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
最早的世界商品

作为古代世界的丝绸之国，中国曾在很长的时间里，将丝绸作为内部经济和国际贸易的核心，丝绸甚至一度扮演高价值贵重货币的角色。随着养蚕纺丝技术的扩散，失去稀缺性、不再神秘的丝绸逐渐淡出历史。

关于蚕的来历，中国南方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传说远古的时候，有一户人家，父亲外出多年未归，女儿因思念父亲，就对一匹马许愿：如果它能把父亲接回来，她愿以身相许。父亲果然被这匹马接了回来。或许是为了保护女儿，父亲杀死了马，并剥下马皮。然而，当女儿从房中出来时，晾晒在院中的马皮突然裹起她，飞上一棵桑树，变成了“马头娘”，也就是蚕。

这个马头娘的故事流传很广。从外表上看，蚕宝宝皮肤娇嫩如少女，还长了一个小小的“马头”。考古学家还发现，桑蚕与野马是几乎同时被驯化的。不过，相比于马，蚕的驯化难度要大得多。

关于种桑树的来历，也有一个故事：传说在远古大洪水时期，中国沿海地区是一片汪洋。洪水退后，部分土地变得适宜耕种。古人在这些土地上种植桑树，养蚕缫丝，发展丝绸业。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感叹于大自然的力量和世事的变迁，创造出“沧海桑田”这个成语。

此外，还有一个“扶桑”的传说。远古时期有音无字，从这个角度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桑者，丧也；丝者，尸也。在古人眼里，蚕是一种不死的动物，其生命由卵到蚕，由蚕到蛹，蛹羽化成蛾，破茧而出，蛾再产卵，如此循环往复。据说蚕丝最早是在丧葬活动中用来裹尸的，这或许是人类从蚕“作茧自缚”受到的启发。在约公元前3600年的河南仰韶文化荥阳青台村遗址中，就发掘出了被丝绸严密包裹的儿童骸骨。商周时期随葬的青铜器一般也都会裹上丝绸。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讲究慎终追远，崇尚礼制。 有研究者推测，正是因为中国古人对死亡极度重视，桑蚕驯化和丝绸纺织技术才得到不断改进，从而使中国成为丝绸的发源地。后来，丝绸摆脱了裹尸布的角色，成为人人都喜爱的奢侈品。

殷商时期，周人还没有迁到岐山，公刘和他的族人在豳地从事农桑。 《诗经·豳风》中有一首著名的《七月》，便描写了这样的故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

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

蚕月条桑，取彼斧斨，

以伐远扬，猗彼女桑。

七月鸣鵙，八月载绩。

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抽丝剥茧

“蚕”字，上面是“天”，下面是“虫”，从字形上看就颇有神话色彩。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称蚕神为“蚕示”，“示”即“神”的异体字。《绎史》引《黄帝内传》曰：“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维之功。”根据这则传说，黄帝从蚩尤那里得到了蚕丝技术，还有传说称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取丝”。

在现代考古发现中，最早的丝绸织品距今大约5 500年，属于仰韶文化时期。家蚕的最早实物证据出现于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包括一个象牙小盅上面雕的蚕纹，以及纺轮等许多纺织工具。这比黄帝时代要更早一些。

最迟到商代，中国丝绸的生产已经初具规模，不仅织造技艺很高，而且还出现了复杂的织机。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发展农桑成为各国富国强民的普遍政策，这就是《礼记》所说的“取财于地，而取法于天；富国之本，在于农桑”。当时出现了许多丝织业发达地区，如齐鲁、襄邑、成都等。齐国号称“冠带衣履天下”，鲁缟轻细结实，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在襄邑，即使最笨拙的农妇也擅长织锦。

管仲在齐国提倡养蚕植桑，发展丝织产业，对桑农提供资助，并悬赏民间“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管子·山权数》）。一时之间，齐国“桑麻植于野”，以至丝织品从早期的罗、帛、纱、绫、绮、纨、缟、綦、縠一类的初级品，到后来的冰纨、绮绣、轻绡、方空縠、吹絮纶等高级奢侈品，无所不有。不仅齐君的宫人“衣必文绣”（《国语·齐语》），就连齐君的马也“无不披绣衣而食粟”（《战国策·齐策四》），乃至“文绣披台榭”（《晏子春秋·外篇》）。

与此同时，周礼文化兴起，作为上等织品的丝绸也成为“分尊卑、别贵贱”的礼制工具。按照每个王朝传承的官方舆服制度，穿戴丝绸做的衣冠都是一种显赫的特权。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四民”结构中，商人地位最低；商人最有钱，甚至自己就经营丝绸买卖，但不可以穿丝绸衣服。这种禁令在秦汉时就很严厉，直到明朝初年，连农民都可以穿绸纱，商贾仍不许穿绸裹缎。

丝绸是如此珍贵而奢侈，以至在古代中国，长期被当作高价值货币（铜钱属于低价值货币）使用。而在对外关系中，丝绸更是不可替代的硬通货，尤其在汉唐时期，王朝羁縻藩属小国的朝贡贸易几乎完全靠丝绸维系。

值得一提的是，汉字的“币”字，本义就是古人用作礼物的丝织品，因车马玉帛同为聘享之礼，所以泛指车马玉帛等，又由丝织品引申为货币。《说文解字》中便提到，“货，财也”，“币，帛也”。

此外，在纸发明出来之前，丝帛还曾作为高级书写“纸”被广泛使用；即使有了真正的纸之后，丝帛仍是传统绘画（帛画）的主要材料。

丝绸由蚕丝织成。现代科学分析表明，蚕丝是一种很特别的动物蛋白纤维，与人体有着极好的生物相容性。每个蚕茧都由一根长达800—1 000米的蚕丝构成， 需要大约2 000个蚕茧才可以得到1斤左右生丝， 极其不易。

“春蚕到死丝方尽”，家蚕大多是在春天孵化成长，所以叫“春蚕”。 蚕茧其实是蚕蛹的住所。一只蚕在它不到两个月的短暂生命中，会经历卵、蚕（幼虫）、蛹和蛾（成虫）四个阶段。 蚕从卵中孵化出来时，是一只比蚂蚁还要小的幼虫，但通过不停地进食桑叶，很快就长成一只白白胖胖的蚕宝宝，这时它就开始“作茧自缚”了。在蚕做出一只椭圆形的茧，把自己完全包裹起来之后，蚕就从爬虫变成僵硬的蛹。这时候人杀死蛹，将茧用热水浸过后，抽丝剥茧，得到完整的蚕丝，这就是“缫丝”（亦作“缲丝”）。范成大有诗《缲丝行》云：

小麦青青大麦黄，
原头日出天色凉。

姑妇相呼有忙事，
舍后煮茧门前香。

缲车嘈嘈似风雨，
茧厚丝长无断缕。

今年那暇织绢著，
明日西门卖丝去。

缫丝是一道需要技巧且耗费时间的关键工序。该工序完成后，细丝再经“绞、捻、接”等操作，制成一条含有8—15根丝的丝线。 制好的丝线可以被织成绸缎，或聚拢成纱。

辛弃疾有词《鹧鸪天》曰：“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与纺织相比，养蚕是一项辛苦而又耗费心力的劳动。蚕房要保持适宜的温度、湿度，要通风，桑叶要新鲜、干净、凉爽、充足。大体而言，三眠蚕1斤，每天需消耗桑叶160斤，可结茧10斤，可缫丝1斤。从幼虫到蛹，蚕的体重要暴增1万倍。“蚕食”不能中途打断，桑叶必须每三四个小时就添加一次，昼夜不息。饲蚕期间，家蚕需要不间断地得到照顾，农家和村子里的所有其他事情都被搁置起来，人们关门闭户，互不往来，学堂放假，就连地方衙门也要停止征税和审理案子。

与野生蚕相比，家蚕非常脆弱，也容易生病和死亡。人驯化了蚕，也等于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蚕。宋人宋庠在《蚕说》一文中以拟人的方式，通过织妇与蚕的互相诉苦来描述蚕丝产业对社会的巨大影响：“至纤至悉，衣被万物。女子无贵贱，皆尽心于蚕。是以四海之大，亿民之众，无游手而有余帛矣。”（《全宋文》）

在中国传统中，民间有蚕神崇拜，皇宫内设有先蚕坛，由皇后亲自祭祀“先蚕”（古代传说中的始教民育蚕之神）。南宋皇宫中绘有《耕织图》壁画，不仅如此，高宗还诏令宫廷饲养丝蚕，以便了解农桑之艰辛。历朝历代的官府也不遗余力地保护桑织，明朝时甚至多次强令民间种桑养蚕。

