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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曹操将“奉天子以令不臣”视作一种权谋，那么，它一定是一种临时性、阶段性的策略，当利用它达到壮大自己力量的目的之后，也就是说当曹操自己的力量足够强大，由量变到质变的情况下，应该适时地改变或放弃这种策略，这个拐点的到来及其到来的早晚，取决于以下几点：
一是曹操必须有政治野心；二是群臣拥戴他成为天子的强烈呼吁；三是他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到让他能够取汉朝而代之。
而纵观曹操一生，他的力量从弱变强，以至于无敌于天下时，却从来没有改变这一策略，并一以贯之地将其执行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使之成为曹操一生的政治追求。
他没有改变这一政策的原因到底是没有机会呢，还是他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抑或是他根本不想改变？这是探讨他的这一策略是不是他一生的政治追求这一问题的关键。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是有生命周期的，一个政权也同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因此，一个朝代从它的兴起到大发展，然后进入鼎盛，再走向衰落，直至灭亡，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过程。它的长短和存续与否，取决于多个方面，关键是政治是否清明和人心向背，如果失去了民心，那么这个政权的生命也就到了终点。有时候这种结果来得很慢，需要长期的社会积累；有时候来得很快，比如秦朝、隋朝等，虽然盛极一时，但是很快就衰败下去，成为短命王朝。非常有趣的是，有学者统计中国历代王朝，得出了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就是多数王朝的寿限一般不会超过 300 年，极少能够超过 400 年的。比如，西周立国 275 年，东周立国 294 年，东西两晋共计存在 155 年，唐朝 289 年，南北两宋共计 319 年，明、清两朝均为276 年，仿佛这是一个打不破的魔咒。
西汉存在 210 年便衰败了，中间经过光武中兴，光武帝刘秀于公元 25 年建国，至公元 220 年灭亡，时间为 195 年，两汉加起来时间为 405 年，也没有逃脱这个魔咒的制约。那么，东汉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路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史学界有一个共识，认为是从汉和帝时就开始了。由于皇帝们的寿命都很短，使外戚与宦官得以交替专权，政治体制隐患开始显性化，政治腐败，经济衰落，豪强坐大，逐渐进入了它的没落期。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期，皇帝贪图享乐，不理政事，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士人集团、外戚和宦官集团斗争加剧，东汉王朝正式进入了衰败期。到了少帝刘辩和献帝刘协时代，则是东汉的衰亡期，尤其是汉献帝刘协在位期间，已经变得十分脆弱，苟延残喘，只能算是勉强存在，随时都有可能被打断而终结。而且这种衰败已经成为历史趋势，回天乏术，很难改变。
王朝的强盛兴衰的另一大影响因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作为，是昏庸或是清醒、励精图治。因此，历代头脑比较清醒、有所作为的皇帝最常说的就是：“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某某。”战战栗栗、夙兴夜寐、有所敬畏成为他们的口头语。如汉宣帝曾不止一次地下诏曰：“朕既不逮，导民不明，反侧晨兴，念虑万方，不忘元元。”“朕承宗庙，战战栗栗，惟万事统，未烛厥理。”汉元帝也曾下诏曰：“朕承先帝之圣绪，获奉宗庙，战战兢兢。间者地数动而未静，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由。”雄杰如汉武帝者，也曾下诏自谦道：“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有的帝王在诏书中使用“朕甚惧焉”“朕既不敏，弗能如何如何”等自谦之词，表示了对天地的敬畏。有敬畏就能够知道有可为、有不可为，严格约束自己，时刻警醒自己要励精图治，江山才能稳固。因为他们知道肩上的责任和担当，在面对江山稳固和社稷长久这一问题时，表现得特别谦虚谨慎，整日如履薄冰，完全没有了君王对臣属的那种傲慢和傲视天下的雄姿。
为此，他们甚至还经常进行自省，比如汉文帝曾下诏说：“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丐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历日弥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他们勤于政事，对自己要求严格，充满着责任感。在这样的君王治理下，国家不强盛都说不过去。
