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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美国福特公司一台大型电机发生故障，公司请工程师学会的专家们前来“会诊”，几个月查不清原因。最后，他们找到移居美国的德国科学家史坦敏茨。史坦敏茨在电机旁边搭了一个帐篷，住在那里两天两夜没休息，倾听电机的声音，进行检查、计算，最后在电机的一个地方用粉笔画了一条线，说：“打开电机，把做记号的地方的线圈减少16圈，故障就可以排除了。”工程师们照办了，电机果然正常运转起来。史坦敏茨向福特公司索取了1万美元作为酬金，有人说：“这是敲竹杠，画一条线竟值1万美元？”史坦敏茨微微一笑，随即在付款单上提笔写道：“粉笔画一条线，1美元；知道在哪里画线，9999美元！”
纵观古今，国家兴衰，民族荣辱，无不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密切相关。当今世界，千帆竞渡，百舸争流，既是国力和军力的较量，也是人才数量和质量的竞赛。“知道在哪里画线”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科威特、伊朗，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国家，盛产石油，钱赚得很多，因此有条件引进了大批现代化的技术和设备，但国民素质差，人才缺乏，国家文化科技水平低，仍然不能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反之，日本、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够从零点起飞，在一片废墟中恢复经济，迅速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奥秘就在于他们率先打好了国民文化教育的基础，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
人才是事业之本，这是千古不移的真理，美国学者英格尔斯在其获得“哈德里·坎特里尔”头奖之作《走向现代化》一书中写道：“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
打赢未来战争，核心也是靠人，靠那些“知道在哪里画线”的人。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使现代人才如虎添翼；而在缺乏现代观念和现代素质的人们手中，无异于一堆装饰精美的烧火棍。
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总算平息了。多年来，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的评论很多，许多专家认为，这是一场“外行”实施的战争。
两伊凭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发了财，用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巨款，从西方和苏联购买了大量现代化兵器。可是，两伊军队官兵中，文盲将近一半，他们对这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根本无从驾驭，只好高薪聘请大批外国顾问和专家来指挥自己的军队，甚至基层军官都是由外国人担任。待到战端一开，这些外籍军官们马上溜之大吉。于是一场由“外行”使用现代武器的“混战”便告开场。
当初，伊拉克以为有了尖端武器，就能“在波斯湾地区保持50年的军事优势”。但战幕刚刚拉开，它的空军实际上只保持了50分钟的“优势”，整个防空体系就无法运转。无独有偶，战争刚打了几天，伊朗空军的现代化飞机就被击落了50多架，但其中近30架是被己方击落的。何其哀哉！双方空战虽然都使用了现代化飞机，战术上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差不多。你追不上我，我也打不着你。地面作战则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伊朗仓库里有的是先进的排雷器材，但因不会使用，只好进行人工排雷，结果仅在提斯俘尔战役中就有2000多人因此丧生，数千人受伤。直到战争终场时，伊拉克的军营里还堆积着小山般的“蛙-7”、“飞毛腿-B”、“SS-12”等先进的导弹，可在那枪林弹雨中，英勇的伊拉克官兵们始终靠的是手榴弹和燃烧瓶……战斗中，双方都不惜倾泻大量炮火，却很少“命中重要目标”；双方都拥有大量坦克，但作战中双方机动的速度比步行快不了多少。
伊朗装甲部队开赴前线
两伊战争苦涩的教训告诉我们，先进的武器装备本身并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要胜利还必须有善于运用武器装备的人。毛泽东曾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一支愚蠢的军队”，这句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给人以沉重的感受。只有在肥沃的文化土壤里，才有可能生长出现代军人所必需的各个方面的优良素质。大凡军事人才，无不勤奋好学，善于积累知识。拿破仑一生热衷炮兵理论，对军事史、数学、地理、哲学、法律、天文学、植物学的书籍也爱不释手。恺撒连夜渡河追击厄尔维几人，是由于他掌握了最新的修桥方法。孙膑围魏救赵，用的是数学上的统筹法原理。现代战争涉及的知识领域，包括核能、激光、红外线、海洋科学、电子技术、气象、化学等，对军人文化素质的要求更高。