丝绸非常珍贵，只要有桑树，农民就可以通过养蚕纺丝织绸而勤劳致富，因此，桑树自古以来就很受人们珍视。“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与“桑（蚕）”常常相提并论，桑树和梓树也合称“桑梓”，被用来比喻故乡。《诗经·小弁》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

中国向来人多地少，人地关系紧张，而种桑养蚕几乎不占用田地，非常适合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是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利也”（《皇朝经世文编·教蚕》）。

《孟子·梁惠王》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在孟子眼中，种桑养蚕是传统家庭实现幸福的必由之路。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自表后主》中也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清代张履祥在《补农书》中写道：“匹夫匹妇，男治田地可十亩，女养蚕可十筐，日成布可二匹，或纺棉纱八两，宁复忧饥寒乎！”

万户捣衣

在大约5 000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通过饲养家蚕制丝的国家。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1823—1915）在写作《昆虫记》时，可能也忽略了对人类甚为重要的蚕，这或许与当时欧洲养蚕业尚未普及有关。人类驯化了牛、马、猪、鸡等很多动物，但桑蚕和蜜蜂或许是人类驯化的为数不多的几种昆虫。

《说文解字》中对“蜀”字的解释为：“葵（桑）中蚕也。”古蜀国最早的传说人物之一“蚕丛”，在李白诗作《蜀道难》中也出现过：“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可见四川很早就有桑蚕，三星堆遗址就曾出土过丝绸。四川后来发展出著名的蜀锦，与南京云锦、苏州宋锦、广西壮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战国后期，建成都城，并在成都东南隅围城建织锦工场，设“锦官”督造，成都因此被称为“锦官城”。杜甫有诗《送窦九归成都》云：“读书云阁观，问绢锦官城。”三国时，蜀锦堪称蜀汉的经济支柱，“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太平御览》）。

织锦是在丝织品织造的过程中，通过对多色的经线和纬线进行调配，辅以显花（经显、纬显）或通经回纬等技术，把绚烂的花纹织入面料。相比大多数单层丝织品，锦是由数组经线与纬线交织形成的多重立体面料。复杂的工艺让锦拥有了鲜艳华丽的各种花纹，也让锦逐渐成为富贵的意象。织锦是一门难度极高的工艺。据《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时，巨鹿人陈宝光的妻子善织蒲桃锦和散花绫，所用织机达120镊，60天才能织出1匹，价值万钱。

锦作为丝绸中的极品，价值堪比黄金。锦将纺织品提升到艺术品的高度，它把蚕丝的优良性能和美术结合起来，大大提升了丝绸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因此，锦也成为地位和权力的标志。《礼记》记载，“君锦衾，大夫缟衾，士缁衾”，“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居士锦带，弟子缟带”。汉高祖禁止商人穿着的衣料，锦列首位。

锦是最精美复杂的丝织品。锦和绮、绫都属于提花织物，但锦的花色更多，花纹更繁复美丽。织锦出现于汉朝，当时中国已经率先发明提花技术。如果说纺织技术影响了工业革命，那么提花技术可谓对信息革命影响甚大。中国的提花技术传至西方后，有人采用穿孔卡代替中国的“花本”，制成能织造大型花纹的动力提花机——雅卡尔织机。事实上，这种可编程的穿孔卡为现代计算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灵感和基础。

在中国古代经济中，丝绸的地位非常重要。在棉布出现之前，葛布、麻布等植物纤维织物，在质感上无法与丝绸相提并论；尤其是轻薄的纱，堪称丝织物的另一种极致。

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一州惟两家能织，相与世世为婚姻，惧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来名家，今三百余年矣。”

丝绸的加工过程极其繁复，分工甚为细致。《唐六典》记载了不同类型的作坊：“凡织纴之作有十，一曰布，二曰绢，三曰 ，四曰纱，五曰绫，六曰罗，七曰锦，八曰绮，九曰 ，十曰褐。组绶之作有五，一曰组，二曰绶，三曰绦，四曰绳，五曰缨。绸线之作有四，一曰绸，二曰线，三曰弦，四曰网。练染之作有六，一曰青，二曰绛，三曰黄，四曰白，五曰皂，六曰紫。”

李白诗作《子夜吴歌·秋歌》云：“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所谓“捣衣”，其实就是“捣练”，也就是把“缣”捣制成“练”。缣，即生丝织成的初级丝绸。生丝含有胶质，质地粗硬，颜色发黄，所以缣无法直接做衣服，必须经过脱胶和软化处理。一般的做法是，先将缣放在草木灰水里浸泡几天，然后放到石砧上反复捶打；经过加工的织品变得洁白柔软、充满光泽，这就是“练”。

为了让练平整，便于缝制衣物，还要进行熨烫。古代没有电灯，照明不易，所以要借着月光捣练；古代也没有电熨斗，于是人们把烧热的木炭装在平底的铁熨斗中，用来熨烫。杜甫在《捣衣》诗中描写了戍妇给边塞的丈夫准备衣物时的辛苦：“宁辞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

《诗经·卫风·氓》中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从这句话可知，丝绸很早就被用于交易。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崇尚自给自足，养蚕纺丝是少有的商品性生产行为，“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养蚕最早起源于中国北方，秦汉时期以山东养蚕最多，永嘉南迁后养蚕才进入南方，后来蚕丝业主要集中在江南，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一带。南宋以后，养蚕和丝绸纺织业完全走向专业化与商业化，但政府始终是最大的需求者。

南宋时期，杭州作为全国经济中心，蚕丝织造业极其发达。当时的农学家陈旉在其著作《陈旉农书》的“种桑之法篇”中，将桑蚕业作为重点， 提出农业要因地制宜，长江三角洲西部不适合种植水稻，养蚕织绸已经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湖中安吉人昔能之。彼中人唯藉蚕办生事。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茧一十二斤，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石四斗，绢与米价常相侔也。以此岁计，衣食之给，极有准的也。以一月之劳，贤于终岁勤动，且无旱干水溢之苦，岂不优裕也哉。（《〈陈旉农书〉校注》）

在唐宋以后的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和专业分工已非常成熟，不仅丝绸属于商品，就连养蚕的桑叶也被用来买卖，因此出现了和养蚕专业户类似的种桑专业户。每亩桑地可产桑叶一两千斤，而桑叶难以保鲜，必须当天卖掉，所以桑叶都是就近销售。因而，种桑与养蚕时常同在一地。有时候桑叶价格居高不下，养蚕者无利可图，就会选择把蚕扔掉，以及时止损。

种桑、养蚕、缫丝、编织构成一个分工复杂的大型产业链，高度商业化导致任何一个环节都能衍生出一个新行业：有人种桑苗，有人贩桑叶，有人买卖蚕种，有人缫丝……专业分工提高了生产率，最后壮大了整个产业规模。

作为种桑养蚕的最终产品，丝绸的最大优点是可以长途贩运。在古代的运输条件下，远距离贸易仅限于高价值的奢侈品，因此丝绸成为最古老的世界商品。中国对丝绸技术垄断了数百年，即使在后来的历史中，中国仍然是丝绸商品的重要供应地。

丝绸贸易的兴起，在世界范围内促进了纺织技术的发展，为后来的棉花革命和工业革命做了必不可少的历史铺垫。

事实上，棉纺织品一开始也是作为替代丝绸的奢侈品出现的，只是棉花比蚕丝更容易生产，因此棉纺织品才逐渐成为普罗大众使用的普通商品。尹会一在上奏给乾隆皇帝的《敬陈农桑四务疏》中说：“寸丝之直可以买尺布，衣布之人百倍于衣丝。”（《皇朝经世文编》）

以绢易马

丝绸在作为奢侈品的同时，也长期扮演着货币和国际货币的角色，基本上与黄金可以互换。

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经常把丝绸当作货币来使用。中国从明代开始才全面进入白银时代，在这之前，作为主流货币的铜钱价值太低，故人们常将昂贵的丝绸用作大额实物货币；换言之，当时的货币结构为钱帛并行的双本位制。

隋唐年间，民间私铸“恶钱” 成风，人们对铸币失去信心，这让丝绸成为几乎人人乐见的主流货币。唐代法典《唐律疏议》中规定：“诸平赃者，皆据犯处当时物价及上绢估。”也就是说，作为罪证的赃物，都用绢帛的价值来衡量。

唐朝初年，有富商谒见高宗，说要买终南山的树，一棵树价格为一匹绢。这个富商夸口说：“山树虽尽，臣绢未竭。”（李昉《太平广记》）开元二十年（732），玄宗下敕令：“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自今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王溥《唐会要》）