但是，东汉到了中后期，桓帝、灵帝二人都干了些什么事呢？他们皆昏庸无道，沉迷女色，奢靡无度，醉生梦死，不亲理朝政，或宠幸宦官，或倚重外戚，致使外戚与宦官集团轮番专权，士人集团遭到残酷镇压，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残酷斗争不断，信奸佞，远正直，兴党锢，禁忠言，贪官污吏横行，卖官鬻爵大行其道，造成了东汉末年政治上十分黑暗，民不聊生，逐渐失去了民心，阶级矛盾激化，大规模农民起义不断。特别是到了灵帝末年，农民起义呈星火燎原之势。其去世后，最终酿成了外戚何进与宦官们的斗争白热化，张让等阉党发动政变，董卓趁机窃权专政，大权彻底旁落，擅自废立，出现了臣重君轻、无法收拾的局面。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军阀开始割据，相互争夺地盘，战祸频仍，将风雨飘摇的东汉王朝进一步推向了无底深渊。正如灵帝末年黄巾军喊出的口号那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推翻腐朽的东汉王朝，建立新的王朝已经成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因此，此时各种谣言满天飞，预测东汉将亡的谶语更是层出不穷。
谈到谶语，我们不妨多说一些。谶语是迷信称将来会应验的话，古人往往利用它来预测朝代的兴衰更替和自然灾害的发生。
谶语在我国起源很早，流行于两汉时期。其中，尤以东汉最盛。这与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笃信谶语的行为密不可分。多种文献记载，刘秀相信谶语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如《后汉书·桓谭传》记载：“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
凡事都要与谶语相联系，甚至发展到了经常会左右朝政、影响官员的任用和升迁的地步。《后汉书·景丹传》记载：“世祖即位，以谶文用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众咸不悦。”而与之相反，博学多才的郑兴，虽然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却因为不善谶语得不到刘秀的重用。
刘秀之所以笃信谶语，与他的经历有着很大关系。当初，他就是靠利用在社会上流行的“刘秀当为天子”这一谶语，笼络了一大批人，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反抗王莽，一举推翻王莽的新朝，建立自己的王朝。因此，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真命天子，对谶语坚信不疑。甚至在他去世前的中元元年（前149），洛阳刚刚建成明堂、灵台、辟雍，以及北郊兆域时，还曾“宣布图谶于天下”。
虽然谶语只是一种民间传说，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是，却很能蛊惑人心。刘秀手下的几员大将也都是因为笃信“刘秀当为天子”这一谶语，赌上身家性命而跟随光武帝刘秀出生入死地打天下。李通、李轶兄弟也正是因为自己姓李，希望能够应上“刘氏复起，李氏为辅”这一谶语，而义无反顾地鼓动刘秀造反，加入起义队伍中去。其中，李通更是坚定不移地跟随刘秀出生入死，为其卖命，官至卫尉、大司农、前将军、大司空等，封为固始侯，从而飞黄腾达，达到了封侯拜相的政治目标。
光武帝手下许多大将都是出于这个目的而坚定不移地跟随刘秀的。关于这个问题，汉安帝在永初六年（112）曾经下诏明确说：“建武元功二十八将，佐命虎臣，谶记有征。”因此，获益匪浅的光武帝刘秀深知谶语的巨大作用，在他建立东汉王朝之后，仍然利用它来巩固自己的政权。
常言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光武帝刘秀喜爱和笃信谶语，大力提倡，许多大臣为了投其所好，开始不务正业，潜心钻研此术。如《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指出：“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因此，在东汉时，谶语大行其道，也就不足为奇了，出现了许多所谓图谶学大家。如广汉新都人杨春卿，善图谶学。其儿子杨统，得其父亲秘籍，又多方求师，技艺更加高超，颇有心得，曾撰写《家法章句》及《内谶》专著二卷。杨春卿的孙子、杨统的儿子杨厚，同样继承祖父的衣钵，以善图谶闻名于天下。但是，也时常会有翻船的时候。比如，有一次，太后听说杨厚的大名，特地召他入宫，向他询问有关图谶的事，因其答对常常与谶语不合，惹得太后生气，结果被免官归家。他感到很没有面子，从此，便谢绝了仕途，开始在家广收门徒，专门传授图谶学。其弟子中有不少高徒，史书上留名的就有周舒、茂安、董扶、任安等人。其中，任安更是“究极其术”，名气甚至超过了老师杨厚。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欲知仲桓，问任安。居今行古，任定祖。”仲桓为杨厚的字，而定祖就是任安的字。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此任安非司马迁所写的《报任安书》中的任安，彼任安为西汉人。
当时，以精通图谶学说而闻名于世的人还有杨厚的同乡郑伯山、张裕、尹敏、何彦英、周循，勃海人郭凤，渔阳要阳（今北京市密云区）人王梁，扶风漆人李育，平陵人贾逵（此贾逵非后来曹操时期的贾逵，他是贾谊的九世孙），以及孙咸和法正，还有法正的父亲法真，等等。其中，法正的父亲法真这个人，少年便明五经，兼通谶纬，学无常师，名有高才。
南阳堵阳人尹敏，因为精通《洪范》消灾之术，光武帝刘秀曾让他负责校对图谶典籍。淮阳人薛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建武初年被聘为博士，也曾奉诏负责校定图谶。汝南平舆人廖扶，专精经典，尤明天文、谶纬、风角、推步之术。就连光武帝的儿子沛献王刘辅、广陵靖王后裔刘辩等人，也都善于图谶、天文、历算之术。
