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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陶器到瓷器，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生产技术的先进与发达。如果说丝绸是陆路贸易的主要商品，那么瓷器就是海上贸易的主要交换物。宋元以后，中国航海技术的进步带动了远洋贸易，瓷器成为必不可少的压舱物和贸易商品。
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习惯被称为“古典时期四大文明”。从历史上来看，古代中国在诸多方面都表现出“早熟”的特性。以经济来说，在前工业时代，也就是机器尚未普及的手工业时代，中国产品（如丝绸、瓷器等）在技术和质量上确实具有显著的优势；甚至可以说，人类物质文化的首度全球化，正是以中国的商品和技术为纽带，由多文明共同推动完成的。
直到300年前，技术含量极高的瓷器一直都是中国独有的出口商品，虽然最后仍免不了从商品扩散到技术扩散的这种“全球化”结局。其实，技术转移、取代进口和产品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路径。在瓷器产业彻底全球化之后，作为“开山祖师”的中国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丝绸之路，中国成为西方眼中的“丝国”。实际上，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丝瓷之路”。随着海上航路的开辟，瓷器和茶叶使中国进一步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参与者。特别是瓷器，既是中国独有的商品，又是价值很高的远洋商船压舱物。
瓷器（China）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几乎成为最常见的中国出口商品，以至在英语世界里，瓷器即中国，中国即瓷器。
虽然就商业价值来说，瓷器远不如丝绸和茶叶，但其形制、色彩、纹饰、主题，以及历久不变又不可复制的特性，让它们成为特殊的文化载体。中国古代的瓷器种类繁多，不同的瓷器有不同的器型、花色和质地——器型示其功用，花色示其时尚，质地示其工艺。
美国历史学者房龙赞誉说：“当我们西方人还只是生活在泥房里，把脸涂成天蓝色的野人时，中国人已经学会用美丽的瓷盘吃饭，用精美的图片装饰房屋四壁了，而且他们的绘画技艺之精湛是任何现代艺术家都无法超越的。”
从文化交流角度来说，内涵深厚的中国瓷器，确实是其他任何商品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如果说陶器是人类发明火之后的又一重大进步，那么我们把瓷器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就并非夸张和过誉了。
当世界其他地区还都处于石器时代之时，中国就已经进入陶器阶段。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精美陶器，将中国的陶瓷史追溯到大约6 000年前；江西仙人洞遗址发现的陶器距今约2万年，是目前发现的世界最古老的陶制品之一。
从物理上来说，陶和瓷是完全不同的器物。陶用黏土制成，瓷的原材料则是瓷土；瓷器的烧成温度也高于陶器。另外，瓷器质地细腻致密，坚固耐用，而且往往表面涂釉，最后成品的防漏性和审美价值都远胜于陶器。
“中国陶器发明于伏羲神农之时，而瓷之名称则始于汉代，真正成功于李唐。宋世，瓷业大盛，定、汝、官、哥、钧，垂名千古，明人继之，宣德、成化之作，尤为特出。清代，则古雅浑朴，不如前人，然精巧华丽，美妙绝伦，康乾所制，更有出类拔萃之概。”
这是《中国陶瓷史》的总结语。
大体说来，中国的陶瓷经历了一个从陶到瓷的演化过程。
中国从商代开始掌握釉陶技术，发展到东汉末年，才完成从陶器到瓷器的过渡。经过“瓷化”，瓷器的胎质更致密，釉的出现，可以令瓷器表面的光泽更柔和，又不容易渗水。尤其是“玻化”
给人明亮如镜的感觉，而“瓷化”则提高了瓷器的机械强度，可以抵抗酸和碱的侵蚀，让器皿变得更加耐用且便于清洗。
瓷器最重要的是釉。从字形上看，“釉”字由“彩”字和“油”字各取一半组合而成，其中便颇有深意。
在瓷器史上，最先出现的是青瓷，至隋代出现白瓷，唐代出现三彩瓷，宋代则有五大名窑，花色和品种更加丰富。在古代中国，瓷器属于比较昂贵的半奢侈品，相比之下，普通农民日常所用的更多是陶器。
从世界范围来看，瓷器长期以来一直为中国所独有。
就中国瓷器史而言，唐宋时期是一个分水岭。从宋朝开始，瓷器不仅是日用品，还成了艺术品。瓷器不再局限于实用物品而走向艺术化，才产生了所谓的“名窑”与“名瓷”，景德镇得以脱颖而出。
中国南北都有名窑名瓷。北方如陕西耀州窑（耀瓷），河北磁州窑和曲阳定窑（定瓷），以及河南禹州钧窑（钧瓷）和汝州汝窑（汝瓷）等；南方则以浙江、江西、福建的瓷窑为多。浙江龙泉窑盛产青瓷。江西景德镇出产白瓷、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以及霁青釉、祭红（亦称“霁红”）釉等。福建窑厂盛产青瓷及青白瓷，其中建阳窑产黑釉茶盏，福清窑产青瓷及黑釉盏，光泽茅店窑产黑釉盏，德化窑产白瓷。
总体来说，北方窑所产瓷器以内销为主，南方窑则面向外销。浙江龙泉窑起初以温州为出口港，后经松溪，顺着闽江，以福州为出口港。江西窑有北运至鄱阳和长江的，亦有经赣江，翻越大庾岭到广州的，但主要是沿着闽江而下，到达福州和泉州的港口出口。宋元以后，浙江、江西和福建各窑所产陶瓷主要都从福州和泉州出口，后来逐渐转移到广州。于是，福州、泉州和广州便成了中国古代瓷器外贸的三个重要港口城市。白图泰到达广州时，就惊叹这里“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
景德镇作为中国瓷器艺术品生产中心，崛起于元代，但以“景德”二字闻名天下，却是始于宋代。