据记载，唐代诗人王勃应邀撰写《滕王阁序》，获得稿酬100匹缣。按1匹缣兑换200钱计算，王勃这篇文章可得2万钱，相当于一个佣工4年所得。《全唐文纪事》中说：“帅赠百缣。勃属文绮丽，请者甚多，金帛盈积，心织而衣，笔耕而食。”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除了著名的《卖炭翁》，白居易还写过一些专门为丝绸织妇鸣不平的长诗，如《缭绫》诗云：“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匈奴的战争连绵不断，丝绸是一个重要原因。

匈奴上层贵族非常喜欢丝绸，但他们无法从饲养的牛羊身上获得，便通过战争从中原王朝抢夺或勒索。这让汉朝人感到不可思议——在草原上穿着丝绸衣服并不方便，很容易撕烂或剐破，且丝绸的保暖性也不如裘皮。然而，实用性差并不妨碍穿着丝绸所彰显的身份感和特殊荣誉。

对中原王朝来说，丝绸是笼络北方游牧民族的最好礼物。《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

公元前51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投降汉朝，一次就获得了8 000匹锦绣丝绸的赏赐，第二年又得到了9 000匹锦帛，还有110套衣服。匈奴单于每次来长安朝觐都满载而归，公元前1年获赐锦绣缯帛多达3万匹。 在蒙古国北部著名的诺彦乌拉墓地，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原产于中国的丝织物，都是汉代遗物。

汉唐时期，中原王朝与匈奴、回鹘、吐蕃和亲之时，赠送的丝绸数量巨大，比如崇徽公主出嫁时，唐朝一次就陪嫁了彩缯2万匹。这些丝绸很容易就作为货币流散到西方。

早在汉代，丝绸织物就已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甚至作为官僚的薪俸和士卒的军饷发放。尤其是靠打仗谋生的雇佣兵，他们得到的报酬是成捆成捆的丝绸织物。和平时期，士兵们可以在长城关口用这些丝绸织物与出售马匹和毛皮的游牧民族交换所需物品。

现在发现的吐鲁番文书中，就记载了唐朝天宝年间西域的物价水平，其中全部以丝绸货币为计量单位：

马一匹，次上——丝绸九匹；波斯敦父驼一头，次上——丝绸卅三匹；草驼一头，次上——丝绸三十匹；胡奴一人，多宝——丝绸廿一匹。

蚕和马在被人类驯化之后，很快就成为精英统治的工具，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的特质。借助遥远而又艰辛的商路，丝绸与马构成了一对珠联璧合的交易品。

古代战争离不开战马。中国历代战争频仍，对马匹的需求量极大，中原汉地与草原贸易中最常见的便是“绢马贸易”，即用中原的丝绸换取游牧民族的马匹。“在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形成前，草原民族已用草原之马交易中土之丝，待秦朝连贯各国的边墙形成一道长城，交易始集中于关卡。秦北方边防以匈奴为大敌，故作为战略物资之马匹多是与月氏交易所得。”

古代王朝的统治受限于交通与通信成本，统治者们习惯于对周边民族采用羁縻政策——“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予抚慰。所以，中原王朝在与周边民族进行绢马交易时总是低价卖出高价买进，甚至半卖半送。回鹘帮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唐王朝每年赠送其绢2万匹作为回报。

唐初在陇右大搞畜牧业，在40年里，养马数量由当初的3 000匹繁殖到70多万匹，以至“天下以一缣易一马”（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安史之乱后，唐朝一直以汉地40匹绢易回鹘1匹马的比价进行贸易，有时比价甚至达到50匹绢易1匹马。不但绢马比价悬殊，而且交易数额巨大，一年常达数万匹马。 这样的绢马交易起初带有酬谢回鹘协助平叛的性质，但长此以往，必然成为唐王朝沉重的负担。

安史之乱后，人口凋敝，田园荒芜，为了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宰相杨炎改租庸制为两税制，按田地面积征税，认地不认人，且要春、秋各征一次。杜荀鹤诗作《山中寡妇》写道：“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两税制影响后世逾千年，一直持续到民国时代。两税制以钱币纳税，利于商人，不利于农民。“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陆贽集·其一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当时，人们以丝绸为实物货币，但丝绸与钱币的兑换率并不固定，时有涨落。两税法实行40年后，有人说从前一匹绢值4 000文，一斗米值200文，如一家要纳税1万文，2.5匹绢已足够；今则一匹绢仅值800文，一斗米只值50文，故要12.5匹绢才够缴税，如延至六月，绢价将更下跌。卖绢缴税，农民成了冤大头。 白居易诗《杜陵叟》云：“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秦中吟十首·重赋》则写道：“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缲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便是对这种现象的描述与控诉。

丝绸一直是中国古代王朝赋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录了北宋至道三年（997）国家府库的岁入：“凡收谷二千一百七十万硕，钱四百六十五万贯，绢绸一百九十万匹，丝绵六百五十八万两，茶四十九万斤，黄蜡三十万斤。”

东方丝国

彼得·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反复说的一句话是——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在2 000多年前，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丝绸之路”贸易网络就已经存在——海上通道将中国太平洋沿岸和非洲及欧洲的大西洋海岸联系在一起，使波斯湾和印度洋之间的货物流通成为可能；具有同样作用的还有穿越亚洲之脊、连接城镇和绿洲的陆上通道。现代考古证明，如今贯通欧亚大陆北部的贸易通道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出现，这条“草原高速路”也是一条“草原金属之路”。 实际上，早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丝绸就已经从中国走向世界。

《圣经·旧约》两次提到极美丽的丝绸，古希腊帕特农神庙的雅典娜女神像也同样披着柔软的丝绸长袍。毫无疑问，这些丝绸是从中国经中东地区传过去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国时，就发现波斯宫廷里人人都穿着丝绸。现代考古人员在埃及一处公元前1070年的木乃伊墓葬中也发现了丝绸。

“中国人最热衷谈论的丝绸，其输出年代应该远早于官方认定的西汉（《史记》）。在埃及底比斯距今约3 000年的木乃伊身上，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三名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彩色丝绸残片，属于第二十一王朝，它只能来自中国，并彻底改写了世界贸易的时间表。也许早在商代，也就是距今3 600年到3 000年，丝绸之路就已悄然建立。出现在埃及的丝绸残片，只是它的一个细小回声而已。出产和营销丝绸的源头并非长安，而是成都平原，也即以产丝著称的古蜀国。它的国王是以‘蚕丛’命名的……这条贸易路线向南通过云南和贵州，进入缅甸、泰国和印度，转达波斯，再由波斯转运至欧洲和北非。它可能是历史上最古老的丝绸之路。”

古代希腊和罗马人称中国为“丝国”。“丝国”即赛里斯（Seres，在拉丁文中是“丝”的意思），Seres可能源于汉字“丝”（sī）。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蚕丝的国家，中国丝织品在汉代已经享有国际盛誉，特别是在罗马帝国，人们把中国丝织品当作极珍贵的物品。对于东方‘丝国’充满着憧憬和向往。他们知道丝国是个大国；他们赞扬丝国的人民诚实、聪明和友好可亲。”

叙利亚的巴尔米拉地区出土过中国汉代的丝织品，其中许多还带有精巧夺目的人物和动物图案，以及表示吉祥意思的汉字。

汉朝与古罗马大致处在同一历史时期。罗马共和国（前509——前27）晚期，恺撒率军征服了埃及。据说“埃及艳后”克莉奥佩特拉就曾穿着丝绸衣服，散发出“致命的魅力”——“透过那宝石、黄金饰品以及薄如蝉翼的丝绸衣物，依稀可见她那雪白的双乳” 。

不知是埃及艳后征服了恺撒，还是丝绸征服了恺撒，恺撒很快就成为丝绸爱好者。恺撒回到罗马时，特意用丝绸来装点盛大的凯旋仪式。据老普林尼记载，丝绸制的遮阳篷遮蔽了整个罗马广场，还延伸至神圣之道（起点为恺撒宫）、市政大厦，以及大部分的游行路段，“在人们看来，此次丝绸展览甚至比恺撒举办的角斗比赛还要精彩” 。

丝绸细腻轻软，光滑明亮，加上精美艳丽的花纹，自古以来就是展示权力和财富的完美道具，奢侈的丝绸成为天生的权力景观。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汰侈》讲述了西晋时期王恺与石崇斗富的故事：王恺在长达四十里的道路旁布置了以紫色丝线编成的步障，而石崇则用比紫丝更昂贵的彩缎布置了五十里。司马光《资治通鉴》也记载了隋炀帝以丝绸缠树来向西域炫富的故事——隋炀帝好大喜功，为了向西域诸国炫耀天朝的富庶与慷慨，他下令整饰长安的店肆，让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胡商可以白吃白拿，就连路旁的树都缠满丝绸。有胡人好奇地问：“我们看到天朝也有很多衣不蔽体的穷人，这么多的丝绸不拿来做成衣服救济他们，反而用来缠树，这是为何？”