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图谶方面的著作就更多了，其中，比较有名和流行较广的便有《黄帝谶》《老子谶》《庄子谶》《孔老谶》《老子河洛谶》《尹公谶》《刘向谶》等。仅孙瑴在《删微》一书中就记载有大约十种之多，成为当时图谶学的经典，也是大家研究的对象。
事实上，其种类和数量比上述介绍的还要多得多。比如《尚书中候》中有十八篇，《七经纬》中有七篇，《论语谶》中有八篇，《河图纬》中的文章就更多了。在当时，最为流行的有《石苞室谶》《五经谶》《春秋谶》《诗谶》《春秋汉含孳》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认为：“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正是由于谶语用的都是隐语，晦涩难懂，同一条谶语，不同的人理解不一样，所作出的解释也就大相径庭，得出的结论也就五花八门。因此，历史上因为谶语的缘故曾闹出过不少悲剧。比如，由于刘秀过于沉迷和依赖谶语，遭到大臣桓谭的反对。他曾冒死上书谏阻，尖锐地指出：“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结果惹恼了刘秀，他愤愤地质问桓谭：“吾欲以谶决之，何如？”下令要将其斩首，吓得桓谭赶忙叩头认错，直至流血，良久，刘秀的怒火才得以缓解。但是，死罪饶过，活罪难免，最终将桓谭赶出朝廷，贬为六安郡丞。桓谭为此闷闷不乐，精神开始出现恍惚，在前往六安上任的路上，突然生病而死。
再如扶风人苏朗，因为伪言图谶之事，结果被下狱而死。光武帝的儿子楚王刘英，也是因为“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而被废黜。驸马都尉韩光，同样因为“招奸猾，作图谶，祠祭祝诅”而被诛杀。就连史学家刘歆，因为在整理典籍时发现了“刘秀当为天子”这一图谶，便赶忙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刘秀，希望能够应上这条谶语，将来自己好当上皇帝。
上述事例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古代对谶语的解释主要还是看是否符合最高统治者的心意，合则用之，不合就会受到严惩。
由于谶语具有蛊惑人心的巨大作用，许多心怀不轨的人都想附会它们，利用谶语来迷惑群众，做出危险的事情来。《后汉书·祭遵传》就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其文曰：“初，满（新城蛮中山贼张满）祭祀天地，自云当王。”于是，张满便毫不犹豫地宣布自己称王，扯旗造反。建武三年（27），祭遵奉光武帝之命，率军前往平叛，张满战败被俘，此时的他方才清醒过来，感叹道：“谶文误我！”结果，落了个被斩首、夷其妻子的悲惨下场。《后汉书·耿纯传》中亦记载：“真定王刘扬，复造作谶记云：‘赤九之后，瘿扬为主。’扬病瘿，欲以惑众，与绵曼贼交通。”结果，也被刘秀派人捕杀。
鉴于谶语的种种弊端和极大的危险性，东汉大臣窦融就严禁自己年仅十五岁的儿子“观天文，见谶记”，而是朝夕教导以经艺。如他上疏光武帝刘秀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质性顽钝。臣融朝夕教导以经艺，不得令观天文，见谶记。诚欲令恭肃畏事，恂恂循道，不愿其有才能，何况乃当传以连城广土，享故诸侯王国哉？”
以免其将来因此惹事，招致祸端，使家族受到连累。
古人为了掌握图谶学之精髓，下功夫之深，学习之专注，超出今人的想象。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三国志·周群传》记载，周群年少时跟随其父亲周舒学习图谶学。他十分专心，曾在自己家中作一小楼，以观天象。由于其家富多奴，于是，他便令家奴们轮流在该楼上值更，以观天象，每见到一种气象，值更的家奴们便立即去禀告周群，周群便跑到楼上，亲自观之，不避晨夜，常年如此，“故凡有气候，无不见之者，是以所言多中”。
当然了，在当时也有不少人对图谶之说持怀疑态度，比如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就曾坚决反对。他曾为此专门向朝廷写了一份奏章，对当时盛行的图谶学说进行批驳，建议朝廷“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后汉书·张衡传》）。但是，这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幸亏他生活在汉和帝时期，如果生活在光武帝刘秀时期，就有可能因为这件事而招致大祸。
东汉最流行、影响最大的谶语，当属“代汉者，当涂高”。意思是，将来代替汉朝的一定是“涂高”者，那么什么是“涂高”呢？所谓“涂”，通“途”字，是道路的意思。“涂高”者，可以指较高的路面，也可以指路旁一些较高的东西，比如土岗、建筑之类。至于到底该用哪种解释，就看不同的人如何理解了。
这一谶语最早起源于《春秋谶》。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就已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当年盘踞在蜀地的军阀公孙述就曾以此为宣传工具，与东汉政府展开舆论战，认为自己应该是该谶语中所说的那位代汉的真命天子。因为事关汉代的兴衰，刘秀对这一谶语十分敏感和重视。此后，这一谶语一直在暗中流传，并伴随着东汉王朝的始终，使汉朝统治者坐卧不安。
比如汉哀帝建平二年（前 5），待诏夏贺良等人说赤精子之谶，认为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于是，汉哀帝便下诏曰：“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遂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
