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的集体记忆，也只有人类才有这种记忆。对现代人来说，历史是最普遍也最基本的启蒙。我们所有人都是历史的产物，我们看到的所有社会现象，就其本质而言，也都是历史的，发生或存在于“某一时刻”，每一个事件都无法从其过去和未来中抽离出来。
历史的特点是常读常新，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历史，阅读历史是为了了解当下，展望未来。一个心智健全的现代人，阅读历史，尤其是世界史和经济史，是非常必要的。
相比传统历史，世界史的叙事范围要宽广得多。普通读者如果想了解世界史，不妨先选择一些小的入口，从小历史来理解大历史。对于经济史，也可以选择一些完整的历史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剖析与解读，来理解现代经济的规律。
从概念上来说，“世界史”（world history）和“全球史”（global history）略有不同：世界史比较传统，属于“满天星斗式的”，就是把各个国家、区域、族群的历史相加，像拼拼图一样，把这些“国别史”和“民族志”拼在一起；全球史则比较现代，也被称为“新世界史”，属于“台球撞击式的”，通过一些事物和事件，讲述其在全球范围引发的震动与互动效应，让人更透彻地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
历史总是在一定空间和时间内发生的。在古代，社会是乡土的、静止的，而现代社会则是世界的、流动的。如果把地球比作水池，那么传统的世界史就是静态的、碎片化的，而全球史则是动态的、整体性的，就像往水里扔进一粒石子，激起层层涟漪，所谓“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
西方学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认为，“全球史的核心关怀在于流动（mobility）和交换（exchange），以及超越国界与各种边界的进程（process）。其出发点是互联的世界（interconnected world），其主要议题则是物质、人口、观念、制度的流动和交换”，“广义上的全球史就是一种将现象、事件和进程置于全球脉络（global context）之中的历史解读”。
用威廉·麦克尼尔的话来说，世界史的意义就在于文明间的互动。
1967年，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基础上出版了《世界简史》，在此书中，之前彼此孤立的世界史变成了相互交流的世界史，这部全新的人类文明史被认为是“全球史的开山之作”。
全球史探讨的是全球范围内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和跨文化的历史现象，而“物的传播”（spread of goods）向来是全球史研究最为经典的学术范式。
在全球史语境中，任何历史都不是孤立的。历史总是一连串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无远弗届的影响，这种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联系，主要是经济史、科技史、战争史、社会史等，涉及贸易、技术、物质、宗教和文化等内容。
虽然丝绸之路已属全球史范畴，但全球史真正的到来要晚得多。即使有人认为“蒙古帝国征战”已将世界连为一体，但对哥伦布而言，那也不过是“旧大陆”往事而已。真正的全球史叙事应该从大航海开始，至少可以说，在15世纪以后，全球才真正成为一个有机的历史世界。
人类从原始、孤立、分散的状态发展成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卡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中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毫无疑问，现代世界完全是全球化的产物，而全球史与经济史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用一些经济史学家的话来说，所谓全球化，也就是经济全球化。
最近这些年，历史学界日益关注世界史，与此同时，经济史也大有超越政治史之势，各种全球经济史新书大量涌现，较受关注的有《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胡椒的全球史：财富、冒险与殖民》《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等。这些世界史畅销书被引进国内后极受追捧，正如历史上所有的舶来品一样。
本书（五卷）作为面向中国社会大众的全球史，立足本土，放眼世界，从历史沧海中拾取一粟，用一些貌似平凡的物品（商品）或事件（贸易），来讲述全球经济史的演变与发展，同时兼顾文化史的影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通识的意义或在于此。
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衣食住行，这也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常态。从衣食住行去理解历史，尤其是经济史，应该是最容易，也最轻松的。要很好地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仅靠自给自足是不行的，于是就产生了商品和交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出现了商品和交换，人类社会才得以形成，文明才得以出现，历史也就这样诞生了。
买卖或许是人类的天性，而两只狗不会懂得互相交换骨头。商业使人类不必将需求完全诉诸暴力，而是依靠贸易来互通有无，并因此促进生产和分工，增加共同财富。对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一段概括性的论述：