杜甫诗作《秋兴八首（其六）》云：“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透露出皇宫的柱子饰以锦绣（“绣柱”），皇帝乘坐的龙舟以锦缎做缆绳（“锦缆”）的历史信息。

唐代宫廷喜用红色地毯，这些地毯都是用丝绸制成的，柔软而厚实，宫廷舞女的绣鞋都能淹没其中。这些地毯全部产自宣州，当地百姓苦不堪言。白居易《红线毯》一诗书其事：“红线毯，择茧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居无定所，他们在辗转迁徙中扮演着中西方交流的中间人角色，许多丝绸经由他们转手流向西方。根据西方的记载，在恺撒大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世纪早期），丝绸几乎与黄金等价，也就是说，1磅黄金才能买到1磅丝绸。有历史学家断言，罗马帝国的崩溃与购买丝绸导致的黄金流失有很大关系。但也有历史学家指出，恰好是来自东方的丝绸贸易的税收为罗马帝国提供了巨额军费。

当时，中国丝绸风靡罗马，一些正统人士纷纷指责丝绸女装过于薄透，有伤风化。诗人提布卢斯曾迷上一名罗马妓女，他写道：这个妓女身穿“宛如轻纱、闪闪发光的，饰有金丝刺绣的丝绸长裙，她的仆从们则穿着鲜艳的紫色和蓝色服装，这让她的长裙显得更加仙气十足” 。剧作家塞涅卡则批评说：“罗马帝国从商人们都不知道的国家高价进口丝绸。于是，女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下衣着暴露，她们原本只有在情人面前才敢这样裸露自己的身体。”

跟同时期的中国一样，古罗马对商业也极其鄙视，罗马公民认为商业和手工业是奴隶们才干的行业。出于各种理由，罗马元老院多次下令禁穿丝绸，但这些禁令根本得不到有效执行，对法律的敬畏也阻止不了人们对丝绸的向往。

克劳狄·塔西佗是由罗马元老院推举的最后一位罗马皇帝，他于公元275年上台（在位时间极为短暂），之后便下令“禁止任何人穿着全部由丝绸制作的服装”。公元301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对丝绸课以重税，试图抬高中国丝绸的价格，以压制这种奢靡消费。

古罗马以好战而闻名，而丝绸也是罗马军团亮眼的战利品之一。公元408年，罗马帝国已经日薄西山。公元410年，作为帝国雇佣兵的西哥特人反戈一击，攻陷罗马城，西哥特王亚拉里克向罗马人开出的退兵条件是4 000件丝质短袍，而罗马也的确在很短时间内就找齐了丝袍。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以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为首都，故又名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各级官吏的官服几乎都是用丝绸做的，僧侣所用的圣衣也是丝织物，这导致东罗马帝国对丝绸的需求量极大。这一时期，丝绸贸易几乎被波斯萨珊王朝垄断，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为此数次发动战争，但都以失败告终，最后通过盗学种桑养蚕技术，实现了丝绸的部分国产化。

有一种说法认为，古罗马人对丝绸的痴迷始于公元前53年的卡莱战役。在这场东西方的冲突中，帕提亚人明亮的丝绸旗帜给罗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幕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丝绸之路”正式诞生。

丝绸之路

如果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中看，会发现中国的秦汉时代与欧洲的古罗马时代（主要是共和国中后期和帝国前期）在时间上有很多重叠。

为了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于建元二年（前139）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两通西域。张骞将西亚的帕提亚翻译为“安息”。

在张骞之前，中国的疆域“西不过临洮”，西域皆属匈奴。《汉书·西域传上》云：“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

在中国史、亚洲史，乃至世界史上，张骞打通西域的意义深远。司马迁称赞张骞出西域为“凿空”，意思是“开通大道”。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张骞堪比哥伦布：“张骞在公元前127年发现西域，其对于当时中国人的刺激，正像后来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对于欧洲人的刺激。”

因为张骞的这次“凿空之旅”，汉朝与西域各国之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中国与西方世界建立起更广泛的正式官方联系，此后中国的官方使节和民间人士频繁西游，不仅是帕提亚，或许连最远的黎轩（一说今埃及亚历山大城）也都有了汉使的足迹。

和平的外交关系和国际环境必然带来跨国商业的繁荣，丝绸之路因此而兴盛，而中国盛产的丝绸顺理成章地成为输出到西方世界的重要商品。与此同时，来自西方的奢侈品（主要是骏马和骆驼等良畜，以及各种香料、毛皮、毛织品，还有珠宝美玉和琥珀琉璃等）也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丝绸之路也是“玉帛之路”，玉门关便因运输玉石而得名。以贸易取代战争，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正如杜甫诗云：“旧随汉使千堆宝，少答胡王万匹罗。”

有学者发现，早期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存在一定的逆差。中国输出的丝绸虽然价值较高，但在某些时期可能无法完全平衡进口商品的价值，黄金就在贸易结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丝绸之路在初期其实是“金帛之路”。 黄金在汉代是法定通货之一，储量较大，张骞出使时便携带“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史记·大宛列传》）。正如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说，“汉多黄金”，但汉代以后，随着黄金的大量流失，“金帛之路”便成了丝绸之路。

所谓“丝绸之路”，一般指东起中国，西到北非和欧洲的古代商路。在秦汉以前，中国丝绸已经通过中亚大草原，到达印度、波斯、希腊和埃及。而在丝绸向西走出中国之前，和田玉就已经向东进入中国腹地，从而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玉文化。

在更早之前，小麦、冶金技术、马和马车等先进文明的成果就已经沿河西走廊“西来”。这些外来的文明成果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骞沟通的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再自敦煌起，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翻越葱岭（包括今帕米尔高原等）到达大月氏、安息（帕提亚），往西到达条支（在今伊朗）、大秦（罗马）；北路从敦煌经交河、龟兹、疏勒，翻越葱岭到达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

从中国出发西行，尤其是出了关中后，沿途多是渺无人烟的戈壁和沙漠，降雨量极低，镇店稀少。行走在这条路上完全依靠沿途几个绿洲城市提供补给，而这些绿洲则依靠周围山脉融化的雪水获得水源，发展出完善的农业体系，从而与中原王朝具有相似的农耕文化背景。准确来说，这条陆上丝绸之路其实是绿洲丝绸之路；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横跨整个欧亚大陆北部草原地带的草原丝绸之路。如果说骆驼是绿洲丝绸之路的主要运输工具，那么草原丝绸之路的运输工具就是马。

尽管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已有骆驼传入中原，但在早期阶段，丝绸之路的运输主要依靠牛和马，很少使用骆驼这种“奇畜”，以至人们甚至用“见了骆驼说马背肿”来比喻少见多怪。后来，阿拉伯帝国崛起，控制了中亚，阿拉伯的骆驼便逐渐取代牛和马，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要运输工具。阿拉伯驼队通常由几百至上千头骆驼组成，每头骆驼可驮载大约180千克丝绸、香料、金银等高价值商品。

在沙漠地区，骆驼被证明是比牛和马更合适的运输工具，它们每天的运输路程比牛、马要多一倍，价格相对更低廉，更易于组织，而且能在无路或道路条件很差的环境中行进——这意味着骑骆驼穿越中亚漫长而艰苦的陆路通道成功率更高。再者，骆驼可驮负的重量比牛、马、驴都多，可以轻易通过车轮无法穿越的沙漠；而且骆驼的饲养成本几乎为零——它们能在沿途找到食物。这与帆船很像，因此骆驼又被称为“沙漠之舟”。

对现代人来说，骆驼几乎是丝绸之路的象征。正如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所说，骆驼导致了全球贸易的早期扩张，造就了阿拉伯世界和中国以及南亚的商业繁荣，它们如同一个巨大的风箱，扇起全球经济的火焰。

自丝绸之路全面开通之后，中国的丝绸便通过骆驼商队的长途贩运，源源不断地流入西亚。被称为“大秦”的罗马主要通过帕提亚获得中国丝绸。到东汉时期，已经有罗马使节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得到了汉朝皇帝的接见。

与此同时，佛教也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先秦时代，中原人的活动范围有限，对世界的了解也很少；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文明独步世界的幻觉被打破，中原王朝自以为是世界中央的观念受到冲击。从朱士行、法显、宋云到玄奘，中国的僧人沿着丝绸之路西行，一次次远赴印度，求取佛经。