当今世界，知识已成为决定生产力、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战斗力。方方面面的工作都离不开科学知识。一般地说，一支军队的强与弱，同这支军队的成员对知识的拥有量成正比。美国的军官98%以上是大学毕业生，俄罗斯的军官90%以上是大学毕业生，西欧主要国家的军官，文化知识素质也都在这一水平上，“宁肯让人才等装备，也不能让装备等人才”已成为世界各国建军的共识。
相传，古波斯的戈蒂亚恩王系了一个“戈蒂恩结”。他声称，谁能解开此结，谁就有能力统治整个小亚细亚。很多人前往一试，但谁也未能解开。亚历山大大帝闻之也来到古波斯，当他反反复复看过了这只神秘的“结”后，略一思索，便拔出佩剑，这个令千百智者头疼不已的著名的“戈蒂恩结”就在瞬间被一斩两段。
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个解法，或许有人不以为然，但这看似简单的解法，却需要有跳出思维框框的胆识和善于创造的超常智能。
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大都伴随着一系列的创造活动，都有一批敢于创造的智能型人才起着推波助澜的决定作用。18世纪的产业革命，正是与纺织机、蒸汽机的发明者哈格里沃斯、阿克赖特、克隆普顿、斯密顿、瓦特、富尔顿等一大批勇于创造的人才在实践中的创造行为分不开的。在他们之后，丹麦人奥斯特发现电磁效应，法国的安培和英国的法拉第等竞相研究电学，韦伯发明了电话，爱迪生点亮了世界上第一盏电灯。一大批开创者的实践，开创了伟大的历史时代，也推动了民族和国家的发展。
拿破仑、克劳塞维茨、若米尼、马汉、杜黑、富勒、利德尔·哈特、柯林斯等人之所以成为世人仰慕的军事伟人，正是由于他们思想活跃、想象丰富、勇于创新，在军事史上创立和发展了新的军事理论、军事制度和指挥艺术，开创了军事史上的新时代。
一些专家认为，未来军人的智能结构主要包括：独创能力、运筹能力、指挥能力、应变能力。有人还把军事智能分解成比这更多乃至近百个诸元。但不管怎样划分，首要的都是独创能力。
知识、技能不等于智能，掌握了知识和技能，仅仅为智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支有远见的军队，如果不甘心在下一世纪落伍，就必须不断培养创造型人才，造就一支具有创造力的新型军事人才队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前途如何，就取决于其中有多少人在进行着创造性的劳动，这恐怕已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了。
1984年1月中旬，美国的通讯社披露了一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舰用土豆“击沉”日本潜艇的奇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驱逐舰“奥班农”号正在所罗门群岛附近海域巡弋。突然，前方有一艘日本潜艇露出水面。就在“奥班农”号发现日本潜艇的同时，日方也发现了“奥班农”号。这时，日本潜艇虽有鱼雷，但已来不及掉头施放；美驱逐舰虽然抢先开火，但无一命中。日本潜艇迅速掉头向“奥班农”号冲来，很快进入美舰舰炮的射击死角。美舰上的士兵由于猝然的变化，来不及取出轻武器，便信手抓起储存在甲板小舱里当菜吃的土豆，向日本潜艇投去。顿时，土豆如雨点般地落在日本潜艇上。日本潜艇上的日本水兵以为投的是手榴弹，惊恐万状，连滚带爬地往舱里钻。接着，日本潜艇迅速下潜，加足马力仓皇逃遁，结果撞到暗礁而葬身海底。
美国驱逐舰用土豆“击沉”日本潜艇，虽然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但它说明了战争中人的心理素质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人心理素质的好或差，直接作用于技术的发挥和战术的使用，对于作战成败影响极大。畏敌怯战、意志脆弱的军队，即使形势有利，武器装备精良，也无缘胜利。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牺牲的飞行员中，被打死的只占2%，10%的飞行员是因为作战时情绪紧张、惊慌失措、处置不当而机毁人亡的。必胜的心理，饱满的士气，在危险紧张的环境中保持镇定的情绪，实在是胜利的保证。
随着武器装备的日益发展，战争的杀伤性、破坏性大大增强，未来战场空前紧张、激烈、残酷、多变，对军人的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丝毫的怯懦、片刻的犹豫、稍许的懈怠，都可能招致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社会大变革以及和平时期军队进行的各项重大改革，也会给军人带来比以往都沉重十分的心理负荷。因此，迫切要求重视对军人的气质、性格、情感、意志等心理素质的研究和培养。
几何学的公理证明：周长等同的四边形，只有在其四边相等并成正方形时，它的面积才最大。反之，其周长虽然不变，但边长差别越大，面积就越小。正是依据这个公理，伟大的军事家拿破仑曾形象地把军事指挥员的智慧（包括知识、技能、谋略等智力要素）比作四边形的“底”，把意志（包括勇敢、顽强、沉着、果断等精神要素）比作四边形的“高”。他认为，只有当智慧和意志同步发展并成为“正方形”时，指挥员的才干才能达到理想的程度。拿破仑的“正方形”论在今天看来不是一样地意味深长么？
拿破仑一世在战场上