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的剩余物。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我们看到游牧民族已经有牲畜作为财产，这种财产，到了畜群具有相当规模的时候，就可以经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费的若干余剩；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游牧民族和没有畜群的落后部落之间的分工，从而看到了两个并存的不同的生产阶段，也就是看到了进行经常交换的条件。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又进一步发生了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于是劳动产品中日益增加的一部分是直接为了交换而生产的，这就把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提升为社会的生活必需。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游牧、农耕和商业是三种典型的社会形态。从经济文化发展的角度而言，游牧社会比较原始落后，定居性的农耕社会常常会形成封闭而等级化的专制帝国，只有到了流动、平等、分工、法治和专业化、契约化的商业社会，人类才得以走出征服与奴役的暴力困境，现代文明才显现出来。所以，孟德斯鸠在谈到古希腊文明时评论道：“有商业的地方就有自由、美德和法治。”
相对而言，欧洲素有重商传统，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商人也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最著名的莫过于美第奇家族。这个平民出身的商人家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不仅积累了巨额财富，控制着整个欧洲金融，还以商人身份统治着佛罗伦萨共和国。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美第奇家族的慷慨资助下，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以及伽利略这样的天才，才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催生了伟大的文艺复兴，就连马基雅弗利也在《君主论》中殷勤地献上了权谋统治术。
农耕文化常常鄙视商人和商业，但从现代的眼光看，商业是人类社会得以不断进步的关键。没有商人和商业，人类只能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原始贫穷状态，而无法走向富有与文明，这就是荀子所说的“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荀子·富国》）。
传统社会总是战乱不断，战争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商业则是平等和双赢的。商人总是用自己最好的东西来交换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并想长期如此；因此，诚实守信的契约精神便成为一种普遍的美德。用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对资本主义的说法来说就是，“我们的文明”取决于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扩展的秩序甚至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完全自发的产物，导致全球人口和财富的增加。
战争意味着掠夺，是暴力导向的，损人利己，而商业意味着交换，交换的基础是说服导向，互惠互利。战争或暴力是“看得见的手”，狂风暴雨；而市场或交换则是“看不见的手”，润物细无声。
张笑宇在《商贸与文明》一书中提出，在现代化之前，“暴力秩序”主导人类文明，经济陷于停滞，直到“商贸秩序”崛起之后，正增长才成为可能。而全球化现代世界的出现，是由于13—15世纪商贸秩序和国家力量同时得到扩张。当时欧洲形成了许多商人自治城市，如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比萨，以及德意志北部的汉萨同盟城市等。以意大利城市为中心的地中海贸易圈，开始有胡椒、香料、丝绸等来自东方的奢侈品进入。
所谓商贸秩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和平与法治——“在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经济的蒙昧状态向最大限度富裕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其实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维持和平、宽松的税收和公正的司法管理，所有余下的工作，交给市场就可以了。”
司马迁就很赞赏吕后时期的无为而治：“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纪》）