法显《佛国记》中写道：“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析，或留或亡，顾影唯已，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当时只有中国出产丝绸，法显睹物思乡，遂决定返回中国。

李商隐诗作《茂陵》云：“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汉朝以后，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有西瓜、石榴、葡萄、苜蓿、芝麻、芫荽、棉花等新植物，还有驴子、骆驼等动物，以及天花、麻疹等病毒。

龟兹曾是西域最强盛的绿洲古国，这里的人能歌善舞，尤擅吹唢呐。随着龟兹人内迁中原，西域的乐舞文化也传入中原，唢呐逐渐普及，成为民间婚丧嫁娶、祭祀庆典等活动必不可少的礼乐，关中至今仍称吹唢呐的人为“龟兹”。

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物品中颇值得一提的还有椅子，这种外来家具改变了中国传统席地而坐的习惯，进而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服饰、建筑和生活习俗。后汉时，人们“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后汉书》）。

应该说，在西方殖民者大规模来到东方之前，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中国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其四大发明，即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也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伴随着丝绸贸易，中国的瓷器、茶叶、金属、书籍等也被输送到西方。也正是因为波斯的钴蓝颜料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著名的青花瓷才得以诞生。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丝绸之路”，不是一个商人从长安将丝绸等货物一路运输到罗马，而是以接力的方式不断将货物交易输送到下一站。换句话说，是商品在走，而不是人在走。

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城市，在这里，商品开始流入地中海地区并最终流向欧洲。英语中“缎子”（damask）一词，便是源于“大马士革”（Damascus）。在大马士革，处处可见威尼斯商人的身影。

中国的一匹绸缎运到君士坦丁堡，价格可能增加了五倍，运到罗马后，又增加了三倍，运到西班牙的时候，又加了一倍，运到英国的时候再加一倍。一路运过去，中间商获利不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威尼斯商人控制着地中海的海上商路，正如粟特商人控制着亚洲的沙漠商路。

有历史学家指出，丝绸之路和地中海商路的连通，让西方世界、阿拉伯世界与东亚世界这三个文化区产生了具有诸多共性的三大经济制度：货币和借贷制度，资金筹集和风险分担制度（股权制度），以及允许商人拥有一定独立性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在13世纪就已经存在一个世界体系，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某种‘全球化’的前身。与‘地理大发现’之后形成的世界体系不同，在13世纪的世界体系中，所谓‘有共性’的制度，是各个文化圈共同发现、建立并自发传播的，并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霸权核心逼迫其他文化采取类似的制度” 。

在某种程度上，正因为占据了丝绸之路的重要地理位置，陇右贵族才得以崛起，继而一举改变中国历史，缔造了影响世界的隋唐帝国。

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是双向的，中国丝绸传入西方的同时，西方的毛织品和棉织品也传入中国，这甚至影响了中国的丝绸纺织技术。“中国丝绸的织造技术和花纹图案，经过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也受了西方的影响，而起了很大的变化。西方传统织法的斜纹组织，由于织物表面布满浮线，能更充分地显示丝线的光泽，被中国织工广泛采用。”

海上丝绸之路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说：“东方全球化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伊斯兰中东和北非。北非的穆斯林（和黑人）以及中东的穆斯林是真正的全球资本主义先驱。”

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中亚无疑具有最重要的桥梁作用，尤其是被称为“文明的十字路口”的粟特。 盛唐时代，中亚的粟特商人以撒马尔罕为中心，长期控制着丝绸贸易，大量粟特人也因此进入中国，出现了“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唐大诏令集·讨高昌王麹文泰诏》）的场面。《资治通鉴》中描述：“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哥舒）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

据说制造了“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便是粟特胡人，他们早期在营州做“互市牙郎”，也就是担任交易中介的“牙人”。“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元稹诗《法曲》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在后来的1 000多年中，这些马上民族屡屡征服中原王朝并主导中国的历史走向，而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帝国无疑是一个巅峰。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后，严禁部落之间的抢掠行为，并专门保护商道，以收取过路费。曾有几个穆斯林商人贩运丝绸到蒙古汗国，其中一人售价过高，成吉思汗得知后很生气，称“此人以为吾辈从未见此类绢布” ，命人出所藏以示。此后，成吉思汗组织了一个大约450人的大型骆驼商队，沿着丝绸之路贩运丝绸。

当时，丝绸之路贸易完全掌握在花剌子模帝国 手中。1218年，成吉思汗的商队路过花剌子模时遭到屠戮。成吉思汗怒不可遏，以此为由发动西征。1219年，富庶的花剌子模帝国被夷为平地，蒙古铁骑摧枯拉朽般地从东亚一直打到西亚，甚至到达多瑙河畔。

蒙古西征制造了无数惨绝人寰的屠城灭国事件，同时也铲除了丝绸之路的层层障碍。“蒙古统治下的和平”使欧亚大陆得到暂时统一，这为东西方带来了大规模的移民潮。这一时期，中国元代的色目人群体逐渐形成并活跃于社会各个领域。

13世纪的伊朗历史学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写道：“简短地说，蒙古人结束了花剌子模的战斗，掳掠驱奴，进行抢劫、屠杀，血腥镇压，再把居民中的工匠瓜分，送往东方诸国。现在，那些国土内很多地方还有花剌子模人在耕垦和居住。”

从现代历史来看，成吉思汗的影响远远超出中国范围，从而使蒙古征服成为世界史的一部分。有学者认为，成吉思汗以暴力和武力创造了一个“现代世界”。在这段时期，商人、工匠和技术人才超越传统士人和神职人员，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进而促进技术进步、商业繁荣。对中国来说，蒙古西征最重要的影响是引进了棉花，这种新作物很快就超越丝麻，成为中国最主流的纺织原材料。

元末明初文人王礼在《麟原文集·义冢记》中记述：“世祖皇帝，四海为家。声教渐被，无此疆彼界，朔南名利之相往来，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丝绸之路因蒙古西征而通畅，棉花传入东方，丝绸则传入西方。传入西方的不仅有丝绸，还有蚕丝和丝绸纺织技术。对欧洲人来说，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黑死病”无疑是一场巨大灾难。

值得一提的是，马可·波罗成为第一个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留下详细记录的欧洲人。他路过关中时，发现“其工商业发达，花草树木、园林美不胜收，田地一望无际，桑树俯拾皆是——这种桑树就是其叶子被蚕吃了以后能吐出丝来的树”；“京兆府（西安）工商业繁盛，生丝产量大，当地居民用它来制造各种各样的锦帛绢绫”。

唐宋以后，尤其是庞大的蒙古帝国崩溃之后，传统陆路变得支离破碎，丝绸之路逐渐转移到海上。从马可·波罗生活的13世纪到奥雷尔·斯坦因活跃的20世纪初，这条横穿中亚的“世界公路”时断时续，仍连接着西方与东方。

自古以来，丝绸之路沿线的政治状况就极不稳定，因而长途国际贸易变得风险极大。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多是蛮荒之地，盗匪横行，洗劫商旅、杀人越货之事时有发生。由于贸易成本高，丝绸之路只能贩运丝绸、宝石、香料、黄金等体积小、重量轻、价值高的奢侈品。

在哥伦布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丝绸之路是沟通东西方世界的重要通道。客观地说，这条通道的重要性更多在于其文化意义，从经济角度来说价值不大。古老的丝绸之路要穿越漫无边际的沙漠、戈壁和草原，这些地方从自然生态上来说属于无人区，从文明生态上来说则属于野蛮落后之地。商人们依靠几乎唯一的交通工具骆驼驮负着极其有限的货物，即使平安到达，成本之高也不可想象。因而，比起陆路来，海上丝绸之路要现实经济得多。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这条跨越茫茫沙海的欧亚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此后不久，人们又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

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形成于秦汉时期，在唐宋时期走向繁荣。

与陆路相比，海运极大地节约了运输成本，同时也使丝绸的世界市场变得更为广阔。与陆路相比，海上贸易的规模大得多。如果说陆路带来了长安的繁华，那么海上丝绸之路则创造了更多的超大城市，如广州、泉州、扬州等。

海上丝绸之路以大型帆船为运输工具，经太平洋沟通朝鲜、日本和东南亚，经印度洋沟通印度、非洲和阿拉伯，擅长经商的阿拉伯人将中国丝绸贩运到最远的欧洲。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终点站之一，威尼斯依靠丝绸贸易获得空前的繁荣。