战争史上，将领因勇有余谋不足，而导致指挥失误、败名折将的例子举不胜举。同样，因谋有余而勇不足，以致指挥不当，被敌所欺的例子也屡见不鲜。蜀将赵云设“空营计”智退曹孟德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三国志》记载，曹公是公认的古代兵家中的佼佼者，他为何手握重兵，却不敢去打赵云的“空营”？恐怕与他“智”多于“勇”有关。可见，智慧与意志的有机结合，实是重要的为将之道。
当然，随着战争实际的发展，指挥员在学习与修养中，一个时期里着重强调一个方面也是必要的，但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不应该重一个轻一个。这样讲，好像有点折中主义之嫌，似乎只有讲“长方形”才更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重点论。其实，研究问题不应该从一般的哲学概念出发，而应该从存在着的客观实际出发。拿破仑讲指挥员精神世界中的“正方形”，也仅仅是个比喻而已，我们拿来作为学习与修养的借鉴，只不过是防止走极端。至于说到这个“正方形”的“底”和“高”，很难有一个尺度去衡量。
拿破仑在战争舞台上确实导演过一幕幕威武雄壮的话剧，这是他提出的“正方形”按比例发展的表现。而他在莫斯科的失利受挫，滑铁卢的败北，也正是他自己违背了自己的论点。可见，指挥员身上的智和勇，随时都有从“正方形”变成“长方形”的可能，应当随时引进我们的警惕和注意。
轰炸结束了，空战在继续。
叙利亚出动了60架米格-21，米格-23战斗机，以色列飞机有90架。150架世界上先进的飞机在天空中缠斗。这是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场空战。
好壮观的场面！像蝗虫一般的飞机在空中穿梭往来，以超音的速度相互追逐。飞机不时发射着导弹，飞机导弹拉出来的白烟，团团缠绕、爆炸闪光，此伏彼起。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导弹的呼啸声、飞机弹丸的爆炸声响彻天空。
一幅神奇的空战画面。
这场空战的结果，以色列获得了胜利，连以色列人都对自己的胜利感到吃惊。据统计，叙利亚有30架飞机被击落，而以色列没损失一架。
几天后，叙利亚越过边界运来了导弹，以色列前去轰炸，第二次空战随之爆发。
这一次，叙利亚出动了52架飞机，战斗的结果令全世界瞠目结舌。52架飞机竟全被击落，而以色列飞机又无一损伤。
“这是中东历史上最不平衡的一次空战，”美国空军军官达德尼说，“也是近代战争史上最不平衡的一次空战。”
惨烈的贝卡谷地渐渐恢复了宁静。飞机从空中消失了，萨姆导弹群从地面上消失了，雷达站也消失了，唯有被击毁的飞机残骸冒出的缕缕黑烟在微风中飘荡，似乎在向人们叙说着一个悲惨故事的结局。
82∶0，这说明了什么？叙利亚出动的飞机是米格-21、米格-23，以色列使用的飞机是F-15、F-16，双方飞机的性能差别不大；两次作战，叙利亚使用的兵力是100余架飞机及几十个防空导弹连，以色列出动的兵力是140余架飞机，双方兵力的数量也大致相当。客观地说，最根本的原因，是以色列飞行员的素质远远超过了对手。
据称，以色列空军向来在训练上有“三高”：一是飞行学员的淘汰率高，通常为90%左右，1960年100个人中只有1人合格；二是训练飞行率高，600架飞机每天总共要做500多次训练飞行；三是训练指标高，每个飞行员平均每年飞行250小时以上，课目难度也相当大。正是由于“三高”，一支精锐的空中铁骑诞生在犹太人的军营里。
俗话说：“宝剑锋从磨砺出”。要造就高素质的军人，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加强教育训练，把教育训练真正置于战略地位。为了驾驭未来战争，教育训练必须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全面提高指战员的素质。
1979年诺贝尔物理奖授奖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三位获奖者中，两位是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高级理科中学的毕业生，而且还是同班同学，一位叫格拉肖，一位叫温伯格。于是，一位女同学建议发起一次1950级校友团聚会。当这个团聚会召开的时候，同学们又发现，除了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同学外，还有6位同学也做出了显赫的成绩，相继成为专家、教授。他们一起回顾了自己的成才之路，发现这条路的起点便是布朗克斯中学。温伯格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多少有点取决于你与谁一起上学，这里有一种共生效应。”
在军事领域，也常常发生这种现象。比如，在世界空战史上，王牌飞行员往往集中出现于某一个战斗单位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王牌飞行员的名单里，居于世界首位的是三位德国飞行员。他们分别是：击落352架飞机的埃里希·哈特曼，击落301架飞机的格哈德·巴尔克赫内和击落275架飞机的京特·勒尔。除此之外，击落200架飞机以上的还有三名飞行员，击落100架飞机以上的有四名飞行员。令人惊奇的是，他们都属于德国空军第52战斗机联队。同一时期，苏联空军第16航空团39“飞蛇”战斗机大队与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分别产生了20、21名获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中国参战空军所涌现出的一些著名的战斗英雄，也多集中于一两个部队。