国家都有固定的边界，但市场可以无限大，直至全球化。在过去，我们往往以为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偏见和误解。全球化起源于人类全球性的财富追求与市场扩张。商品经济一旦形成，贸易与分工便会无孔不入，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也就出现了。所谓市场，就是人们实现自愿交换的场所，这个场所可以无限大。为了用商品带来利益，并将利益最大化，资本便会压倒一切，尽可能地扩大交易量，降低交易成本。商品没有腿，但它比人走得更远。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明显的和普遍的好处，而且早已超越经济史的范畴，这是因为全球化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认知方式，以及生产和生活方式。正如经济学家张维迎在《理念的力量》一书中所说：“至少过去的1万年里，人类所有进步全是来自合作，而不是基因的变化。并且，合作的范围越大，人类进步越快，这就是全球化的意义所在。全球化使得人类的合作可以在全球范围展开，这是人类过去500年进步速度急剧加快的主要原因。”
全球化无疑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但如果从一些特定商品来理解其历史，或许会容易很多。
一花一世界。一种特定的商品，在特定的时空往往会发生惊人的作用，乃至形成一个特定的世界。任何商品交易的发生和影响都不会限于商品交易本身，例如，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佛教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欧洲传教士来到东方；伴随鸦片而来的，还有现代科技。
商品是有形的、有限的，而文化的影响则无远弗届。一个商品从出现到扩散再到失落，往往会经历一个戏剧性的过程，整个社会都难免会被卷入其中。在历史叙事中，一个原本微不足道的商品就这样在无意之间成了主角。在商品史与经济史和文化史之间，有一种互文关系，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钱穆先生就指出：“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作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
比如说，原本只是为了贩运丝绸的“丝绸之路”，在地理上只是跨越亚欧大陆的一条通道，但它对世界文化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它的东西两端分别是东西方文明的源头，就像织造丝绸的经纬线一般，它将中国、埃及、印度和希腊、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古老文明编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
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概括来说，现代文明史和全球贸易史，始于香料，盛于石油——今天人们对石油的渴望，正如哥伦布时代人们对香料的追求。如果说历史是一条大河，那么经济史始终是它的主要支流。看懂了经济史，也就多少理解了历史本身。
翻开人类历史，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人类文明交往的根本愿望是物质需求。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古代，不是现代人的新发现。古代东方向西方的寻求，西方向东方的探索，都有着物质需求的因素，可以说，文明之间的对话，首先是基于物质需求的对话。
从地理上来说，农业发达的中国几乎是欧亚大陆上一个与世隔绝的区域。按某些西方历史学家的说法，中国是“世界的例外”。但人类的历史就像一张无缝之网，没有哪一个地区能够完全孑然独立。因为丝绸、瓷器、茶叶、白银、毛皮等商品贸易，中国很早就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甚至说在16—18世纪，中国居于一种中心地位。
在世界经济史上，公元1500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一般认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从16世纪开始，繁荣的远距离交易突然将世界带入一个“全球贸易时代”或者说“商业时代”。
现代人或许想不到，哥伦布远航的初衷是为了香料；同样，为了进口香料，英国成立了以香料贸易为主的东印度公司，紧接着荷兰也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两家殖民公司的出现，大大加速了商业全球化的进程。
在现代的历程中，工业革命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彻底改写了自古以来的世界。但历史是连续的，在工业革命之前，商业革命就已经完成一切应有的铺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商业革命”的概念，他的定义是“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
。消费社会、全球化、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等“现代文明”并不是后来才有的。欧洲商人历尽千辛万苦，将人们闻所未闻的商品带到世界各个角落，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享受到传说中的奢侈品。在那个早期的全球化时代，商业革命使得整个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知识量不断扩充，人类的知识结构也被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现代社会的本质是商品经济，商业革命使商品经济大行其道，许多奢侈品变成大众日用品。到了后来，工业革命更通过大量生产，进一步扩大商品的内涵与外延；当机器大生产导致产品过剩时，人类社会才全面进入消费社会。
