问题，得出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一系列结论。首先，恩格斯对19世纪末期维持和平、制约战争的因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恩格斯认为，当时尽管各资本主义大国扩军备战日趋激烈，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制约战争、维持和平的因素也在增长。其主要因素包括：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使武器威力空前增大，各国的统治者都惧怕战争的严重后果；企图发动战争的国家自身存在着严重困难；欧洲两大军事集团所形成的力量势均力敌，使各成员国相互制约，任何一国都难以独立地支撑战争；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日益增大，人民反对战争，士兵中不少是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运动的同情者。另外，恩格斯还针对当时的情势提出了关于争取和平、防止战争的一些主张。其主要内容包括：要不断揭露战争策划者的阴谋，消除战争隐患；要严格禁止军备竞赛，大力呼吁裁减军备；要统一各国社会党人及广大工人群众的思想，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要争取士兵和军官的觉醒，使其在决定的时机与人民站在一起；要制定防止侵略战争的共同国际政策，等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汲取前人对战争力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战争力量的核心要素——人与武器以及士兵与将帅、战争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辩证的分析，并得出了各种科学的结论。
（一）军队组织、作战方式与有关胜负“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在他们看来，人和武器是统一的，两者的有机结合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和作战方式的变化。但是，人和武器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又是有差异的。其中，武器装备的优劣对战争胜负起着重要作用，在一般情况下，“手枪战胜利剑”，“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新的、更伟大的结果”。而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因为“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所以“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当然，战争中的人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统一体，应具备强健的体魄、勇敢的精神、必胜的信念和较高的智能等素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指出，在人与武器的相互关系上，人要适应武器的发展变化，唯此才能充分发挥武器的战斗效能；人对武器发展变化的适应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要善于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对武器的改进和发展提出自己的要求。
（二）将帅在战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士兵是军队的基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杰出的将帅在战争中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因为战争是由一系列高度集中统一指挥下的作战行动组成的，战争的胜负与战争的指导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将帅作为战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们的军事素质和指挥才能往往对战争胜负产生很大影响。拿破仑第一是“能够实现这个革命的唯一人物”，而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则是一个仅仅承袭了这个唯一人物的名字，到处做和拿破仑所做的相反的事情的“自命不凡的平庸”。然而，杰出的将帅的高明之处绝不取决于他们的“任意幻想”和“悟性的自由创造”，“每个在战史上因采用新的办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的将领，不是新的物质手段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新手段的第一人”。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强调指出，士兵是军队的基础。一切战争的胜利，最终取决于战场上士兵的数量和质量；一切关于战争的计划和方案，最终都要依靠士兵去完成；任何一种新的作战方法的产生和运用都离不开广大士兵的亲身实践和创造性活动。在法国大革命中，“正是士兵本能地找到了在后装线膛枪火力下至今仍然有效的唯一的战斗形式，而且不管长官如何反对，还是成功地坚持了这种战斗形式”。因此，杰出的将帅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是以广大士兵群众的作用为前提和基础的。
（三）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决定力量，同时也是革命战争的主体以及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因此，在对战争力量的辩证分析中，他们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高度重视人民战争问题。例如，恩格斯在评述1848～1849年的意大利革命及意奥战争时指出，只有“把规规矩矩的战略规模的军队间战争变为1793年法国人所进行的那种人民战争”，才能取得正义战争的最后胜利；“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手段”。在关于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短评中，他又一次强调，法国“人民战争的浪潮不断消耗着敌人兵力，将把一支最大的军队逐渐地损坏和零敲碎打地摧毁”。这种由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战争是“真正的战争”。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从组织领导、组织体制等方面对充分发挥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设想，这就是要由无产阶级领导和发动，要实行常备军和民军制度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军事领域的研究，不仅得出了关于战争问题的一系列科学结论，而且创立了关于分析和研究战争现象的一系列科学方法，即研究战争的方法论。恩格斯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分析研究战争现象的科学方法，在一定意义上说，比科学的结论更为重要，因为它提供了认识以及指导战争的钥匙。其中，恩格斯关于普法战争的评述，（从1870年的7月29日到次年的2月18日，恩格斯为英国伦敦一家著名报纸——《派尔—麦尔新闻》，以《战争短评》为总标题，陆续撰写了59篇文章）为人们提供了运用科学方法分析、预测战争现象的范例，具有普遍性意义。其主要方法是：