同类相聚是事物运动的一种规律，人才的成长离不开相互间的信息交流。有识有才之人，是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相互依赖，相互砥砺，才形成才能聚会之势。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加强，人类已进入了必须依靠人才群体方能取胜的年代。举大事者必同谋。无论是现代国防的重大决策，还是现代军事活动的指挥管理，都需要一个互有所长、充满活力、结构合理的人才群体。这种人才群体，不仅会使国防建设的速度大幅度提高，而且会使每个成员在相互“撞击”中得到新的启发，拓宽眼界，增长新的才干，并能够再产生新的更大的凝聚力，从而催生出更多的军事人才。
据说滑铁卢战役之后，拿破仑曾经把这次决定命运的失败，归咎于他“很久没有和士兵一起喝汤了”。这个带有滑稽色彩的结论，史学家未必会赞成，但就拿破仑本人来说，也许的确是发于内心的自责。
拿破仑本来是比较注意亲近士兵的。几次历尽艰辛的远征，他都走在风尘仆仆的队列里，置身于枪林弹雨的前线，与士兵同甘共苦，共危难。部队穿越气温高达50多摄氏度的大沙漠，他命令把所有的马匹、车辆都给伤病员用，其余的人一律步行，包括他这位总司令在内。当可怕的“黑死病”在军中蔓延的时候，他不顾被传染的危险，视察设在寺院中的疫病医院，还亲身参加搬运尸体。食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他和士兵一起进餐——也就是他所说的“一起喝汤”。当时的法军士兵之所以作战勇敢，即使处在以少敌众的时刻也不后退，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对自己的统帅有着近乎崇拜的依赖，而这种依赖又正是靠他的指挥天才和亲近士兵而赢得的。一旦疏远了士兵，他也就失去最重要的制胜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的自责，是很值得后人引为鉴戒的。
拿破仑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
其实，许许多多的著名将帅都十分重视“和士兵一起喝汤”的问题。
据史料记载，齐将田单率兵攻狄，去见鲁仲子。鲁仲子对他说：“将军攻敌，不能下也。”田单说：“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被亡余卒，破万乘之燕，复齐墟。攻狄不下，何也？”上车弗谢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田单害怕了，再去请教鲁仲子。鲁说，将军之在即墨，和士卒一块编筐挖土，同甘共苦。你不怕死，士兵也不贪生，一听到你的命令，都挥泣奋臂与敌人拼杀，所以能打败燕国。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黄金横带，而驰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田单觉得这话讲得对，第二天就到城下察看地形，激励士气，并且亲冒矢石，擂鼓督阵，终于把狄国打了下来。
翻翻一些名将列传，发现懂得与士兵同甘共苦的人也是很多的。曾使匈奴畏服的汉代“飞将军”李广，一身清廉，所得赏赐都分给部下，饮食与士卒同。乏绝之处遇到水，士兵不饮够，他不到水边去饮；士兵不尽食，他不尝食。所以，士兵都非常乐意听他指挥。齐国的大将司马穰苴对士兵家中的井、灶、饮食、疾病等问题，亲自探问，自己与士卒平分粮食。所以，“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吴起，与各诸侯国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其余未分胜负。其原因之一就是他能“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士兵生了毒疮，吴起用嘴给他吸脓。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哭着说：“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我军德高望重的彭德怀司令员，吃的、穿的、住的都要向士兵和老百姓看齐，谁想给他弄点好吃的饭菜，谁就会挨骂。人们赞扬说：“一个百万大军的统帅和他统帅的士兵过一样的生活，这个军队自然是临危不惧，一往无前的！”（《在彭总身边》）我军众多的高级指挥员在战争年代都是发扬了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的。
由此可见，战争的胜败与将帅同士兵的关系密切相关。所以，能不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是选拔和衡量将帅的一把尺子。诸葛亮在《将苑》中写道：“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冬不服裘，雨不张盖，与众同也。”将与众同，就能取得士兵的爱戴，使全军上下同心同德，共同对敌。反之，如果为将的高高在上，贪婪暴戾，必然失去军心，失去号召力，打起仗来就要离心离德，丧师辱国。赵括的母亲在劝说赵王不要任命赵括为将时，就是用的这把尺子。她把赵括与已成为名将的丈夫赵奢作比较说，括父为将，所得赏赐，尽以予军吏；受命之日即宿于军中，不问及家事，与士卒同甘苦。每事必博谘于众，不敢自专。“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劝赵王不要封括为将，赵王没听赵母之言，而导致长平之败，丧师40余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