“长安的外来居民主要是北方人和西方人，即突厥人、回鹘人、吐火罗人和粟特人等，而聚集在广州城里的外来居民则主要是林邑人、爪哇人和僧伽罗人。但是在长安和广州两地都有许多大食人、波斯人和天竺人。在入居唐朝的外来居民中，来自伊朗的居民占有重要的地位，唐朝政府甚至专门为伊朗居民设置了‘萨宝’这个官职来监管他们的利益。”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叛将田神功掠夺扬州，导致数千名大食和波斯商人被杀；唐末黄巢之乱，广州被杀的阿拉伯商人多达12万。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唐朝与海外交流多么频繁。

正如陆上丝绸之路被粟特人主导，海上丝绸之路则主要由阿拉伯人把持。当时，拜占庭帝国与萨珊王朝之间长期对抗，阿拉伯人抓住商机，丝绸经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在也门改走陆路，由阿拉伯人的骆驼队沿着半岛西岸运到地中海的港口城市，再转手卖给威尼斯的犹太商人。经由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人一路向东，逐步扩散到印度洋和东南亚各地，乃至中国的许多海港城市。

宋朝（尤其是南宋）因为西北及华北地区基本丧失，对外贸易更加依赖海上丝绸之路。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从关中腹地移向东南沿海，尤其是江南一带迅速成为丝绸生产的重镇。作为管理国际贸易的官方机构，市舶司几乎支撑着两宋王朝财政的半壁江山。阿拉伯海商蒲寿庚把持泉州市舶司长达30年，可谓“保南宋沿海财政与军事大权于一身”。正如唐朝的安禄山、史思明，蒲寿庚的叛变成为导致南宋灭亡的致命一击。

明清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1405—1433），而在15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首航印度洋。随着大航海运动的风起云涌，西方列强纷至沓来，这条古老的海上航线因此成为近代全球化运动最重要的历史舞台。

唐宋以后，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基本以海路为主。除了丝绸，瓷器和茶叶也成为重要的外贸商品。可以说，海路的开通，把世界各主要地区连通起来，推动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形成。

丝绸贸易量的提升必然导致丝绸技术的对外扩散。到唐宋时期，从日本到印度，乃至欧洲，都有了相当规模的丝绸生产，这也奠定了全球丝织产业的大致格局。

丝银贸易

在很早以前，丝绸生产就遍及整个中国，从四川到山东，人们都在种桑养蚕。南北朝时，“河北妇人，织纴组 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颜氏家训》）。唐宋时期，北方的桑蚕丝织业逐渐衰落。到明清时期，黄河流域成为棉花的主要产地，桑蚕产业则转移到长江流域，尤其以江南地区为主。

自古以来，女性在丝绸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养蚕、缫丝和纺织等环节。其中，纺织等活动是传统“女红”的重要内容。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女性可以通过养蚕、纺丝和织绸实现经济独立，甚至能创造不输于男性的劳动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有学者对清朝中期一户江南农民的经济收入进行了研究：一个贫穷的成年农妇在做好家务的同时，与她9岁的女儿一起养蚕和纺丝，可使家庭每年增加11.73两白银的收入；如果家庭较富裕，无须借债就能养蚕纺丝，那就能挣到13.73两。相比之下，一个男性雇工即使干满一年，最多也只能挣到5两白银，还要除去他的伙食费；如果他是东家管饭的长工，则只能拿到2—4两白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名妇女较低的食物需求和较高的收入结合在一起，意味着她生产的高于她自己生存所需的剩余是一个男性农业劳动者剩余的1.6倍到3倍。

与一般农业劳动相比，养蚕、纺丝、织绸都不需要土地，属于纯粹的家庭副业，人们仅仅依靠自己的劳动就可以谋生，这对人多地少的江南来说意义重大。按价格换算，1.5斤蚕丝可抵1石米。丝绸的广受欢迎，也让桑树身价倍增，后者在很多地方甚至取代了原有的庄稼，成为一种极富经济价值的农作物。在春秋时期，具体是公元前518年，吴楚两国为了争夺桑叶甚至发生过战争。

唐代诗人张籍《江村行》云：“桑林椹黑蚕再眠，妇姑采桑不向田。”虽然说“蚕丝之利十倍于农事”略显夸张，但种桑的收益确实要比种稻高得多。根据明清史料，江南地区一亩桑田的收入是一亩稻田收入的3.5倍；如果加上套种，“地收桑豆，每四倍于田”。而且，种桑不用操心灌溉施肥，比较省心，这就是所谓的“（稻）田忧水旱，（桑）地不忧水旱”。在收益上，“米甚贵，丝甚贱”时，桑地的收入“尚足与田相准”。米贱丝贵时，则“蚕一筐即可当一亩之息”，而一亩桑地可养四五筐蚕，桑叶最盛时可养十几筐蚕，最差时亦可养两三筐。（张履祥《补农书》）

种桑对农民非常有利：桑叶可以养蚕，桑葚可以做酒，桑木可以为薪，桑树皮可以造纸。在南方一些地区，茶树常常与桑树争地，结果一般都是拔茶种桑。虽然同为经济作物，但桑蚕的重要性明显要高过茶叶，这背后其实有桑蚕附加值高的原因，茶叶并不像桑蚕那样，能带动大量人口就业。宋代神宗时，鄂州崇阳县令张咏在全县“拔茶种桑”，“其后榷茶，他县皆失业，而崇阳之桑皆已成，其为绢而北者岁百万匹，其富至今”（陈师道《后山谈丛》）。

有研究者估计，江南桑区正常年景的桑地大约为160万亩，如果每亩桑地产丝10斤，则每年产丝约为1 600万斤。

丝绸产业改变了江南的经济和景观，传统的水稻产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种桑、养蚕和纺织。江南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粮食输入地区，浙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丝绸之府”。“苏杭熟，天下足”世人皆知，到了明朝正德、嘉靖之后，却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原因就在于江南地区因受商业发展影响，“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田业者”（沈廷瑞《东畲杂记》）。

以盛泽镇和震泽镇为例，两个镇子都因丝绸业而兴起。嘉靖年间的《吴江县志》记载：盛泽镇，“明初以村名，居民只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乾隆年间的《盛湖志》则曰：“四海九州之帛皆来取……苏杭皆设局，天下衣被资之盛泽小镇。”《震泽县志》则记载，“元时村镇萧条，居民数十家。明成化中至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成弘而后，“震泽镇及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

南宋时期，商业税收已经超过传统农业，成为官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种桑养蚕以及织造丝绸产业堪称朝廷的经济命脉，不仅民间丝织业十分发达，官营的丝绸生产作坊也颇具规模。 这种优势一直延续到晚明时期，当时江南地区作为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多次爆发织工罢工事件，后来清廷设立官营的“江南三织造”，即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三局各有分工，其中江宁织造局主要负责彩织锦缎、重色大云锦、织金缎、妆花缎等，苏州织造局主要负责绫、绸、锦缎、罗、缂丝、刺绣等，杭州织造局负责御用袍服、丝绫、杭绸等。

明代张瀚在《松窗梦语》中写道：“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即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于慎行的《穀山笔麈》又云：“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议者，如华亭相在位，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公仪休之所不为也。”可见就连很多有身份的士大夫也涉足丝织业，而官居万历皇帝首辅的徐阶竟然组织家中女仆纺织牟利。

明清两代，丝绸生产进一步走向商品化和全球化，依托海运的国际贸易发展迅速。这被一些中国历史学家称为“资本主义的萌芽”。

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从陆上丝绸之路到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转折由此发生。沿着郑和开通的海道，大批中国人从此走出国门。值得注意的是，郑和船队每次都从丝织业昌盛的江南出发，输出的主要是丝货，只不过厚往薄来、得不偿失的朝贡贸易对市场影响极其有限。

16世纪，大航海运动让葡萄牙人开辟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直航贸易，生丝和丝织品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商品。但因为海禁政策，民间贸易一直处于非法的走私状态，受到明朝政府的打压。隆庆元年（1567），明朝政府正式开放海禁，形成以月港（位于今福建漳州）为口岸的海外贸易热潮，史称“隆庆开关”，也叫“隆庆开放”。1565年，西班牙人占据菲律宾（中国称“吕宋”），开始营建首都马尼拉。

根据经济史学家统计，从1580年到1590年，葡萄牙人每年从中国澳门运往印度果阿的生丝为3 000多担；其后到了1635年，有人记载每年多达6 000担。当时每担生丝在澳门售价仅为80两白银，而在果阿则可售大约200两，利润极其可观。 通过澳门，自广州输出的大量中国丝货，也被运到西班牙人占据的马尼拉，换回大量西属美洲出产的白银。

作为西方世界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状况的著作，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出版于1585年，书中对中国的丝织品称赞不已：

