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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一种合力，但这种合力不是若干单个力量的简单相加，而是靠科学、合理的结构。无数的战争实践证明，一支数量虽多，但结构不科学、不合理的军队，其总体作战能力往往不如一支数量虽少，但结构科学、合理的军队。结构决定功能。科学、合理的结构将是战斗力的“倍增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由于忽视海军航空兵的建设，整体作战能力受到严重削弱，从而导致大西洋争夺战屡屡失利；而日军因为忽视反潜舰船的建造，其海上“生命线”遭到严重扼杀，舰船损失达数千艘之多。
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军队鉴于武器装备的发展变化，十分重视调整军队的结构，而且变动频率在不断加快。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陆军进行了六次较大的调整，美国海军的组织编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竟变动了八次。另外，英国军队1974年以来完成了三次较大的改编，法国军队1976年以来也改编过两次。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是军队结构发生变化的基本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武器装备的发展，这只是军队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动力”，要促成二者之间完美和谐的统一，还需要军事家和指挥员的筹划和设计。为了迎接新军事革命的挑战，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军队的结构问题，力争达成“1+1＞2”的效果。
插片和积木可以组合成飞机、汽车、大炮、坦克、马、牛、羊等各种各样的形状和图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合理而灵活的结构关系。现代军队已不再是组块焊接不变的作战系统，而是灵活地根据作战任务的需要组合成实际需要的作战系统。例如，苏联陆军采用的是“预制构件”的编组方法，最基本的组块是团级部队。无论是列宁格勒军区，还是远东的后贝加尔军区，到处都可以看到完全一样的苏军坦克团、摩步团、炮兵团和防空团。这些团既是独立的作战单位，又是师、军的“预制构件”。根据需要，可以用三个摩步团，加上坦克团、炮兵团和防空团，组成一个摩步师；也可以用三个坦克团、一个摩步团，加上炮兵团和防空团，组成一个坦克师。如果以不同数量的摩托化步兵兵团和坦克兵兵团组合在一起，又可以构成不同样式的军团。美国陆军的编组形式叫做“积木”式，它的基本组块是营级单位。战斗旅平时不带实兵，各战斗营直接归属师指挥。战时，师长可根据任务、敌情、地形等情况，指定几个不同的专业兵种营交作战旅指挥，组成合成旅投入使用。
有人概括说，这种编组形式有三个优点：一是编组灵活，针对性强。作战过程中，可视情况及时调整补充，使战斗编组始终适应任务的需要。二是平时就按组块结构进行专业和合成训练，能提高各种编成情况下的作战能力。三是可供临时编组的专业兵种多，便于指挥官机断处置各种突然出现的复杂情况。
在体现组合式原则方面，美国似乎在进行着大胆的尝试。军事评论家约翰·A·威克姆提出：“要搞一个全能的军队，设计出一个具有广泛灵活性的军事计划。这个计划不是设定一种编制，而是通过最先进的通信手段，将一大批标准化的兵种、专业部队建立并联结起来，几乎是要组成什么样的作战集团都可以。”
不管组件式的军队发展成什么样子，世界各国的军队确实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着。甚至可以肯定，组合的原则将会在军队里无限制地扩散，这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近代，尤其是现代军队的成员，大致可以划分以操纵技术为主要职责的官兵和以释放生理能为主要使命的官兵。若用经济领域中的术语比喻，似乎前者相当于白领人员，后者相当于蓝领人员。最近几年，“白领”官兵的数量在直线上升。
据统计，在美军指挥机关中，计算机硬件维护和操作人员约占40%，程序人员约占30%，作战运筹分析和自动化指挥管理人员约占30%。自1978年至1985年的8年中，文职人员与现役军人的比例，陆军由0.29∶1上升为0.43∶1，海军由0.52∶1上升为0.57∶1，空军由0.36∶1上升为0.39∶1，而国防部各局的文职人员增加了17%。在这些文职人员中，绝大多数都属于“白领”人员。法军兵力72万左右，其中总部机关、装备人事支援、院校训练、科研与试验人员合计251000人，约占总兵力的35%。职业军人318000人，其中有89000多人在这些部门工作，占27.8%，应征义务兵250000余人，有52000余人配备在上述部门，占20%。文职人员的比例更大，在总数的142000人中，有111000余人在这些部门，比例高达77.6%，在一些军队中，即使是直接作战部队，军人的劳动性质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苏联军队曾在1929年对士兵的工作进行测定。