由于这一谶语起源很早，并广为流传，到了东汉末年，许多野心家看到天下大乱，便有了自己的想法。比如袁术，他在少年读书时曾读过谶书，从而知道了“代汉者，当涂高”这个谶语。由于袁术的字为公路，便自认为其字正好应此谶。又因为袁氏出自陈地，为舜之后，为土德，尚黄色；而汉为火德，尚赤色。根据五行相生相克之说，火生土，以黄代赤，符合五行德运转化的次序，因此，他很早就有了僭逆之心。后来，他听说部下孙坚在洛阳一水井中得到传国玉玺，更认为是上天给他的机会，心中大喜。孙坚战死后，他遂拘禁孙坚之妻，从其手中夺得该玉玺，对这一谶语更是坚信不疑。遂于建安二年（197）春僭号，自称皇帝，建号曰仲氏，置公卿，祠南北郊。
《后汉书·刘虞传》载：“（初平）二年（191），冀州刺史韩馥、勃海太守袁绍及山东诸将议，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长者，欲立为主。乃遣故乐浪太守张岐等赍议，上虞尊号。”《三国志·公孙瓒传》载：“是时有四星会于箕尾，馥称谶云神人将在燕分。又言济阴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为天子’。又见两日出于代郡，谓虞当代立。（袁）绍又别书报（袁）术。是时术阴有不臣之心，不利国家有长主，外托公义以答拒之。绍亦使人私报虞，虞以国有正统，非人臣所宜言，固辞不许；乃欲图奔匈奴以自绝，绍等乃止。”
袁术之所以外托公义以答拒之，主要是他自己早就有了称帝的野心，担心袁绍此举会阻挡自己将来称帝的路。
而将这一谶语与魏国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则是上文所提到的那位学习图谶学极为认真的周群的父亲周舒。周舒少年时曾就学于杨厚，其名气略亚于董扶、任安二人。当时有人向他求教《春秋谶》中所提到的“代汉者，当涂高”到底是什么意思，周舒解释说：“当涂高者，魏也。”第一次明确地将东汉的灭亡与魏联系在了一起。此后，这种说法逐渐在其乡党中悄悄地传播开来。但是，他当时并没有做更多的解释。
汉桓帝时，辽东殷馗善天文，他观察到黄星现于楚、宋之分，断言五十年后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如此等等，谣言迭起。
将这一谶语与曹魏再次联系在一起的是东汉末年的王立。在汉献帝东迁途中，时任侍中兼太史令王立就曾对宗正刘艾说：“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
迁都许昌之后，王立又多次对汉献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
曹操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担心会引起汉献帝的误会，给反对派提供攻击自己的口实，于是，赶忙派人捎信给王立，警告他说：“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禁止他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可见，谶语虽然荒诞不经，却颇能迷惑人心。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也正是如此，从少帝刘辩被废之后，汉献帝刘协登基，政权一直掌握在权臣们的手中，王朝权威已经荡然无存，就已经注定了东汉王朝必将走向末途这一命运，汉王室寿终正寝，已成为当时许多人的共识。因此，才会出现各地军阀敢于趁机割据一方、各自为政的局面。曹操也是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乘机崛起的一方。
而对这一谶语作出深入论证者则是时任太史丞的许芝。他为了劝曹丕称帝，罗列了许多汉朝当灭、曹魏当兴的谶语，为曹魏代汉寻找理由。如《三国志·文帝纪》曰：“辛亥，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曰：‘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春秋汉含孳》曰：‘汉以魏，魏以征。’《春秋玉版谶》曰：‘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故白马令李云上事曰：‘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今魏基昌于许，汉征绝于许，乃今效见，如李云之言，许昌相应也。《春秋佐助期》又曰：‘汉以蒙孙亡。’说者以蒙孙汉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或以杂文为蒙其孙当失天下，以为汉帝非正嗣，少时为董侯，名不正，蒙乱之荒惑，其子孙以弱亡。《孝经中黄谶》曰：‘日载东，绝火光。不横一，圣聪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归功，致太平，居八甲；共礼乐，正万民，嘉乐家和杂。’此魏王之姓讳，著见图谶。《易运期》谶曰：‘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言午，许字。两日，昌字。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今际会之期在许，是其大效也。《易运期》又曰：‘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不仅详细罗列了关于曹魏应该代汉谶语的大量历史文献，还对这些谶语进行了深入解析，全面论证了这些谶语中曹魏代汉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