景德镇因地处昌江之南，古称“昌南”，也称“浮梁”，从东晋便开始烧瓷。这里矿藏丰富，尤其是瓷石和高岭土，其瓷石含铁量低，质地优异。此外，这里还有充沛的森林资源，松柴油脂多，燃烧时间长，极适合用来烧制瓷器。
环城的三水更是提供了充足的水力资源，以水轮车和水碓来加工瓷土和釉果，不仅高效，还节省了大量人力；江水不仅便于淘洗瓷土，也有利于运输。
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记载，因此地“水土宜陶，陈以来，土人多业此。至宋景德年始置镇，奉御董造，因改名景德镇”。也有人说，宋真宗景德年间下诏令烧制御瓷，底款皆书“景德年制”四字。这些精美的瓷器声名远播，天下人皆称其为“景德瓷器”，于是此地便以皇帝年号为名，称“景德镇”。
古籍《景德镇陶录》书影
《浮梁县志》记载：“唐武德四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可见早在唐代时，景德镇就为皇家烧制御瓷。北宋时期，景德镇的青白瓷以“假玉器”之名流布天下，被赞誉为“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中国人对玉器的崇拜根深蒂固，景德镇在宋代地属饶州，故景德镇瓷器有“饶玉”
之称。但瓷器不同于玉器，玉器因加工困难，向来都是奢侈品，只限于少数贵族拥有，而瓷器则可以相对大量地生产，瓷器的花色与形制更远非玉器可比。从元到明，青花瓷让景德镇名扬海内外。从青白瓷到青花瓷，景德镇瓷器经历了浴火重生的蝶变历程。在明清两代，青花瓷几乎成为中国瓷器的代名词。嘉靖《江西省大志》记述：“其所被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而商贾往往以是牟大利。”明代文人王世懋《二酉委谭》描述：“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尝分守督运至其地，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李剑农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中说：“明以后之中国窑业史，实不外景德镇窑之发达史而已。明清之际，数十万之工人，云集于此；天下巨匠，悉于此发挥其妙技；凡第一流作品，一器之成，约经八十人之手。其分工之细，与生产组织规模之大可见。”
宋应星《天工开物》云：“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景德镇瓷器制作工序极其繁复，其特殊性体现在精细的专业分工和复杂的原料供应链。这正是其难以被复制的原因。景德镇制瓷的原料通常以高岭土与瓷石配合作胎，以釉石混合釉灰制釉。高岭土产自距景德镇大约45千米的浮梁县高岭村，瓷石则产于浮梁瑶里及安徽祁门等地。
青花瓷的特殊蓝色颜料来自一种含氧化钴的钴矿，这种钴矿石来自苏门答腊和中东的伊斯兰地区，所以这种颜料也叫“回回青”。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大量采购“回回青”。从这一点来说，青花瓷从生产到销售都是一种全球化的产物。
作为一种古老的手工业产品，瓷器从一开始就是典型的商业生产，几乎没有瓷器是为了制作者的日常使用需求而生产的，这就决定了瓷器的贸易特性。同时，瓷器也为历代政府提供了一项重要的税收来源。
商品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比人走得更远。唐代晚期，中国瓷器就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扩散到印度洋周边。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了“黑石号”沉船，打捞出水的中国瓷器超过6万件，大多出自长沙窑，其中一件瓷器上有“宝历二年（826）七月十六日”的落款。专家认为，这艘阿拉伯帆船往返于中国和中东地区之间，公元830年前后从广州进货后返回阿拉伯，结果中途失事沉没。
“大约在公元970年，又有一艘船沉没在爪哇海岸，沉没地点靠近今井里汶（Cirebon）。这艘拼板船长约30米，载有数十万件瓷器（几乎全是中国瓷器）。井里汶沉船的运载能力在200吨至270吨之间。想象一下这些船每年多次往返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规模在公元1000年之前是多么大。”
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的宋代沉船“南海Ⅰ号”中，出水的瓷器数量巨大，这些瓷器包括青白瓷、青瓷、黑釉瓷、绿釉瓷、酱褐釉瓷等，主要是生活器具，大多数来自景德镇窑、龙泉窑、泉州德化窑、晋江磁灶窑、闽清义窑等。德化窑是福建外销瓷器的主要产地，这里发现的从宋到清的窑址多达180处。
中国瓷器真正走向世界，始于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中国瓷器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商品”。可以说，中国就是带动这个早期“世界体系”运转的发动机。
明清时期，中国沿海地区商业极其繁荣，除了传统士大夫，还出现了大量工商新富阶层，因而对奢侈品产生了庞大的需求。正如明人袁宏道的《瓶史》所宣称的那样，此时的景德镇瓷器从服务于皇家及官员转向面对市场，所生产的大量艺术瓷器以摆设性、装饰性和鉴赏性为主，属于典型的符号消费，即以珍奇的瓷器来象征主人的品位、地位和身份。
这个时期的瓷器除了日用品，大多是观赏瓷、把玩瓷，注重艺术和审美价值。在生产技术方面，景德镇的制瓷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例如，工匠们广泛使用脚踏辘轳车、手摇碎釉机等先进工具。到了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工业技术的传入，景德镇开始逐步采用石膏模型铸坯、雾吹器施釉等先进技术。
