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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欧洲是历史的终点，而亚洲是历史的起点。从经济角度来说，所谓世界史，或许是从中国开始的，至少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这样。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东方世界的巨人，与同一时期的希腊、罗马比肩而立。
因为农耕条件优越、幅员辽阔且人口众多，古代中国，尤其是宋代以后，商业日益发达，商品种类繁多。根据很多经济史学家的论断，古代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有些人还认为，古代中国人非常富裕，其生活水准让很多民族望尘莫及。例如，西班牙人门多萨于1585年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中，就充满了“富饶”“肥沃”“壮丽”等一系列对中国的赞美之词。
丝绸之路其实就是一条国际物流之路，在长达2 000多年中，中国给予世界的东西远远超过它从世界获得的。这些出自中国大地或由中国工匠制造的精美物品曾让世界各地的人痴迷不已。
中国大部分地区位于温带，疆域囊括了高纬度和低纬度地区，同时跨越高海拔和低海拔地区，因此物产比较丰富。
《荀子·王制》中写道：“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为猛矣，然君子剥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
商业之所以出现，一开始是因为人们希望互通有无，之后才是出于对财富的追求。人用自己富余的东西换取所需的东西，于是有了商品交换；商品在交换中增值，商人就能获利致富。
重视物质条件是人之常情，人只有在满足一定的物质需求的情况下，才谈得上文明。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社会虽号称以农为本，以商为末，但实际是以官为本，以民为末。无论是农民、匠人还是商人，都必须服务于官，服务于皇帝。韩愈的《原道》说得非常透彻：“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韩愈文集》）
但农耕社会并不意味着可以关起门来自给自足，完全拒绝商业流通。
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自古以来，历代王朝对外扩张，并不是为了殖民或征服，而是为了资源和市场：炎黄之战是为争夺山西的盐池；秦攻巴蜀是为了川盐；汉代西扩是为了获取战马、出口丝绸；隋唐向南方扩张主要是为了大米；宋元明清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是为了出口丝、瓷、茶，进口香料和白银。虽然政治专制阻碍了市场发展、商业投资以及技术创新，但作为人口大国，古代中国对外来资源的渴求导致重商主义倾向，其需求仅靠朝贡贸易已无法满足；而国内消费主要局限于达官显贵，市场终究有限，因此寻求外在市场也是必然趋势。
商业的重要性，对于农耕经济发达的中国尚且如此，对于土地贫瘠的欧洲更不用说。欧洲很早就需要从非洲进口铁和盐，从东亚进口丝绸、毛皮等，对外界的需求很强。
英国人李约瑟毕生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他专门从地理因素分析了中西方对商业的不同态度：“欧洲实际上是一个群岛，一直有独立城邦的传统。这种传统以海上贸易和统治小块土地的军事贵族为基础；欧洲又特别缺乏贵金属，对自己不能生产的商品，尤其是丝绸、棉花、香料、茶叶、瓷器、漆器等有持续的欲望。拼音文字具有内在的分裂倾向，于是产生出许多征战的民族，方言歧异，蛮语纷杂。相比之下，中国是一大片连起来的农耕陆地，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就是统一的帝国，其行政管理系统在现代之前无有匹敌。中国有极丰富的矿产、植物和动物，而由适合于单音节语言的坚不可摧的表意文字系统将其凝结起来。欧洲是海盗文化，在其疆界之内总觉不安，神经兮兮地向外四处探求，看看能得到什么东西-亚历山大大帝到过大夏，维京人到过维尼兰，葡萄牙人到过印度洋。而人口众多的中国则自给自足，19世纪之前几乎对外界无所需求[因而有东印度公司的鸦片政策]，一般只满足于偶然的探险，根本不关心未受圣贤教化的远方土地。”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中国商品对贫穷的欧洲人而言几乎是遥不可及的。哥伦布之后，美洲的白银涌入欧洲，欧洲人得以用白银与中国交换他们所急切需要的商品，物产丰富的中国因此成为世界第一商品出口地。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绸的国家，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唯一的。不仅丝绸如此，瓷器和茶叶也是这样。对欧洲人而言，来自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因为制作工艺精良而堪称神品。用丝绸、瓷器、茶叶交换白银的贸易持续了数百年，穿梭在东西方之间的远洋帆船拉开了全球化的大幕。
因为丝绸、瓷器、茶叶、白银等商品贸易，中国很早就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从16世纪到19世纪这段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某些领域（比如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的贸易）中甚至居于核心地位。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芬雷所说，在前工业时代，中国产品具有公认的优越地位，人类物质文化首度迈向全球化，也是在中国的主导下展开的。
“正确的观点或许是，在机械工业开始实质化发展的18世纪中叶之前，欧洲即便在经济层面上，也只是步亚洲后尘而已。构成世界经济基轴的贵金属白银仅仅流向中国，就可以反映出这一点。在农业经济为主、手工业与之结合的时代，欧洲并没有掌握世界发展的主导权。”
经由丝绸之路，中国丝绸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中国也因此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丝国”。随着海路的开辟，瓷器和茶叶使中国进一步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茶是一种独特的植物。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鸦片却扮演了远甚于茶的角色，以至“鸦片战争”几乎成为近代史的某种代名词。
明清时期，中国的商业经营环境比较宽松，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的涌入润滑了流通渠道，大量人口溢出传统农业，专事商品生产以及国内外贸易。传统的纺织业自不必说，扬州仅一个盐田就有数十万工人。在江西景德镇，瓷器制造业十分壮观，繁荣程度堪比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业重镇曼彻斯特。
在欧洲，造船和航海技术日趋成熟，商业记账和信用工具趋于完善，再加上标准时间和法律体系的现代化，各国纷纷开展远洋国际贸易，社会精英热衷于消费外国商品。奢侈品刺激了人们的欲望，也带动了贸易，为商业投资者带来机会，像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的跨国公司，开始将商业网络延伸到亚洲腹地。通过丝绸、白银、茶叶和鸦片等商品，中国被紧密地联结进世界贸易体系。
当时，以大运河为通道，中国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持续发展，海外贸易也大幅扩张，这些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因此，有人认为，在16—18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