当时，新兵体力劳动时间占88%，智力劳动时间仅占12%。1985年，苏军又对第一年服役的摩步兵的工作日做了测定，结果智力劳动时间占70%左右，体力劳动时间仅占30%左右。苏军中的军事技术专业，也由一次大战期间少得可怜的近20种，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60种，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竟多达2000种。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未来军队中还将涌入大量的“钢领”官兵，即人工智能部队。这种趋势，势必导致军队成员结构的又一次巨大调整和变化。有人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当大批“钢领”官兵涌入军营之后，军队中目前大部分由军人所从事的工作，将由智能机器人去完成；未来的作战，很可能将由众多的白领、较少的蓝领和大量的“钢领”去实施。
我们只要看一看经济生产领域内机器人的发展情景，就会预感到这一天已经多么地迫近。美国人在《全球经济大战》一书中作过这样的描述：日本通产省原计划建立起完全自动化的装配工厂。而日本最进步的机器人制造公司富士通公司，已经快要达到这一目标。在这个工厂里，机器人可以一天24小时不停地制造其他机器人，只在最后阶段需要极少人力的协助。该公司目前正在设计能做最后阶段工作的机器人。利用机器人的主要好处，不是因为工作速度快，而是因为持续可靠。机器人不需要时间喝咖啡，不请病假，也不需要度假休息。包括周末在内，机器人尽管一天工作24小时，也不需要加班计薪。更重要的是，机器人的工作质量可以预测，一般都无瑕疵，而且可以节省80%以上的成本。该书预测，有鉴于机器人的广泛适用性，以及它可以降低成本的幅度，机器人市场势必会在未来几年飞跃直上。随着《全球经济大战》的深入开展，未来军队中的白领、蓝领与钢领“阶级”的结构比例，无疑将发生巨大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变化。
二战后几十年来，世界上大战不战，小战不断，危机四起。据统计，战后迄今，发生局部战争200余次，平均每两个月左右就发生一次。至于各种危机，那就无法数得清了。大战有大战的特点，小战有小战的规律，危机有危机的个性。在一定意义上说，小战比大战难打，处理危机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它们要求军队必须具备更高的快速反应能力。于是，一种结构特殊的部队——快速反应部队在地球上迅速崛起。有人称它是一种属于“朝阳结构”的组合体。
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并对它的能力进行了检验：1975年11月，苏联用飞机和舰船将一支由15000人组成的古巴和苏联部队快速运往安哥拉，它帮助受莫斯科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击败了两个亲西方的解放运动组织，控制了这个矿产富饶的国家，并将安哥拉拉入了苏联阵营；1978年，苏联又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快速战争，动用古巴代理人军队和苏联军事机器中的精锐部队粉碎了索马里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1979年8月，苏联进行了一次“空运演习”，把苏联的作战部队快速运到了盛产石油的沙特阿拉伯西南邻国——埃塞俄比亚和南也门。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军人认为，世界上的冲突不仅不可以避免，在一定情况下还可能是合乎需要的。组建快速反应部队，会给西方世界带来好处。于是，一批批快速反应部队出现在西欧、西南亚、东北亚和拉美地区。不仅如此，美国政府为了有效地对付危机，还为快速反应部队建立了华盛顿联络处。该处自建立以来，已成为华盛顿与快速反应部队联系的枢纽。这个联络处认为，快速反应部队的使用原则是“先发制人”，一旦收到战略警报，必须抢先把部队部署到受威胁地区，甚至在观察到不明确的最初迹象时立即运去一些部队，以遏制危机的爆发。
我军机械化步兵快速机动演习
我军地面机动演习
为了应付局部战争和危机事件，英国、法国、日本、西德等国也都在筹划、设计和组建他们的快速反应部队。我国的军事学术界近年也在大声疾呼：我军的建设必须突出重点，建设精干的快速反应部队就是我军建设的重点；它将是一个“铁拳头”，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以巩固民族和国家的稳定。
可以预料，随着战争节奏的不断加快，这种属于“朝阳结构”的组合体将会在世界各地到处“开花”。
军队的指挥系统，是军队的“中枢神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中枢神经”。