今天的我们经常把工业革命看作人类历史的分水岭，把历史切分成工业化之前的传统社会和工业化之后的现代社会，甚至认为工业品的生产是现代社会才有的事情，实际上这多少有点不够准确。中国瓷器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属于典型的工业品，现代工业常见的技术分工、生产工序、流水线，甚至连集体罢工事件，在古代制瓷业中都已经出现——“景德镇掌控了全球瓷器市场，不仅因为产品精良，也因为生产规模大与组织先进；它代表了蒸汽带动的机器年代来到之前手工艺产业的最高峰，也代表了大规模集中制造生产的最壮盛成就”。
隋唐时期，中国瓷器就已经流向海外，但主要局限于朝鲜、日本和东南亚一带，最远可到印度和埃及。两宋时期，瓷器成为海外贸易的大宗商品，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陶瓷之路”。这条航线始于广州和泉州，经中南半岛和南海沿岸的一些国家，穿越印度洋，直入红海，最终抵达东非和欧洲。阿拉伯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的流行书籍《印度浪迹记》讲述了一个犹太商人白手起家，通过贩运中国丝绸和瓷器成为巨富后，将一件精美的中国青瓷壶献给阿曼国王，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的故事。
瓷器质重且易碎，不适合颠簸的陆路运输，却是海船最理想的货物，还可用作压舱物。一艘普通商船可装载上万件瓷器，平摊下来，运输成本极其低廉。
据专家估计，主要用于出口的宋代广东路瓷器，一年总产量可多达上亿件。
1278年，文天祥被俘，张世杰、陆秀夫等人携宋帝败走崖山，崖山一战之后，南宋便宣告灭亡。1278年，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之后诞生了后来声名大振的元代青花瓷。同年，忽必烈命令行中书省唆都和蒲寿庚等招揽诸蕃来朝互市，“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又诏谕沿海官府与日本开通贸易。
元朝短暂而特殊，青花瓷随着蒙古征服运动遍及整个亚洲，如日本、泰国、菲律宾、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国。尤其是在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东地区（当时的伊利汗国），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用青花大瓷盘吃手抓饭的场景极其常见。
在中国瓷器传入之前，印度教教徒都是席地而坐，用手从芭蕉叶上抓饭吃。很明显，大瓷盘比芭蕉叶整洁且美观得多。今天的土耳其和伊朗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瓷数量之多、器型之秀丽、制作之精细，仍属世界之最。
从汪大渊与郑和的“下西洋”来看，当时中国外销瓷器的规模是极其壮观的。这些出口外销瓷中，有许多属于定制，瓷器图案以阿拉伯风格的纹饰为主，青花瓷在这方面尤其明显。
在郑和之前，元代航海家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关于元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一手资料。当时中国商船远航海外诸国，船上装得最多的就是瓷器和丝绸。《岛夷志略》100个篇章中有40多篇记述瓷器贸易，其中有20多篇记载了青花瓷贸易。
瓷器和丝绸也是郑和船队每次远航的主要货物。郑和船队所运载的外销瓷器以青花瓷为主，也有浙江龙泉窑和福建窑厂等所产的青瓷。
“中国瓷器在明永乐、宣德时期，随着郑和下西洋的舟帆所及，它的传布范围由海南岛南部至印度支那半岛，以迄马来半岛与印度尼西亚，到处有明瓷的踪迹。又东至菲律宾，西至孟加拉、印度与锡兰各地，也是明代中国瓷器的市场。远至伊朗的忽鲁谟斯及阿拉伯地区，东非索马里的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以及坦噶尼喀、肯尼亚沿海各地，皆有明代瓷器的遗存。由于郑和的辛勤航海活动，明代瓷器几乎达到无远不至的程度。”
在红海边上，有一块地方满是中国瓷器破损的残片，堆积如山。在中东，这些碎瓷片也派上了用场，被用来装饰宫殿，也被用来装饰庙宇和其他宗教场所的建筑物。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瓷器都没有抵达遥远的欧洲。
当时瓷器贸易基本控制在阿拉伯商人手里，只有极少量中国瓷器辗转流入一些欧洲国王和贵族手中，属于极其珍稀的奢侈品。直至16世纪初，作为中国普通日用品的瓷器在西方仍很罕见。普通欧洲人只能用笨拙的木制、铁制或陶制盘子，贵族使用的则是银制餐具。与这些餐具相比，瓷器无疑更为洁净且容易清洗。
当时欧洲只能生产一些铅釉或锡釉的陶器，这种陶器胎质疏松，釉面灰暗。对欧洲人来说，中国瓷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一个意大利占星家揣测，瓷器是由一种在地下凝结的汁液制成的；还有人声称，把蛋壳和鲚鱼壳捣成粉末，加水调和，做成花瓶形状，然后把它们埋在地下，100年后挖出来，就是一件精美的瓷器。
14世纪的摩洛哥航海家白图泰在游记中记载：“至于中国瓷器，则只在刺桐（泉州）和隋尼克兰城（广州）制造。系取用当地山中的泥土，像烧制木炭一样燃火烧制。其法是加上一种石块，加火烧制三日，以后泼上冷水，全部化为碎土，再使其发酵，上者发酵一整月，但亦不可超过一月；次者发酵十天。瓷器价格在中国，如陶器在我国一样或更为价廉。这种瓷器运销印度等地区，直至我国马格里布。这是瓷器种类中最美好的。”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葡萄牙人终于将中国瓷器带到欧洲。达·伽马从印度带回给王室的礼物中，就有很多件在古里购买的中国瓷器，这些瓷器深得王后欢心。