（一）从战争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上分析与预测战争的发展进程。首先，恩格斯把这次战争看作是普法两国统治集团平时政治的产物和继续。普法战争一开始，恩格斯就从两国各自的社会政治状况和阶级斗争实际出发来考察整个事态的发展。战争前夕，欧洲的许多人都寄希望于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两国的外交争端。恩格斯则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宣战不久，一些资产阶级军事专家又纷纷断言，准备充分的法军将在战争中获胜。恩格斯却指出，战争对拿破仑第三“不可能有美满的结局”，德国人一定能击溃他的全部军队。依据何在呢？恩格斯指出，法国统治集团经过20年的经营，已经把行政机关、政府、陆军、海军，实际上把整个法国都变成了他们牟取暴利的源泉。果然，在普法战争一开始，法军就出现了人员不齐、装备不足、给养状况极差等很不正常的情况，从而使本来处于进攻地位的法军在战争最紧要的关头丢掉了几乎一星期的时间，丧失了战场上的一切主动权，以致尔后的战争一败再败。恩格斯在分析法军在战争触发之初很快便陷入被动挨打境地的原因时再次指出：“第二帝国的军队在此以前已经于第二帝国本身而遭受了失败。”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中也指出：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其次，恩格斯认为，作战双方在战场上的每一次重大行动，每次会战的成败也都与参战国政府各自推行的政治密切相关。在普法战争中，法军的作战军团一个跟着一个遭到歼灭，投降活动接二连三地出现，这在法国战史上是罕见的。何以如此？恩格斯在分析法军初战受挫的直接原因时指出：法军已丧失了一切主动权，它的行动与其说是决定于军事上的考虑，不如说是出于政治上的必需。一支30万人的军队几乎都在敌人的视野之内。如果不根据敌人营垒中所发生的情况，而根据巴黎所发生的或者可能发生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那么它就已经失败一半了。如果拿破仑第三把星期四（指8月4日——作者注）以来所实行的那种战略再实行一个星期，那么，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世界上最好的最大的军队覆灭。事实上，除了法军前线指挥将领的庸碌无能外，巴黎政府对战场行动的无理干预，实是战争失利的一个直接的、重要的原因。此外，恩格斯还在一系列的《战争短评》中，对法军莱茵军团在战争中所走过的一段坎坷道路，进行了政治上的准确而深刻的剖析。
（二）必须用发展变化的眼光观察战争中的一切现象。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同其他社会现象相比，处于一种更加剧烈的运动、发展和变化之中，即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因此，恩格斯在观察战争现象时，不仅从它同其他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方面去观察，而且从它的运动、发展、变化方面去观察。恩格斯之所以能对普法战争整个过程作出精辟分析和准确判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他时时着眼于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例如，当法国对普鲁士宣战时，拿破仑第三盲目乐观，欧洲舆论界也普遍认为，法军胜利在望，普军前景不妙。但是，恩格斯并不这样看。他通过对交战双方的作战意图和战争准备情况（尤其是双方兵力）的透彻分析，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场优势将很快转向普军一方。结果，事实正是如此。而此时，恩格斯又预见到普鲁士会把防御战争变成掠夺性战争，而随着战争性质的转变，一旦法国的国民人人奋起直接参战，那么防御将更加坚强，而进攻将更为困难。这一预见也得到了尔后战争进程的完全证实。恩格斯运用上述方法分析战争给后人最重要的启示在于：观察战争现象不能只看交战双方一时的优劣状况，而是要考虑到整个战争事态的发展，随时注意双方作战力量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即必须是发展地、辩证地，而不是静止地、形而上学地去看待战争中的一切现象。
（三）要着力揭示战争现象的内部规律。恩格斯认为，战争不是不可知的现象，它的奥秘不仅能够被揭示，而且用自己被揭示的规律可以预见战争的发展，从而能动地进行战争。他说：“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在于发现这些规律。”在普法战争中，许多被当时舆论界视为偶然事件的重大军事行动，恩格斯都曾一次又一次地对其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其奥秘所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恩格斯善于透过扑朔迷离的战争现象，发现隐蔽在其内部的规律。例如，早在交战双方展开实际战斗行动之前，恩格斯就曾通过对战前普军部署的全面深刻了解和对普军部队频繁调动目的的辩证分析，准确地判断出普军的作战计划。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在战争中恩格斯对法军麦克马洪军团覆灭命运的准确判断。当时，他不仅宣布了该军团可能被歼的确切时间，而且还指明了将要发生不幸事件的大致地点，而欧洲军界和舆论界则作出了完全与此相反的判断。所以如此，就在于他机智地识破了普军统帅部所精心布置的战役伪装。在普法战争期间，由于恩格斯运用科学方法对重大军事行动和战争进程屡屡作出准确判断和预测，因而他获得了“伦敦头号军事权威”“将军”“小毛奇”等称号。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身参加战争实践的机会不多。但是，他们通过认真总结当时以及历史上的战争和起义的经验，深入研究战争史、军事史和重要的军事著作，仍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指导的某些规律，创立了战争指导的辩证法。