其实，在古代战场上，军队的指挥系统并不复杂，将帅通常是身临其境，依靠摇旗呐喊、击鼓鸣金来指挥作战，即使是同时在数个方向、数个战场上交战的较大规模的战争中，前线指挥也没有脱离面对面的方式。到了18世纪，一代名将拿破仑仍然可以靠他的传令兵对整个战场的法军实施直接指挥；通常，拿破仑的前线指挥所距两条拼杀的地域只有数里之遥。然而，到了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是斯大林的大本营，还是希特勒的“狼穴”，通向战场前沿的层次，都达到了十几个之多。战后几十年来，“指挥金字塔”的阶层似乎是越来越多了。不过，在物理化的战场上，指挥权力和信息还是可以由“金字塔”的顶端有序地流向底部，从元帅、将军的身旁，通过校尉级军官，流向坦克手、炮手和飞行员，以至每一个士兵。
在未来战场上，战斗节奏的加快和情况变化的急剧，加上高物理能量的倾泻，宣示了指挥信道每阻塞一秒钟，可能造成的损失都令人无法接受，传统的“金字塔”正在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一场变革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减少指挥层次。现代控制论告诉我们，一个系统中的零部件越多，达成控制所需要的能量级也就越高。换言之，在同样的控制能力下，可靠性也就越低。出路之一，就是要减少零部件总数。美国著名科学家西蒙教授讲过这样一个例子：在瑞士，有两个手艺精湛的钟表匠，只因为总装钟表的程序不同，一个成为百万富翁，另一个沦为乞丐。原因很简单，前者是将全部零件事先组成十个组件，然后才进行总装，通过建立中层次——子系统来“减少”零件总数；而后者的总装却是建立在全部零件的基础上的，因而常常为了一些偶然的干扰致使前功尽弃。通信理论和实践也反复证明：任何一个实际的信息通道，在传输信息时都不可能不受干扰，不可能绝对准确。同时，任何传递和加工过程都不会增加信息，而只能减少信息量，至多保持不变。这样，金字塔顶端的命令经过多级传递和处理，原有信息量都会丧失，层次越多，损失越大。因此，减少指挥层次是改革军队指挥体制的首要步骤。
——简化指挥程序。在未来战争中，尤其是节奏极快和变化急剧的局部战争、突发事件中，除非特殊需要仍采取逐级指挥外，通常可采取“委托式”指挥和“直控式”指挥。所谓“委托式”指挥，就是上级指挥员只对作战任务和作战目标等重大问题作出原则规定，战场指挥员可自行选择完成任务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不必事事请示报告。在马岛战争和以黎战争中，英军和以军最终取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指挥方式。有人说：“假如英国特混舰队凡事都请示报告，来个公文旅行，重洋往返，恐怕未等首相点头，艇舰都葬身海底了。”此言不无道理。目前，北约军队普遍采取了这种“委托式”指挥法。他们认为“过分集中是祸害”，“必须进一步扩大军事指挥员的行动自由，师长只能规定旅级指挥官不能决定的问题。”但这种指挥方法的独立性是相对的，是在坚决贯彻战略决策的种种限制的独立。如果越过“雷池”，超出限制，则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朝鲜战争中，导致麦克阿瑟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企图超出有关限制，用杜鲁门总统的话说：“麦克阿瑟将军准备冒全面战争的危险，而我并不准备这样做。”马岛战争中，撒切尔夫人授予英特混舰队司令伍德沃德少将战场指挥权，但他的权力范围也只限于马尔维纳斯群岛，而不得攻击阿根廷本土。所谓“直控式”指挥，就是战略指挥机关或政府首脑在局部战争中，超越中间的一些指挥层次，与担负作战任务的部队直接建立指挥关系。美国的著名战略家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中曾形象地说：在局部战争中，“许多现代化国家的首脑坚持扮演排长的角色”。从现代局部战争特别是近期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来看，由于战争的时间、空间、目的、规模有限，战略和战术往往融为一体，战术作战的意义在不断升值，每一个作战行动都事关全局。在这种情况下，战略决策者对关键的作战行动扮演“排长”的角色是十分必要的。在美利冲突中，美军打击目标的选择，进攻时间的确定，都是由里根直接拍板的，里根实际上就是兼任了战术指挥员的角色。
——建立自动指挥系统。要彻底改造旧金字塔，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建立自动指挥系统。今天，一种新的，依靠先进的微电子技术的指挥系统正在悄悄崛起。通信卫星开始发挥神奇的功能。电子计算机在这样的作战系统的上层、下层以及各个层次之间，建立起一个个类似网络的小组块结构。借助于这样一个指挥系统，士兵周围的环境，可以直接展示在统帅部的大型屏幕上。而将军们的命令，又可以直接传递到第一线分队的指挥官手中。据有关资料披露，通过自动指挥系统，美国总统在最高指挥中心下达命令，1至2分钟就可以传达到战略核部队，3至6分钟就可以传达到一线的作战部队，还可以随时同任何一艘军舰、一个飞行中队沟通联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结构“从混沌中产生有序”，看到了新时代金字塔的生机和希望。