瓷器不可思议的轻巧、光洁、典雅和明亮，令欧洲人惊叹不已，他们将其视为世界上最美丽、最圣洁的物品，甚至比金、银和水晶都更高贵。在A.曼泰尼亚的油画作品《三博士朝圣》中，三位来自东方的博士献给耶稣基督的礼物中就有一件是中国的青花瓷杯。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油画《诸神的盛宴》说明，当时青花瓷器被视为神器。
在欧洲人看来，这些瓷器是用一种神秘的材料制成的，即使最普通的中国瓷器，也被欧洲人加上各种金银装饰，被赋予神圣的用途。
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光彩照人的中国瓷器，在欧洲都是上流社会才可使用的奢侈品，只有富裕的上层人士才负担得起。在早期英国，中国瓷器甚至被作为贵重财产记录在案。
“在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看来，中国就是一个自足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单一个体。但是，即便说中国人，除了精英阶层，对外部世界不感兴趣，外部世界却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
从一开始，中国瓷器就不仅仅是一种器皿，更是一种艺术品，承载着深厚的艺术价值。
作为一种神奇的贸易品，瓷器像谜一样吸引着人们，收藏和展示中国瓷器很快就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炫富的手段。这种瓷器崇拜有点类似中国殷周时期的青铜器崇拜。威尼斯甚至有个词叫“瓷器病”，用来形容人们对瓷器的沉迷。
当时瓷器非常昂贵，能大量购买并收藏瓷器的基本都是王公贵族。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写信炫耀，说他收藏了许多精美的中国瓷瓶，每个都价值100克鲁扎多；西班牙腓力二世1598年去世时，留下的瓷器多达3 000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专门修建了一座收藏瓷器的“中国宫”；女王玛丽二世把青花瓷器从荷兰带到英国，汉普顿宫收藏着800件瓷器；普鲁士威廉一世和俄国彼得大帝也都有自己专门的瓷器收藏馆。
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选帝侯、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拥有一座瓷制的大型宫殿，但最疯狂的还是他用自己的600名骁勇的龙骑兵，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手里换取了151件中国瓷器。这些瓷瓶因此被称为“龙骑兵瓶”，而那600名龙骑兵编入普鲁士陆军后，也被称为“瓷器兵团”。
奥古斯都二世对瓷器的痴迷使他致力于破解中国瓷器之谜，并最终获得成功；到他去世的时候，留下的瓷器多达35 798件，堪称西方世界最大规模的瓷器收藏。
作为大航海运动的开创者，葡萄牙人不断在东非、印度、中国、日本、巴西等地开辟殖民地，逐步建立起一个全球贸易体系。为了销售瓷器，葡萄牙商人在澳门专门设立了瓷器贸易中转站。1580年，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一条大街上，已经有6家专营中国瓷器的商店。
从17世纪开始，中国瓷器成为支撑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市场从欧洲发展到美洲，如墨西哥城的“瓷宫”所用瓷砖敷料就全部来自中国。在圣安赫尔有一处镶嵌着瓷片的喷泉遗迹，其壁龛上点缀着瓷盘，两旁的立柱上则镶有瓷碗。
“墨西哥的塞万提斯家族和科尔蒂纳公爵等，为了夸耀其门第的显赫和高贵，都曾派专人赴华定制成套的‘纹章’瓷。他们在居室厅堂精心布置了中国屏风、精雕漆柜、镂花硬木家具以及丝绸绣花台布和窗帘，墙上贴着中国的壁纸，并悬挂着中国的山水字画；造型优雅、高达一米多的大号中国瓷瓶则摆在富丽堂皇的大客厅里，并备有各式中国瓷制餐具，非常引人注目地显示他们的财富和地位。”
到18世纪初，中国瓷器已经从奢侈品变成了时尚品，甚至在欧洲普通阶层普及。其淡雅的色调、柔和的曲线、清新的图案，引发了一场风靡整个欧陆的“中国风”热潮。这种中国情调直接影响了新的艺术风格的产生，从绘画、建筑、园艺到家具、器物等，自然别致的洛可可风格，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巴洛克风格。“瓷器象征了洛可可时代特有的光彩、色调、纤美，它激发了像下面所举的赞美的诗篇：中华土产有佳瓷，尤物移人众所思。艺苑能辟新世界，倾城不外亦如斯。”
瓷器的艺术影响让欧洲人对中国传统产生浓厚的兴趣，由此出现了风靡一时的“外销画”，它们比瓷器更直接地向世界传播了中国文化。
从艺术形式来说，外销画在中国传统风景画和人物画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广泛借鉴西洋画的手法，包括纸本水粉画、线描画、通草水彩画、布本油画、象牙画、玻璃画等。这些外销画由广州十三行画师绘制，跟瓷器一样，采用内容定制方式，题材类型极其广泛，堪称中国社会生活的“浮世绘”。这些画在海外被视为具有东方风情的新奇艺术品，其实它们在中国本土也同样受欢迎。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荷兰人将俘获的两艘葡萄牙克拉克帆船上近10万件中国白瓷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一时轰动了整个欧洲，连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和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也前来购买。这些产自福建漳州窑的中国瓷器因此被称为“克拉克瓷”。这次拍卖使刚刚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获得了500万弗罗林的纯利润，而其创业募集的资金总共才不到650万弗罗林。从此，被称为“白金”的克拉克瓷便成为之后荷兰商船的主要商品。