从“消费的民主”而言，工业革命与商业革命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从各个角度看，工业都是从属于商业的，前者必须依赖后者以获得远离产地的原材料和消费市场。肇始于奢侈品交易的商业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增加了财富，从而导致（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
早期交易的商品以非竞争性的地方特产为主，大多数都来自亚洲，如丝绸、瓷器、香料、茶叶等。当资本所有者不用从远方运来奢侈品，而是自己创造和生产奢侈品时，商业就走向了工业。英国人先是从印度贩运棉布，后来开始发明纺织机，自己纺线织布，最后把机织棉布贩卖到印度。丝绸、瓷器、香料、茶叶、咖啡、鸦片、橡胶，都经历了从商品扩散到技术扩散的过程。
还有一点，无论工业还是商业，最开始都是通过为富人提供大量的消费品而兴旺发达起来的。
物以稀为贵。对欧洲人来说，来自遥远东方的丝绸、瓷器、茶叶、香料、蔗糖、棉花等，一直都是富人才享用得起的奢侈品。欧洲的探险家们找到东方航线并发现新大陆后，将这些奢侈品大量带回本国，最后使之成为普通的大众消费品；同时，美洲的土豆、番薯、烟草、白银和毛皮等，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传遍了整个“旧世界”。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这样描述1865年的英国：“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则遍及东西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长期以来种植在美国南部的我们的棉花地，现在正在向地球所有的温暖区域扩展。”
从传统观念来说，工业革命只不过是一场“技术革命”和“工厂革命”，但若从全球经济史来看，就会发现工业革命更是一场制度革命。可以说，商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先导，市场制度是工厂制度的前提。
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极其重视科学知识与知识创新。英国历史学家柯浩德指出，商业革命不仅引发了工业革命，也与科学革命有直接关系。
伴随着商业全球化的发展，人们不仅享受着未知世界的物质财富，也希望了解客观世界。他们的目光从神学信仰转向世俗利益，于是，倒卖商品和信息的经纪人出现；东方的香料和茶叶在欧洲流行；教授科学知识的现代大学成立；科学和技术创新受到鼓励，新发现与新发明层出不穷。也就是说，商品交换与全球贸易不仅让世界各地的商品和资源流通起来，更带动了知识、文化的传播，以及信息经济的兴起，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也随之改变，从而激发科学诞生。
欧洲商业革命的历史可以向前追溯到中世纪晚期。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对外贸易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形式，尤其是海洋贸易。
距离与利润成正比，最理想的消费者往往与生产者之间隔着最遥远的距离。在火车出现之前，陆路运输要比海上运输困难得多；在13世纪的欧洲，陆路运输的成本比海路运输高数十倍。相比要穿越万水千山的陆路贸易，海洋贸易的运输成本则大大降低。
在古代的陆路贸易中，商人的利润通常仅为10%左右，90%以上的成本都花在运输上，包括各种通关费用、税费和过路费等。而海洋是自由的、开放的，走海路不用穿过很多国家，海上也没有林立的关卡。海上贸易就像大海一样没有边界。借助有规律的洋流和信风，一艘帆船运输的货物就可超过一个大商队。
海洋贸易的经济收益远高于陆上贸易，但也伴随着更大的风险。陆上有驿站可供休息，而海上气候多变且危险，因此陆地滋生官僚，海洋则鼓励冒险和开拓。海洋贸易的繁荣，刺激了财务制度、公司制度、保险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发展。
在蒸汽船和集装箱出现之前，只有奢侈品和半奢侈品才会被轻快帆船运来运去。奢侈品的特点是体积小、重量轻、价值高，长途贸易所产生的附加值最高；或者说，只有“身份消费”的奢侈品才是“最好的商品”，尤其是烟草、鸦片和咖啡等上瘾性商品，可自动形成消费市场。
在工业革命之前，贫穷和自给自足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状况，只有极少数富人才有钱进行“身份商品”的消费，他们所消费的商品（尤其是上瘾品）在普通人看来，都属于温饱之外的奢侈品（贡品或礼品）。比如在殷墟中，就发现了大量和田玉与海贝；蒙古帝国深处草原腹地，却非常流行多产自遥远南海的珍珠。
“海外贸易的起源在于奢侈品消费，这是富人们独有的事情，他们在巴黎一地的奢侈品消费就足以维持这种贸易。”
按照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的观点，正是奢侈品和奢侈消费“生出了”资本主义，甚至说，丝绸、瓷器、钟表、毛皮、棉布等奢侈品也催生了现代工业。
在传统时代，商品是特权阶层权力和身份的标志，农民都是自给自足的。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传统等级社会逐渐瓦解。在一个消费民主的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消费者，商品的实用功能更加突出。通俗一点说，当只有国王和权贵才可以享用咖啡时，咖啡代表着尊贵；而当一个农民也能喝上咖啡时，咖啡就是咖啡，品位变成了品味。
在资本主义逻辑下，所有奢侈品最终都免不了“跌落凡尘”，变成人人可得的大众消费品，富裕社会的中产阶级成了社会主流。经济史也因此与每个人的生活产生联系。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于工业革命，人们往往只留意到珍妮纺纱机和蒸汽机，却忽视了蔗糖和土豆的重大贡献；而正是这两种廉价的高热量食品供养了新兴的“无产阶级”，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崛起成为可能。