（一）起义是“一种艺术”，但“它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部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武装起义的指导艺术（或主要原则）。他指出：“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么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原则是：第一，“不要玩弄起义”，要做好充分准备，以应付起义带来的各种变化。因为“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起义者必须“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武装起义胜利以后怎么办？恩格斯认为，“要迅速而坚决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削弱敌人的阵地”。这包括废除旧的政权机关而代之以新的政权机关，组织和联合一切战斗力量，等等。
（二）进攻是“夺取主动权的行动”，防御应该是“积极的攻势防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进攻是一种“夺取主动权的行动”，这种行动“能获得更大的胜利”。因此，他们把进攻视为武装起义和革命战争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同时又认为，进攻绝不是单纯的、孤立的、绝对的一味进攻，进攻与防御应相互依存、适时转换。劣势军队的进攻，应当先通过防御创造条件。他们曾生动地描述了由防御到进攻的转化过程，即“被攻击的军队具有坚定沉着的精神，足以进行不断的抵抗，直到攻击者的火力开始减弱、兵力行将耗尽，然后转为进攻，进行攻击”。在他们看来，进攻与防御是相辅相成的，进攻不能一味地进攻，防御也不应是消极的。他们认为，消极防御是排斥反攻和进攻的防御，这样的防御终究是要失败的。防御应该是“积极的攻势防御”，是“要利用反击来进行防御”，这样的防御最终能转化为进攻，取得胜利。即“防御不应当只是消极的，而应当从机动中吸取力量，并且只要一有机会，防御者就应当采取进攻行动”。
（三）“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集中兵力问题。他们在评论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时，明确提出了“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的著名论断，并强调，兵力远居劣势的军队更应“设法集中自己分散的队伍”，否则就会被敌人轻而易举地消灭掉。他们在《法国作战方法的批判》这篇文章中又强调指出：“拿破仑的秘诀在于集中”，在于设法创建“多兵之旅”。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集中兵力不是对所有的作战方向或战场而言，而是“把兵力集中在决定性地段进行主攻”。这样，在次要的作战方向和战场上兵力则应相对分散，以保证主要的作战方向和战场上兵力的相对集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认真考察了战争的起源、本质、作用、发展和指导问题，而且还对军队的起源、本质、发展条件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形成了独创的无产阶级军队学说。
（一）军队同样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军队和阶级社会的战争一样，也是在私有制、阶级以及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在人类原始社会早期和中期，“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同时，军队和阶级社会的战争一样，也必然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而退出历史舞台。“而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谁也不会想到什么常备军”。
（二）军队是国家和阶级有组织的暴力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军队的本质问题则进行了多方位、多层面的考察。其基本观点是：军队是附属和服从于一定的国家和阶级的暴力工具；是国家和阶级为了进攻和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大军。概言之，军队是国家和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工具。
（三）经济是军队的物质基础，军队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经济是军队的物质基础，这是马克恩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军队得出的一个重要的科学结论。这个结论包含着丰富的实际内容：其一，“生产关系决定政治暴力关系”“暴力关系根源于经济条件”，军队的阶级性质取决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其二，“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军队的武器和装备直接依赖于经济条件；其三，“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取决于经济前提。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军队对经济也有一定的反作用。马克思在读了恩格斯《军队》一文之后，于1857年9月25日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其中讲到“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军队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
（四）按照实战要求训练的军队才有战斗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著作中反复阐述了加强军队训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缺乏训练、不结合实际的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只有按照实战要求训练出来的军队才有较强的战斗力。为此，他们强调训练必须严格要求，除训练熟练使用武器外，还要在其他军事技术和体力方面进行全面训练。对于军官的训练，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为重视，认为“军事不懂本行业务在参谋部门造成的害处比在其他任何部门都大”。为此军官必须着力掌握科学文化和军事知识。此外，他们还认为，决定军队战斗力的不仅是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状况，还有两个关键要素——士气和纪律，在训练中要增加与此有关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