“欧洲人未曾用过瓷器，刚买进瓷器之后，可能会摆在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地方。中国碟子开始出现在餐桌上，因为瓷器非常易于清洗，不会残留前一餐的菜味。瓷器也拿来摆设，被当成来自地球另一端的高贵珍奇物品。瓷器成为美化桌子、展示柜、斗篷乃至门上过梁的饰物。”
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在1604—1656年间从中国买走300多万件瓷器。
这些瓷器被运到欧洲后售价昂贵，故此被称为“白金”。
当时，“克拉克瓷”风靡欧洲，成为中国外销瓷的最早代名词。
为了迎合欧洲人的审美，这些外销瓷不乏各种定制设计。在郁金香热潮时，景德镇生产了大量带有郁金香图案的瓷器，哪怕这些画师从来没有见过郁金香。后来郁金香泡沫破灭，荷兰东印度公司赶紧取消了所有郁金香图案碟盘的订单，担心运回欧洲后无人问津。
“从明万历年开始，外销瓷开始接受西方构图风格和图案元素，出现了一些崭新的构图样式，如克拉克瓷样式，这些瓷器的中间有一个主图案，外圈由多个开光图案组成边饰，主要是中国传统的花鸟、人物、吉祥图案等，后来也出现了具有异国情调的繁密纹饰、郁金香纹样、西方神话、宗教图案和西方人物、社会生活等画面。”
入清之后，随着海禁的解除，广彩瓷成为中国出口欧洲的主要商品。
可以说，广彩瓷是专为外销而生产的彩瓷。民国时期的刘子芬在《竹园陶说》中记载：“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则径趋广州。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
当时欧洲的王室、贵族、军团、公司等，往往都有自己特殊的标志和纹章，因此纹章瓷成为当时需求量最大的中国瓷器。特别是太阳王路易十四，他在广州定制了大批纹章瓷。一份18世纪中期的统计显示，英国订购了299套纹章瓷，瑞典订购了300多套；“17—19世纪英国从中国定制的纹章瓷有4 000多种，而瑞典则有300多位贵族曾到中国定制纹章瓷”。
纹章瓷比一般标准餐具瓷器贵出10倍以上。为了保证定制纹章的准确性，后来多采用直接订购白瓷，运到广州之后再按图样加工绘制。从出口到定制，中国瓷器在世界贸易中日渐成熟。
北欧的瑞典是欧洲著名的航海之国，“1731—1813年间，瑞典东印度公司共进行了132次亚洲航行，除3次外，其余都是到广州交易，并从广州进口了超过5 000万件中国瓷器”。
1745年，从广州出发，满载丝、瓷、茶的瑞典商船“哥德堡号”在哥德堡港失事沉没，成为轰动欧洲的大事件。1986年以来，人们陆续打捞出400多件完整的瓷器和9吨瓷器碎片。这些瓷器大部分绘有中国传统图案，少量绘有欧洲特色图案，显然是当年“哥德堡号”为特定客户专门订购的“定烧瓷”。
“我的念珠一头是珊瑚，没人见识过他这般人才。我们老爷品尝着咖啡，手里拿着的却是中国瓷杯。”
这是流传在奥斯曼帝国阿拉伯统治区的一首四行诗。可见在当时的阿拉伯人眼中，无论珊瑚还是咖啡，都不如中国瓷杯令人羡慕。
明末清初，茶叶和咖啡传到欧洲，进一步拉动了瓷器的销售，尤其是对贵族而言；普通人也喝得起茶和咖啡，但买不起绚丽多彩，甚至是专门定制的茶具。一些豪门大族的家里，虽然喝茶一事已不值一提，但在镀金的架子上，还是要摆放许多奢侈的中国瓷器。
当时，走进欧洲任何一座王宫或博物馆，或者是乡村贵族的城堡，在客厅和餐厅的墙壁上，或者博古架和桌案上，都可以看到中国瓷器。
从1602年到1682年，中国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出的瓷器超过1 600万件。
随着瓷器贸易的扩大，瓷器价格也在逐步下降，欧洲许多城市出现了专门经销中国瓷器的商号，仅在伦敦就有52家之多。
18世纪西方贸易公司全面兴起，中国外销瓷达到顶峰，从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发展到18世纪最多时每年达百万件。1729—1734年，欧洲进口了将近450万件中国瓷器，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30—1789年总共从中国进口了4 250万件瓷器。
“大帆船贸易”将中国瓷器贩卖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有一只瓷盘是1756年专门为“弗里堡号”商船定制的。上面画着一艘商船在湛蓝色的海上扬帆航行，船尾飘扬着蓝、白、红三色荷兰国旗，船首挂着荷兰港口米德尔堡的旗帜，东印度公司的旗帜则高高悬于桅杆之上。这只瓷盘极其生动地讲述了一段大航海时代的中国瓷器史。
除了纹章瓷，欧洲外销瓷最常见的是餐具、茶具、咖啡器具。它们的器型、尺寸、图案往往中西合璧，表现的多半是静物、山水、人物、西洋故事和《圣经》内容，著名的“耶稣瓶”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由于陶瓷在欧洲大受欢迎，中国甚至出现了超大型的仿制品市场。
《景德镇陶录》中写道，“（景德镇）业制陶器，利济天下”，“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为了管理瓷业，清朝政府在景德镇还确立了督陶制度。曾担任督陶官十余年的唐英撰成《陶冶图说》献给乾隆帝，其中特别提到景德镇“四方商贩，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借此食者甚众”。中国瓷器行销世界，使中国获得丰厚的贸易收入，流入白银达6亿两，中国出口到西方的瓷器不可计数。