帝国丝织业发达，丝质也很好。丝绸被染成各种悦目的颜色，质量远远超过格拉纳达（西班牙南部产丝的省份）的同类产品。尽管丝绸在帝国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其价格却很便宜。绒、绸、锦、缎和帝国出产的其他丝织品的价格如此便宜，以至让那些了解西班牙和意大利行情的人咋舌不已。

崇祯四年（1631），何乔远在给皇帝的《请开海禁疏》中陈述：

盖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大西洋则暹罗、柬埔寨、顺化、哩摩诸国道，其国产苏木、胡椒、犀角、象齿、沉檀、片脑诸货物，是皆我中国所需。东洋则吕宋，其夷佛郎机也。其国有银山出银，夷人铸作银钱，独盛我中国。人若往贩大西洋，则以其所产货物相抵，若贩吕宋，则单是得其银钱而已。是两夷人者，皆好服用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借中国之丝为用。湖丝到彼，亦自能织精好缎匹，錾凿如花如鳞，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悉得价可二三百两。

实际上，马尼拉并不是中国丝货的终点，“马尼拉大帆船”将大量生丝和丝绸运往美洲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至此，太平洋上形成了一个大三角国际贸易网络。

马尼拉丝船

明朝隆庆帝36岁去世，只做了6年皇帝，却因“隆庆开关”而名垂青史，一举改变了中国与世界。隆庆六年（1572），隆庆帝驾崩，但菲律宾的马尼拉和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已经被跨越太平洋的大帆船连接起来，美洲白银与中国丝绸开始双向流动。1574—1644年，共有1 105艘中国商船抵达马尼拉， 这些商船绝大多数从福建的泉州、月港出发，所载主要是生丝和丝织品，换回美洲白银。这条以月港为起点，以马尼拉为中继，以阿卡普尔科港为终点的“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海上白银之路”，穿梭在这条航道上的大帆船也被称为“丝船”。

“对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的广大地区）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当无拘无束地谈及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 据估计，17世纪初，中国每年生产近2 500吨丝绸，其中三分之一（约800吨）被运往海外市场。以马尼拉市场为例：17世纪30年代，一艘帆船可将31.3吨至52.2吨丝绸运往阿卡普尔科，而从18世纪初开始，每艘帆船运回200吨到700吨生丝，为美洲殖民地的丝绸加工提供原材料。“由于中国生丝的输入，墨西哥共有1.4万余人从事加工织造，得到就业的机会。”

据《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当时马尼拉的生丝价格为每担（1担相当于50千克）200比索，利马的生丝价格为每担1 950比索，每匹广州缎子在马尼拉的售价为5比索，在利马则为50比索，后者是前者的10倍。

尽管西班牙王国严禁贩运中国丝绸成品，但比起西班牙丝绸，人们还是更喜欢中国的。中国丝绸在马尼拉的售价是在西班牙的两倍，相对而言西班牙出售的中国丝绸价格极其低廉。这些丝绸色泽艳丽、光滑柔软，在设计上迎合了西班牙人的审美，花色和品种十分丰富，因而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屡禁不止的丝绸走私活动甚至导致西班牙丝织厂纷纷倒闭。在18世纪末墨西哥的进口总额中，中国丝绸和其他商品占63%。

在美洲殖民地，白银的量产令奢侈消费成风，其中丝绸是最受欢迎的消费品，人们无不以身着华贵的中国丝绸为荣。对很多殖民者来说，白银取之不尽，可以任意挥霍，用来换取金线织成的衣服和中国的精美丝绸，把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

不仅是贵族，连产银区的黑奴和印第安人，也有不少有能力购买丝绸服装，“男男女女，穿丝多于穿棉”，“到了1580年，即便是贫穷的波托西人，也会身着由上等欧洲羊毛与中国丝绸混织而成的套装”。 可见当时中国丝绸的市场多么广阔。

“美洲人和欧洲人对中国丝绸的渴求似乎与中国人对白银的渴求一样强烈。即使在穿越太平洋和大西洋之后，中国丝绸也能使商人获得可观的利润。与白银一样，丝绸就像河流那样流动，人们用丝绸为波托西的圣母雕像制作斗篷，为阿卡普尔科的牧师制作法衣，为墨西哥城的女士制作长袍，为塞维利亚的贵妇制作长袜，为阿姆斯特丹阔气的汉堡店制作地毯。”

自唐宋以来，日本向来是中国丝绸的传统市场，日本社会崇尚精致优雅的生活，尤其是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统治的桃山时代（1573—1598），人们以华丽为荣，战国大名（诸侯）也以丝绸衣服来显示他们高贵的社会地位。即使17世纪江户幕府一再颁布“禁奢令”，也无法改变人们对上等丝绸的喜爱。

日本属于岛国，气温寒暑变化大，蚕不易存活，因而日本的桑蚕丝织业一直难以发展起来，只能依赖进口丝绸或生丝，形成所谓的“朱印船贸易”。朱印船即持有“异国渡海朱印状”，被允许前往安南、暹罗、吕宋、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活动的船只。明末徐光启提到，日本“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通国所用，辗转灌输，即南北并通，不厌多也”（徐光启《海防迂说》）。江户幕府初期，日本每年输入生丝数十万斤，这些生丝主要来自中国。与马尼拉相比，日本的生丝贸易利润要高得多。

晚明时期，中国与日本断交，但沿海地区仍然走私丝绸成风，倭寇浪潮屡禁不止。 隆庆开放只通东西两洋，仍禁止中日贸易，葡萄牙人发现商机，将中国生丝就近销往日本，以换取日本白银，获利甚丰。 17世纪前期，日本幕府为限制银和铜的流失，开始实行“丝割符制度”，试图限制生丝和丝绸的采购价，但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多大效果。 1631—1641年，日本禁止朱印船出海，葡萄牙商人被驱逐，他们的生意被中国海商和荷兰商人接手，实际上被郑氏集团控制。

晚明至清代中期是中国丝绸贸易的黄金时期，从中国运出的丝货数量大得惊人。“每年从中国运往葡属印度群岛的丝绸达1 000公担（1公担相当于100千克），往菲律宾派出的运送丝绸的商船有15艘，运往日本的丝绸其数量难以估计。”

明清两代，中国对海外的生丝与丝织品出口规模巨大。从早期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到后来的荷属东印度和英属东印度公司，无不大量贩运中国的生丝和丝绸，然后销往世界各地。

1624年，荷兰人侵占台湾后开始收购生丝等中国货物，转销到欧亚各地。1627年，荷兰商船自台湾输往巴达维亚（雅加达）及荷兰的生丝总计价值56万弗罗林，输往日本的更多达62万弗罗林。

从美洲白银经马尼拉流入中国的情况来看，明末每年运至美洲的中国丝货至少价值110万西班牙元；清乾隆以后，广州生丝的年出口量达35万余千克。从乾隆年间到道光年间，清廷每年出售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大量的生丝，平均贸易额为20万——50万两白银。

按照樊树志先生推算，在乾隆年间，湖州南浔镇一天的蚕丝销售额当在数十万到百万两白银之间。旺季的4个月，蚕丝的贸易额约为500万两，极盛之时出口额甚至高达1 000万两，人称“一日贸易数万金”。

对明清经济史有专业研究的全汉昇先生评论说：“中国的丝织工业，因为具有长期发展的历史背景，技术比较进步，成本比较低廉，产量比较丰富，故各种产品能远渡太平洋，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量廉价出售，连原来在那里独霸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要大受威胁。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它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强大竞争能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

清朝时，沙俄已经完全占领西伯利亚，成为中国的邻国，并向北京派出了类似外交机构的传道团。中俄贸易以边境重镇恰克图为交易中心，并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陕商和晋商的兴盛。除了茶叶，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还有生丝和丝绸，而沙俄的交易品则是毛皮。虽然清政府严禁出口生丝，但每年仍有大量生丝通过走私方式运到恰克图。

欧洲商人不但大量进口中国的丝织品，同时也开始发展自己的丝织业。从出口丝绸到出口生丝，这完全是技术扩散的结果。

金蚕脱壳

在早期欧洲，丝绸衣物一直被视为上流精英不可或缺的服饰，但进入中世纪之后，中国逐渐失去了对丝绸技术的垄断。刚开始，欧洲工匠将中国出口的丝织品进行拆解，以利用这些丝线重新纺织；到后来，中国干脆以出口生丝为主，欧洲丝绸纺织工业因此获得了充足的原料来源。

中世纪时，意大利诸城和西班牙以东方生丝为原料，已经发展出相当发达的丝织业。17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是欧洲市场的主要生丝供应国。