美国学者西敏司被称为“饮食人类学之父”，他在《甜与权力》一书中，以蔗糖为线索，描述了人类现代文明波澜壮阔的发展史。“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烟草、糖和茶这样的事物，伴随着对它们的消费，最早传递出了一种复杂的观念，即一个人可通过不同的消费而变得与众不同。这一观念与营养、人的天性或甜食癖都没有太大联系，与人类使用象征的能力则更缺少联系。然而它却与英格兰的根本性变化密切相关，在这场根本性的转变中，英格兰从一个阶级制的、以身份制为基础的中世纪社会变成了一个社会——民主制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社会。”
无独有偶，季羡林先生自称“学术生涯中最完整、体量最大的专著”，便是长达80余万字的《糖史》。他希望蔗糖的历史研究，能使人们充分地认识到“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
。
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始于丝绸、瓷器和茶叶，对中国人而言，“现代”的到来则始于“鸦片战争”。而之所以会爆发鸦片战争，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需要大量进口中国的茶叶（1842年茶叶占中国出口商品总值的92%），却没有足够的白银来支付，于是通过走私鸦片来获取白银，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最终引发了战争。仅从这一历史事件，就可以发现某些商品（如鸦片、茶叶和白银）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何等举足轻重的角色。
亚当·斯密说，运输某个物品并用它来交换其他物品，这是全人类的共性，这一点在其他动物身上则找不到。商品没有腿，也没有翅膀，但因为商人与商业，它们可以远离产地，到达世界每一个角落。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
你早晨起床走进浴室，伸手去拿海绵，太平洋岛民将它递到你的手里。你想要一块肥皂，法国人为你奉上。接下来，你去厨房喝咖啡，南美人将它倒满了你的杯子。要是你习惯喝茶，斟茶的是中国人。又或者今天早上你想喝可可，这回为你服务的是西非人。然后你想要吐司面包，说英语的农夫满足了你的愿望，更不必提背后的烘焙师。早饭还没吃完，你已经得到了来自大半个地球的帮助。
如今，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商品极度丰富的后现代；即使如此，物质生活的富有仍是全社会最普遍的对幸福的定义。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主张：“物质生活是一切的基础：一切进步取决于物质生活的膨胀，市场经济本身也依赖物质生活而迅速膨胀，并扩展与外界的联系。”
在布罗代尔看来，物质文明的基本特征是重复性，而这恰恰也是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这是因为物质文明位于日常生活的中心。礼物和奢侈品是非日常的，但它们一旦成为商品，最终都会经历一个日常化的过程。
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指出，与政治相比，经济更接近生活，因而更具有基础意义。“经济史的意义与政治史的意义有很大的区别。在政治史上，前景是被伟大的个人命运所占据的，这类个人命运确实在它们的时代具有约束力的形式中得以自行完成，但它们在本质上各自仍是严格的个人的。经济史和家族史所涉及的是形式语言的发展过程；一切偶然发生的和个人的事情都是一种不重要的私人命运，只有那无数场合所共有的某种形式才有关系。”
对远离权力的普通人来说，历史很远，但经济史很近，历史终结的地方，生活仍在继续。从我们当下这个“唯物主义”的消费时代，回看现代早期的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意义似乎更加深远。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悼词中表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自古以来，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就进行着经济和文化的互动；现代以来，这种互动更加频繁和激烈。正是基于全球史，费正清等人提出以“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来分析中国近现代史——“要理解近代中国，必须将其置于中西接触的大背景下”。无论如何，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他者视角。同样，从经济史的角度来重新看待中国与世界也具有一种新意。
最近40多年，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经济也成为国家与社会的核心。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读者的历史视野进一步拓展，经济史也越来越受到历史爱好者的关注。
史学前辈许倬云先生特意指出：“今日史学的内容，已不限于国家大事，更不是只注意到社会上层，史学研究的项目包括社会各阶层、生活各方面，例如疾病对某一时空的历史产生如何的影响。又如，某种群众的心态，如何形之于当世的风气。凡此种种新的历史焦点，不幸还未能为一般人了解。”