相比生产瓷器的中国窑主和窑工，西方商人从瓷器中所获利润要大得多：以1680年在荷兰出售的1 500只小茶罐为例，利润高达801%；1758年，荷兰从瓷器贸易中获利达34 519弗罗林，利润率高达233%。
1763年4月，威廉·希基驾驶着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从英格兰出发，直到1765年6月才抵达中国。与他的商船同期抵达的还有另外15艘英国或欧洲的商船。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他一直待在广州。在获得官方批准后，他的船上装满了瓷器、茶叶和丝绸等货物；其中，希基购买的瓷器有1.7万到2万件。在当时的正式记录中，涉及瓷器的交易共有1 371笔，另外还有几笔私下交易。
“这次航行有着极其丰厚的利润，其收入达到20 492镑4先令9便士。希基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所获利润足以支持他去建设几家大型阿克莱特式的棉纺织工厂，甚至可以支付购买机器的费用。在18世纪80年代，花费3 000英镑购买千轴纱锭以及花费5 000英镑购买加大一倍的纱锭这类投资，对于他来说并无压力。”
依靠中国瓷器，西方人建立起一个广阔的世界市场。正如曾任大英博物馆馆长的尼尔·麦克格瑞格所说：“瓷器是最早出现的全球性商品之一，瓷器的历史是全球对话的历史，其对制造技术和日常生活、人文风尚等方面的重大影响是双向的。”
从单纯输入中国瓷器到定制瓷器，再到欧洲人模仿和自制瓷器，中国外销瓷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
康熙五十一年（1712），法国传教士殷弘绪专程来到景德镇，发现这里有3 000座瓷窑，拥挤的街头，到处都能听到挑夫的呐喊声，“如同无时无刻不置身于狂欢节”；正所谓“运瓷日夜忙，御器尽出此；官府如云来，商贾无闲暇”。
可以想象，整个景德镇犹如巨大的火炉，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工业重镇，即使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曼彻斯特相比也毫不逊色。
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都对瓷器技术很感兴趣，但真正有所作为的只有殷弘绪。殷弘绪在景德镇管理一座天主教堂，教徒中不乏陶瓷从业者，这让他得以了解制瓷的相关知识。他在写给耶稣会的信中详细介绍了瓷器的成分和制造工艺。这些信后来收录在《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中，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瓷器技术的重要来源之一。
现代著名史学家、方志学家吴宗慈在主持修纂《江西通志》时说：“外人初来中国，初则见有佳瓷，不惜重金购去，精美者一瓶一碗贵至数千金；既而自募良工，刻意仿造，虽其式样古雅，终未逮中华。”
从见到中国瓷器的那天起，欧洲人就希望自己也能制造出昂贵而精美的瓷器。
马可·波罗或许是最早将中国瓷器带到欧洲的人。他在中国时，曾参观泉州的德化窑，并将烧瓷的过程写入游记中。马可·波罗这段描述瓷器制作工艺的简单文字，成为后来欧洲各国探寻制瓷技术的重要参考，在欧洲社会影响甚广。
因此，德化瓷在欧洲被称为“马可·波罗瓷”。
1470年，意大利人在《马可·波罗游记》的启发下开始探索并钻研德化制瓷方法，生产出美第奇瓷器——早期的产品实际上只是低温烧成的陶器。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最早建立窑厂，对中国瓷器进行仿制。从1575年至1587年，他们以沙子、玻璃、水晶沙、黏土为原料，试制出63件瓷器。这些仿制的青花瓷貌似逼真，但其实是软质瓷，根本无法与中国瓷器相提并论。
“景德镇的陶工在14世纪才发展出烧制真正瓷器的技术。烧瓷必须将窑温推升到1 300摄氏度，才足以将釉料烧得如玻璃般透明，使釉料与瓷体融合为一。永远固定在釉料与瓷体之间的，是叫人目不转睛的蓝色图案。欧洲最近似青花瓷的是釉陶。釉陶是以900摄氏度的高温烧成的陶器，表面涂有氧化锡釉。釉陶表面似瓷器，但薄度和透明度不如（中国）瓷器。”
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对中国瓷器的制造过程有更为可信的记载：
制瓷用瓷土，把瓷土捣碎，磨细，倒入精致的石头水池中。在水中用力搅拌，浮在上层的瓷土用来做细瓷器；越往下，制成的瓷器越粗。瓷器式样和我们这里的一样。然后是烘干，涂上他们喜欢的各种颜色，颜色永不消退。最后，入窑烧制完成。
在“中国风”的热潮下，富有东方情调的中国瓷器炙手可热，荷兰代尔夫特市的窑厂按照流行风格进行大量仿造，但它们制作的仍然是一种低温釉陶。因为价格便宜，这种白釉蓝花的“山寨版”青花瓷开始部分取代昂贵的中国瓷器。对于新兴中产阶层来说，拥有一件仿青花瓷的“代尔夫特”陶器，仍不失为一种高雅的荣耀。
代尔夫特不仅仿制，也有所创新。那里生产的青花瓷砖很受欢迎，被许多新兴资产阶级用来装饰墙面。“壁砖的蓝色散发一丝迷人的中国风，而壁砖表面所绘人物的线描风格，隐约重现了一般人大概会认为是中国风格的东西。”
在“代尔夫特瓷”的带动下，当时整个欧洲都在尝试仿制中国瓷器。不仅是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荷兰，就连奥地利、瑞典、西班牙、瑞士等国也加入了仿制中国瓷器的浪潮。不管仿制的效果如何，所有仿造品都会标注“中国制造”。但对于18世纪的欧洲来说，“真正的瓷器制作工序仍然是一个严守着的秘密”。
在仿制品大行其道的时候，正宗的中国瓷器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王室和贵族炫耀其地位的符号。
