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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利芬是一个将门之子，其父曾是普鲁士军队的一位少将。施利芬自幼勤奋好学，苦读经史。由于受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就立志从军，之后考入军校，20岁毕业后，即投身军旅，成为一名年轻的军官。1853年，服役5年的施利芬又赴柏林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任职于德国陆军禁卫第一骑兵团。1866年，普鲁士同奥地利进入战争状态，施利芬随部队开赴前线作战。在著名的萨多瓦战役中，普军在毛奇的指挥下，连战连捷，将23万奥军击败，取得了普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施利芬在这次战役中，亲身领略了“老毛奇”的指挥艺术，第一次享受到作为战场上的胜利者的欢愉，同时也为他建造自己的军事理论大厦奠定了基石。
普法战争（1870年）之前，施利芬被调到德军总参谋部任作战参谋，而总参谋长正是备受他敬仰的毛奇元帅。这样，施利芬可以直接向他的崇拜者学习兵法战术，毛奇对施利芬的聪明才智特别器重，给予了他特别的关照和帮助。在普法战争中，毛奇采用铁路进军、密切协同、分割慕尼黑的战术，一举击败法军，从而使施利芬对毛奇的快速机动、集中兵力、速战速决等战略战术原则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施利芬
施利芬聪明绝顶，忠于职守，对战略战术问题有超群的洞察力，工作效率也很高，所以备受毛奇的赏识。才干加机遇，成为施利芬在和平时期步步高升的关键因素。1876年，他被任命为德国第一骑兵团团长，1884年任德军总参谋部的处长，1888年晋升为军需总督。3年后，当接替毛奇任总参谋长的瓦德西被解职后，58岁的施利芬担任了德军的总参谋长。
施利芬升任德军总参谋长后，横溢的才华和孜孜不倦的精神，使他的军事思想日臻成熟。他早年丧妻，长期过着单身生活。他把父亲“始终不渝地勤奋工作，矢志不移地忠于职守”的遗言作为座右铭，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工作和学术研究之中。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在西方是最为隆重的节日，施利芬的圣诞节却过得别具一格。每到这一天，他或是把部属召集起来切磋学术，提出新的战略战术构想，或是出难题作业，让部属连夜做完，以此作为献给圣诞节的“礼物”。
19世纪末，德国已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施利芬适应德国对外扩张的需要，致力于建设一支人数可观、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的军队，以便随时准备用武力去夺取“阳光下的地盘”。1893年，在施利芬等军界要人的呼吁和推动下，国会通过了扩军的军事法案，使军队的平时编制增加到接近60万人。与此同时，施利芬加强对各级军官的训练，更新军队的技术装备，为提高德军的实战能力竭智尽力。
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施利芬认为，两线作战问题对德国至关重要。为解决此问题，他经十多年研究，于1905年制定了《对法战争备忘录》，即“施利芬计划”。他认为，德国被夹在俄、法两强之间，既有弊也有利。从总体上说，德军兵力与法、俄相比处于劣势，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但另一方面却将法、俄隔开，对其中任何一方来说均处于优势，便于各个击破。因此，趋利避害的唯一途径是集中兵力于西线，先发制人突然袭击，从侧翼迂回包围迅速歼灭法军，数周内结束对法作战。尔后利用铁路迅速将兵力调往东线，全力对付俄国。“施利芬计划”集中反映了施利芬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其精髓是“坎尼战”思想，即速战速决，各个歼敌。
1906年，年事已高的施利芬考虑到英国可能参战，对他的战略计划做了某些枝节上的变更之后，便退出了现役。
虽然新上任的总参谋长“小毛奇”并不是施利芬的信徒，但施利芬计划的战略构想，仍在大战前的德国军事科学中占有统治地位。大战爆发后，德军的战略部署基本上是以“施利芬计划”为蓝本的。不过，由于“小毛奇”把这个计划改得不伦不类，本来意义上的“施利芬计划”并未付诸实施。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军事学术界对“施利芬计划”或褒或贬，但多数人认为德国失败的原因恰恰是没有完整地实施“施利芬计划”所致。所以，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正统军事思想仍把“施利芬计划”奉为楷模，看作是军事学术的最高成就和西线作战获胜的秘诀。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实施的“曼施泰因计划”也是在“施利芬计划”的基础上加以扩大与发展而成的。因而，军事学术界认为，施利芬实际上是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总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