诚如许先生所言，历史天生就是个“杂种”。它不仅涉及权力、政治和战争，也涉及人类文明的其他方面；它不仅与帝王、将相等大人物有关，也影响到所有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即使人们眼中微不足道的衣、食、住、行、油、盐、酱、醋、茶，也有其不容忽视的历史。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摆脱历史，尤其是经济史，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其中。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传统历史虽然偏重于宫廷政治，但“二十四史”中都有专述经济史的“食货志”。
“食货”二字出自古老的《尚书·洪范》。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探讨汉朝的盐铁税收及货币政策，实开“食货志”之先河。从班固的《汉书》开始，“食货志”正式成为官方正史的惯例：
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汉书·食货志》）
按照班固的解释，“食”指的是可食用的农产品，“货”指的是可用来交易的货物和货币。实际上，“食货”基本涵盖了国民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以后，官方著史均少不了“食货志”篇章，如《宋史》《明史》之“食货志”设有20多个子目录。大体来说，中国正史的“食货志”主要记述田制、户口、赋役、漕运、仓库、钱法、盐法、杂税、矿冶、市籴、会计等官方制度，与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经济史仍有很大不同。
按照经济史教授刘志伟的说法，一般经济史旨在寻找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而食货经济史则是从中国自身处理经济问题的统治技术出发，中国传统经济体系完全可以定义为“食货经济”。
本书取名《新食货志》，并非想照搬中国传统历史的体例和内容，而意在取其思想精髓和历史精神，用现代历史观去重新审视我们整个人类经济史。
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工业革命固然重要，但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方霸权其实源于对新大陆的发现以及因此对世界经济的控制。英国不仅用印度鸦片换取中国的茶叶，还通过控制北美洲、大洋洲等殖民地，释放和转移大量劳动力（包括奴隶），将甘蔗、棉花、小麦引进美洲，将绵羊、奶牛引进大洋洲，这种世界扩张战略最大限度地控制了新大陆和欧洲之间的贸易。
在工业革命之前，工业制品在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日常交易的商品主要是衣和食。羊毛和棉花固然重要，但比它们更重要的是蔗糖、咖啡、茶叶之类的食品；控制食品方面的交易，即控制着世界经济。这就是英国继西班牙、葡萄牙开辟大航海时代之后所做的事情。实际上，美国也是通过发展农业壮大经济，最终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而且其农业大国地位至今没有动摇。
《汉书》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就是一种农业动物。因为农业，人类走向定居和群居，人口变得密集，形成社会与文明，并逐渐出现政治与国家。在古代社会，无论社会经济还是政治结构，都以食物生产和分配为基础；农业生产出现富余，激发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希望，孕育了政治统治，粮食变成彰显权力的工具，可用来施舍、炫耀和支付。食物的流动产生了商业和货币，也形成文化与宗教。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白圭、任氏、桥姚、师史等都是著名商人。《管子·国蓄》中记载，五谷等食粮，是百姓生命的主宰；货币，是百姓交易的工具。所以，明君执掌交易的工具，以控制主宰百姓性命的粮食，就可最大程度地使用民力。
《明史·太祖纪》云：“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材，所用者粟帛。”从“粟”到“帛”，也是从“食”到“货”，当生产以剩余为目的，财富和权力就被抽象出来；正如货币从商品中脱颖而出，贸易开始独立发展。人类经济史，可以说是从“食”到“货”的过程，也是从贫穷到富裕，从短缺到过剩，从农业到工业，从古代到现代，从国家到全球化的发展历程。
历史是现实的需求，每个时代都要重新编写历史，我们这个时代也不例外。在古代，暴力和征服主宰一切，经济仅限于温饱和生存，“食货志”只是历史的支流。到了现代，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切都围绕经济展开；人们不仅关心粮食和蔬菜，更关心汽车和股票，“食货志”或者说经济史已是历史的主流。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如滚雪球，越滚越大。现存的历史包括了过去的全部历史，而且历史事件经现代历史学家分析、判断，已是现代人思想的产物；它不仅记录史实，也为当前的现实需要服务。今天的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整个人类社会，成为现代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所食所用、所看所听，无一不是全球化的“世界商品”。历史是相对当下才成立的，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待过去的“中国与世界”，会发现一个不同的中国，也会发现一个不同的世界，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部不同的历史。
谨以此书向中国历史之“食货志”致敬。
如果一个人作为智者，希望使自己了解地球上发生过什么，他就必须首先把目光转向东方，那里是所有艺术的发源地，西方从那里获得了一切。
——[法]伏尔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