那位疯狂的奥古斯都二世为烧制出自己的中国瓷器，不惜将年轻的炼金师约翰·伯特格尔囚禁在地牢中。最终在数学家冯·契恩豪斯的帮助下，伯特格尔成功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真正的瓷器——“梅森瓷”。那是1708年1月15日。
当时欧洲正流行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梅森瓷融合了西方的绘画与雕塑艺术，色彩绚丽，造型生动。很快，梅森瓷就成为王室御用精品，并在此后300年持续受欢迎，且越发精美贵重，至今仍是蜚声国际的顶级名瓷。
1708年4月，奥古斯都二世签署法令并加盖印章，在德累斯顿建立了第一座瓷厂，这也是西方第一座瓷器制造厂。
同年10月9日，契恩豪斯和伯特格尔烧制出第一只真正的无釉瓷杯，这种半透明的白色器皿又被称为“伯特格尔瓷”。
创制西方瓷器的伯特格尔
当梅森瓷和中国青花瓷的生产工艺不再是秘密时，工业化的欧洲迅速崛起，并取代中国而成为现代制瓷业的领导者。
在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下，英国人通过锲而不舍的科学钻研，不仅破解了中国瓷器生产工艺的秘密，后来还通过技术革新创造出以皇家道尔顿（Royal Doulton）、威基伍德（Wedgwood）、皇家伍斯特（Royal Worcester）为代表的骨瓷。
在矿产资源丰富的普利茅斯，英国药剂师威廉·库克沃西通过一系列实验，经过亲手配制、研磨和烧制，于1768年3月14日制成第一只苹果酒杯。这是英国制成的第一件货真价实的硬瓷器。
威基伍德瓷的出现，宣告中国瓷器时代距离结束的日子不远了。乔赛亚·威基伍德充分利用能得到的各种资料来探索改良陶瓷制作工艺。他是一位不屈不挠、不知疲倦的实验狂人，对高岭土、瓷石、燧石和骨灰等材料一一进行实验，以确定其不同用途。威基伍德发明的测温计甚至可以测量1 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为精确控制窑炉温度提供了可能。人们评论说，“他将陶瓷制造从原来凭推测和经验估计操作，提高到了根据科学测量和计算生产的水平”。
作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成功企业家，威基伍德的流水线生产模式，来自他对景德镇的研究和借鉴。工业化大生产使威基伍德陶瓷不仅迅速占据了英国市场，而且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将中国瓷器逐渐挤出欧洲。
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指出，现代经济史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绝不仅仅意味着人均产量的增加，更主要的是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新产品的不断涌现，生产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市场的不断扩展。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区别开来的，正是这种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而促成这种变动的是企业家。
随着工业时代的全面来临，中国垄断世界瓷器市场的时代就这样不可逆转地走向终结。179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了关于中国瓷器的一切贸易。
回顾历史，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期，总共有1.5亿至3亿件中国瓷器漂洋过海来到西方。由此可见，在当时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中，瓷器贸易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与瓷器相似，漆器也是当时中国出口到西方的重要品类。在中国，漆器的历史比瓷器更加古老，其制作过程也更为复杂，因此在西方市场显得尤为珍稀。即使西方人掌握了瓷器技术，对漆器工艺依然知之甚少。晚明时期的来华传教士曾德昭坦承：“我们在工业和机械制造方面仍大大超过他们。然而，漆是例外，那确系奇妙的工艺。”
“我们在欧洲如此重视的漆器在这里比比皆是且价格低廉，但如果让漆工做他们不习惯做的物品，那就得花大价钱。漆是从只生长于中国和日本的一种树的树皮中提取的有光泽的褐色颜料或者说树胶。荷兰人曾试图把这种树胶运往欧洲，但没有成功——因为六个月后它就失效了。”
在瓷器的历史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那就是贸易的主导者。
虽然在几个世纪中，销往世界各地的所有瓷器都出自中国，但中国在这场世界瓷器贸易中始终是被动的，或者说只是配角。中国主要承担了其中的生产环节，而更重要的跨洋运输和市场营销，有时连产品设计本身，则大多很少参与。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卖了几百年瓷器，主流社会却对欧洲知之甚少，精英阶层也很少有人去过欧洲。
布罗代尔指出，最晚“自16世纪起，中国就已经与欧洲建立起贸易联系，这一事实虽然重要，但对中国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只是后来，在列强开始把单方面的条约强加在中国身上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17世纪，郑成功父子搅动东南亚局势，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既有合作，也有斗争。进入18世纪，福建海商成为中国社会最具开拓精神和世界眼光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也是中国瓷器出口贸易最后的黄金时代。