1940年6月，尽管英法军队刚刚完成了敦刻尔克大撤退，但英国陆军参谋长的副官达托莱·克拉克陆军中校却已经在考虑对德军的进攻作战问题了，并且在撤退当天就提出了以少数非正规部队偷袭德军营地的建议。这一建议立即得到积极主张进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批准。两天后，陆军部成立了执行这个计划的“MOS科”。根据首相建议，英军挑选了千余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编成了专门担任特种作战任务的10支部队。于是“哥曼德”即特种部队诞生了。这支部队采取和正规部队作战完全不同的方式，以袭击为主要手段，积极寻机打击德军。刚刚成立这支部队就连续在布仑、贝尔克、格思济岛、罗弗敦群岛、圣纳泽尔等袭击战中显示出特有的威力。如在偷袭罗弗敦群岛战斗中，“哥曼德”部队以仅亡1人（一名军官因装在口袋里的手枪走火死亡）的代价顺利完成了预定偷袭任务，俘虏德空军士兵216名，抓获纳粹党员60名，击沉德舰艇11艘，同时还炸毁了制造火药原料的鱼油加工厂和其他工厂18座。很快，“哥曼德”作为特种部队的别名风靡一时。后来，根据战争需要，英军又相继成立了各类不同用途的“哥曼德”部队。有“空降哥曼德”，他们携带轻装备从空中悄悄落在敌后，常常打得优势之敌溃不成军，因此被人称为“红色恶魔”；有在非洲沙漠上横行无阻的沙漠袭击部队，他们在沙漠里神出鬼没地活动达三年之久，由于沙漠缺少水源，他们长年不刮胡子，满脸的胡须成了他们的特征，因此被称为“沙漠鼠”；有在缅甸战争中利用骡马进行作战的“亲迪队”，他们长期潜伏在森林中，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使日军没有一日安宁。此外，还有以破坏敌军在非洲与地中海各岛上待命飞机为主要任务的特种航空任务部队。
1942年7月9日，在蒙大拿州的哈里逊堡，又一支头戴“贝雷帽”的特种部队也在战火中应运而生了。这是一支美军和加拿大军组成的混合部队，司令官是罗伯特·福莱德里克将军。这支部队成立后不久，便被派往欧洲作战。起初，这支部队预定在德军控制下的挪威实施作战，后来根据需要，被派往意大利战场。为了夺取马焦山附近的莱德芳萨高地，他们进行了36天的浴血战斗，名扬沙场。由于特种部队占领了这个据点，从而为美第五军由波利那北上打开了通道。这支部队后来又转战法国，直到解散。虽然它存在时间不长，却因其活动神出鬼没，使德军闻风丧胆，被称为“魔鬼之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形色色的“哥曼德”“贝雷帽”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越来越显示出奇特的作用：
1969年，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客机，在瑞士的苏黎世机场被劫持，号称“野小子”的特种部队士兵混入机舱开枪打死了劫机犯。从此，人们才知道以色列有一支名为“野小子”的特种部队。1972年5月8日，一架比利时航空公司的客机在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被3名游击队员劫持，在达扬将军的直接指挥下，10名特种部队队员化装成飞机维修人员和食品供应人员，佯装答应游击队员的要求而进入机舱内，打死了3名劫机犯，救出了97名人质。这次营救成功后，“野小子”的名气更大了。1973年4月9日，“野小子”又乘坐空军的直升机降落在贝鲁特郊区，潜入市区，成功地袭击了巴解组织的办事处，然后从海上撤回。
“特别舟艇中队”是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特种侦察分队，其缩写为“SBS”。这支部队的座右铭是“不用强力，而用诡计”。在马岛作战中，这支部队引导舰炮袭击过佩布尔机场，炸毁阿军飞机11架，雷达站1座和野战仓库1座，在南乔治亚岛和圣卡洛斯湾登陆时，它先行上岸，昼伏夜出，搞侦察，炸飞机，袭击雷达站，抢占登陆场，使阿军防不胜防。
在军队的编制序列里设有特种部队的国家，远不止以色列和英国，例如，丹麦有防卫队，是对付敌人突击队的反突击队部队；瑞士有一支4～6人为作战单位的，可以轻装对敌进行搜索、侦察、偷袭的特种部队；韩国有以金浦为基地的第一空运特战团……至于在作战中进行特种训练的国家，那就更多了，包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日本等等。由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游击队的主力一万余人，都受过特种训练。这些部队编制精干，装备精良，成员经过严格遴选，接受过高难度、大强度的全面训练，能够执行艰巨而危险的任务。
战争的演进趋势表明，由于低强度的小规模局部战争和反恐怖的准军事行动日益频繁，特种部队的发展可能会直线上升。在特定的战争舞台上，大兵团将一筹莫展，而精干神奇的特种部队却大有可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特种部队将成为未来军队中的一个十分活跃的成员，这是毫无疑问的。有的外国军事专家甚至断言：未来的战场必定只限于快速的小股特种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