在此之前，中国一直把丝绸生产技术视为绝密，禁止外传；蚕卵、桑种和缫丝工都被官方严格管控，出境客商在边关口岸甚至被搜身检查。因此，虽然丝绸大量被出口到外国，但养蚕的技术仍为中国人所独有。这使得早期的欧洲人对丝绸的来源想入非非，罗马人甚至坚信丝绸是中国人用一种生长在树上的特殊材料织成的。

汉唐时期，丝绸贸易极其繁荣，但位于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地区却长期没有养蚕植桑，所谓“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吐丝所成”（《颜氏家训》）。成吉思汗西征时，耶律楚材看到撒马尔罕“颇有桑，鲜能蚕者，故丝茧绝难”（《西游录》）。

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随着丝绸纺织技术在中国南北地区扩散，势必也会传播到境外。朝鲜最早获得养蚕技术， 印度和日本也陆续从中国学会了养蚕制丝技艺。公元522年，东罗马帝国通过印度僧人 ，才了解到桑蚕制丝的秘密；在成功获得桑蚕卵后，他们也开始了桑蚕的养殖和丝绸纺织。

拜占庭帝国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在《哥特战争》中这样记载：“大约在同一时期，几名印度（国家）的僧侣到达这里，获悉查士丁尼皇帝心中很渴望罗马能够不再通过波斯购买丝绸。他们拜见了皇帝，并承诺自己可以弄到丝绸，罗马将不必再从波斯或其他国家那里购买丝绸。他们自称曾在一个有许多印度人的国家居住很长时间，这个国家叫‘赛林达’（Serinda） 。他们在那里时完全习得了制造丝绸的方法，可以应用于罗马。查士丁尼皇帝详细询问了他们，并问他们如何能保证此事成功。僧侣们告诉皇帝，丝绸的生产主要靠一种虫子，它们凭借天性不断产丝，完成任务。将活的虫子从赛林达带来是不可行的，但筹划孵化它们是很容易且很快就可以完成的。一只丝虫可产大量的卵；卵在被产下很久后，仍可用粪覆盖以提供热量而孵化出来。僧侣们如此解释后，皇帝承诺，如果他们能以行动证明所言不虚，必将获得重赏。所以僧侣们再次回到印度，并将蚕卵带到了拜占庭。他们用之前所说的方法成功孵化出了蚕虫，并用桑叶进行喂养。自此以后，丝绸文化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了。”

公元8世纪，阿拉伯帝国（大食）崛起。751年，阿拔斯王朝与唐朝爆发了怛罗斯之战。在此战中，唐朝军队战败，被俘者多达两万，其中不乏造纸匠、画匠、绫绢机杼匠人和织络者，丝绸纺织技术和造纸术一起西传到阿拉伯地区。

到公元9世纪下半叶，阿拉伯人逐步占领了西西里岛，并开始在这里栽种桑树，丝绸生产由此传遍整个地中海地区。中世纪时，从北非到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丝织业蓬勃发展。

“随着阿拉伯帝国丝织业的发展，阿拉伯人在运销中国丝绸的同时，也以自己的丝织品供应欧洲，并把中国的丝织技术传入了欧洲。西班牙和西西里的穆斯林织工，曾受雇于法国和意大利的丝织厂，为之生产丝织品和训练当地织工。”

稍晚一些的十字军东征进一步使丝绸纺织技术扩散到西欧。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的丝绸织工到达意大利之后，意大利的丝织产业迅速兴起，形成了分工明确、规模化的生产模式。13世纪初，丝织业已经成为佛罗伦萨、威尼斯、费拉拉、比萨等意大利城市的主要产业，丝绸商会成了佛罗伦萨共和国七个主要商会之一。

14世纪时，意大利就已经出现拥有4 000个纺锤，并以水力为动力的丝厂。1472年时，单单佛罗伦萨市就有84家作坊，以及至少7 000名纺织工人。哥伦布家族也以纺织为业，哥伦布出生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热那亚的穷纺织工。

根据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的记述，里昂丝绸工业的创始人之一拉乌莱·维亚尔的一座厂房里就有46架纺织机。17世纪中叶，里昂有1.4万多架纺织机在作业，丝织行业养育了该城三分之一的人口。在1341年的波洛尼亚，来自卢卡的波洛吉洛·迪·巴赫萨洛建立了一个具有一定机械化的丝织厂：“由雷诺河水带动的大型机器，能迅速地纺捻出4 000根丝线，从而很快完成4 000个丝织工的工作。由于使用水力，这些大型机器纺出的丝既结实又漂亮。它们每年产出18万磅丝绸，……其中大量的是双股丝线。”

欧洲丝绸纺织业的兴起需要大量生丝。因地利之便，波斯生丝在欧洲的销量逐渐超过中国生丝；17世纪中叶以后，更便宜的孟加拉生丝进入欧洲市场，其数量也超过中国生丝。但中国的生丝因为质量相对较高，在欧洲仍有相当大的市场。除了欧洲，东南亚、日本和美洲的许多丝织厂也依靠中国生丝织造丝绸。

中国在失去对丝绸技术的垄断之后，依然保持着无可匹敌的规模优势，继续沿着丝绸之路向欧洲和近东输出高质量丝绸。

对欧洲人而言，中国的人力成本较低，在工业革命之前，他们从中国进口的丝绸相较于本地丝绸仍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经营中国丝绸贸易往往有巨额的利润。因而，中国丝绸对欧洲丝织业来说始终是无法摆脱的压力，这与印度棉布威胁到英国毛纺业有些类似。

在16世纪中叶前后，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拥有丝织机多至1.2万余架，雇用男女织工5万多人，他们织造各种丝织品，每年需要消耗生丝超过18万磅。后来，由于中国丝绸的竞争，许多丝织机相继停工，能继续开工生产的不到2 000架，每年消耗的生丝降低至不到4万磅。

丝织业是棉纺织业的前奏，伴随着中国丝绸出口的还有中国棉布，廉价的中国纺织产品迫使西方进行技术革新，最终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古老的丝绸产业首当其冲。在廉价的棉纺织品的冲击下，丝绸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尤其是印花洋布，撼动了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审美，逼着传统丝绸退出中低端市场。与此同时，机械缫丝也代替手工，蒸汽动力取代了人力。

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到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清朝政府被迫不断开放，中国市场逐渐落入洋商之手。在洋商的垄断下，江南丝织业加速衰落，“商贾日失志，市肆日减色”（欧阳昱《见闻琐录》），出现了“华商之业丝茶者，反仰洋人鼻息，厘毫不能主持”（商霖《整顿丝茶策》）的困局。

近代以来，随着生物技术和工业机械化的应用，中国传统生丝在国际市场上也逐渐失去优势。日本后来居上，在世界市场攻城略地，成为世界生丝和丝绸生产第一大国。

当时，日本大量吸收欧洲在桑蚕养殖和丝纺技术方面的最新成果，生产力取得了巨大的飞跃。1888—1902年，日本蚕丝的单位产量，大约只有意大利和法国的一半；但到1920—1929年，日本的产量已经超过欧洲，成为世界第一。中国蚕丝的单位产量，在1917年时约是日本的74%，到1927年时则降至50%，完全失去竞争力。1873年，中国的生丝出口量是日本的5倍，1909年时日本已超过中国；1930年时日本的生丝出口量是中国的3倍。以美国为例，20世纪20年代，日本生丝在美国进口生丝总量中占90%，而中国的生丝仅占10%。

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说，日本在明治时期，用大受欢迎的商品“丝绸”换取外汇，工业化得到了很大发展。1894年，日本免除了丝、绵商品的出口关税。“生丝贸易为日本从国外引进机器和原料提供了不少于40%的资金。” 以出口为目标的生丝工业的发展为日本企业家提供了从事有利可图的投资，促进行业标准化以及后来的技术现代化的机会。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的，它是“日本工业化的培训学校”。

进入石化时代后，传统纺织业被彻底颠覆，人造丝逐渐取代蚕丝和棉花，成为纺织品的主要原料。对现代人来说，丝绸和丝绸之路更多是作为一段历史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如今，在快速现代化的中国，工厂和城市无处不在，乡村正人去楼空，逐渐凋敝。手机时代最流行的是欲望与消费，再也无人话桑麻。桑树和故乡一样，逐渐变得无迹可寻。

从一定程度上说，古代丝绸之路已变成现代石油之路，在这条古老的世界通道上，曾经流向西方的丝绸变成了流向东方的石油和天然气。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来说，丝绸作为古代农业手工条件下的大宗制造品，已经被包罗万象的各种现代工业品取代。

如今，江苏的盛泽镇仍是世界纺织业中心，但这里的纺织品原料基本都是用石油制成的化学纤维。 xCwztKnjDfpwq+xBEcZUGKxJw2pz4AZqXbArmYPKbee3+yAZBE+2folmtDjLbj+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