“中国帆船将瓷器、丝绸一船船从厦门运到巴达维亚，吸引东南亚各地商人带着香料前来交易。中国帆船同样也带来巴达维亚华人每天生活的必需品（例如每个海外华人社会都必不可少的中国食品），而且每年随船可能还送来大约1 000名殖民地所需要的劳动力。认识到华人在巴达维亚与中国的贸易中所具有的绝对优势之后，荷兰在17世纪90年代解散了当时已经麻烦不断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所有贸易业务一概转移到了华商及相关航运公司手中。1691年至1740年，可谓巴达维亚帆船贸易的黄金时代，平均每年有11艘大商船从中国航抵巴达维亚。”
就在西方逐步停止中国瓷器贸易的同时，也就是乾隆末期（1794），因为禁止开采高岭土，景德镇瓷器品质严重下降，中国也因此加速退出了欧洲市场。进入19世纪中叶，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浪潮席卷全国，南方成为重灾区，包括景德镇在内的许多窑厂遭到破坏，瓷器运销商路也随之断绝，清朝瓷业基本陷入绝境。
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里，西方的瓷器热逐渐消退，很多花瓶甚至被做成台灯的灯座。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瓷器也几乎从世界市场上消失，除了偶尔在拍卖会上亮相，曾经的荣耀与繁荣已一去不复返。
有一件事情颇值得人们深思：虽然中国自古重视历史，甚至说崇拜历史，却从未发展出科学完整的考古体系，人们对文物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古玩”“古董”的商业利益层面。在现代一些海底打捞品的拍卖会上，人们依稀还能领略中国瓷器的往日风采。
人们常说“乱世黄金，盛世收藏”。瓷器与黄金一样可以长期存放而不变质，唯一的缺点就是容易磕碰或摔碎，但这种自然损耗反而强化了瓷器的稀缺性。为了挽救破碎的珍贵瓷器，还出现了神奇的锔瓷工艺。
自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崛起的推动下，许多曾经流落西方的瓷器开始回流故土，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收藏热让稀缺的古代艺术瓷器变得炙手可热，不断在拍卖会上拍出天价。
这些不可再生的瓷器因为稀少珍贵，正成为全球富豪的竞逐对象，甚至连一些高仿品也被竞相追逐。
1955年，作为民主德国对中国技术援助的一部分，德国梅森瓷厂的瓷器技师千里迢迢来到景德镇。这虽是一件小事，却具有某种历史象征意义。如今，“梅森瓷”和“威基伍德瓷”作为顶级瓷器品牌，中国人对它们的认知和崇拜基本与世界同步。
瓷器艺术作为手工时代的古典审美，在机器时代却显得有些尴尬。机器无所不能，这带来的最大后果就是消除了艺术与差异，将艺术变为技术。艺术不可复制，而技术可以任意复制。在一个文化日趋粗鄙的时代，工业产品基本都实现了批量生产，量取代了质，实用取代了审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曾经代表景德镇瓷器工业化发展的“十大瓷厂”接连倒闭。
就陶瓷本身来说，古代传统工艺主要依赖人工和经验，成功率低。很多人在景德镇看到最多的不是瓷器，而是瓷器的碎片。数百年来，景德镇的碎瓷片堆成了一座山，数以千万计的盆、碟、杯、罐烧制失败，才得以成就一件完美的瓷器。然而，如今先进科学的工业技术完全主导了瓷器生产的各个环节，基本做到了近乎100%的成功率。
无论是艺术收藏瓷还是生活日用瓷，景德镇古老的人工流水线都已被机器流水线取代。如今，景德镇每年的瓷器产量达到数亿件，占据全世界瓷器生产的重要份额。但总体来说，不同于玉器，瓷器在世界范围内已逐渐成为寻常物。从前只有皇帝才用得起的琉璃砖、琉璃瓦，如今已被瓷砖广泛替代，瓷砖已贴满各类建筑物内外，尤其是卫生间。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价格是市场机制中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一部分。生产上的收益递减和消费上的边际效用递减结合在一起，让价格成为调节市场供需平衡的重要工具——价格上涨会抑制消费者的消费，同时鼓励生产者的生产；而价格下降则会扩大消费。
工业革命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一是激励技术创新，从而催生了许多新事物的发明；二是通过规模化生产，让曾经的奢侈品变成普通日用品，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陶瓷抽水马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抽水马桶的发明者是英国人约瑟夫·布拉默，他也是现代车床发明者亨利·莫兹利的老师。抽水马桶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但普及却是很晚的事情。一位出身农村的作者，因为从来没有见过抽水马桶，第一次面对洁白如玉的抽水马桶时，竟然不敢使用。
著名学者周谷城曾经梦想“人人都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如今这个梦想已经成为现实。100年前，中国人用德国设备生产出陶瓷马桶；如今，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卫生陶瓷生产国，每年生产的马桶数量达到数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