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隐秘的采借

在我们看来，文明史就是不同社会的各种物品和成就互相流通的历史……社会通过互相采借得以延续，但往往通过拒绝（而非承认）采借来定义自己。

——马塞尔·莫斯，《国家》（Mauss，1920）

青铜时代末期（约公元前1100年），埃及的一个文学故事讲述了这样一段旅程：一位名叫温阿蒙的底比斯阿蒙神庙的使者，来到黎巴嫩海岸比布鲁斯港，也就是现代的朱拜勒城，旨在为阿蒙神的圣舟寻找一批从黎巴嫩山上砍下的雪松木。当地一位国君接待了他，却拒绝帮助他完成任务。温阿蒙恼羞成怒，提醒国君，他的王室祖先向来会给至高无上的底比斯神献上神应得的东西：“大海属于他，黎巴嫩属于他，而你却声称黎巴嫩属于你。”国君承认阿蒙神对“所有土地”的统治权，但接着又提醒温阿蒙，人类学会的造船和航海“技能”——比布鲁斯港就以此闻名——已经“传播到了我所在的这个地方”，人们因掌握这些技能而获得了驰骋大海的力量。然后，他开始按照自己高度商业化的条款与温阿蒙进行交易。

被困于比布鲁斯海岸的温阿蒙被迫吸取了教训，而古代世界的现代作家却常常忽视了这一教训。现代人倾向于把古代社会描绘成雪莱笔下著名的“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那样的存在，绚丽灿烂却遗世独立。地域专家们倾向于为他们研究的特定地区争取更高的地位；现代博物馆的展陈布局往往不利于理解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博物馆似乎都是按照文化隔离的原则来规划的，将曾经相互联系的文明遗存分割成一系列的人造部分：类似奎格利图示中孤立的“花园文化”。正因如此，每当有新发现证明那些与我们相距久远的古代民族之间曾有过接触时，我们都很容易感到震惊。我们就像现代的温阿蒙一样，困在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中，理所当然地认为过去各社会处于与世隔绝和停滞不前的自然状态，并且它们之间的互动是间歇性的、罕见的，像亨廷顿所说的，是一系列的“遭遇”。

在反思这些假设时，让我们回到黎凡特北部（今叙利亚和黎巴嫩）狭隘的沿海地带及其多山的腹地。它处于从东非湖泊通向土耳其南部山麓的东非大裂谷地带上，海拔高于地中海。在这些山脉附近，雪松和杜松高耸入云，世界早期国家的政治想象和经济博弈在此交汇。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雪松森林”的灵感原型很可能就在叙利亚北部的阿曼努斯山脉。传说中的伟大国王吉尔伽美什在这里杀死了守护森林的怪兽，带着丰富的上等木材，沿着幼发拉底河向下一路长途跋涉，回到了波斯湾顶部附近的乌鲁克城。沿着黎巴嫩山脉和东黎巴嫩山脉向南不远处，是巴拉特·格巴尔女神的领地，她也被认为是埃及的哈托尔女神，以“山之女神”的形象示人。在温阿蒙到来之前的许多世纪，埃及宫廷的使者曾停靠在比布鲁斯港，朝拜该女神的圣地，并获取各种奇珍异宝。其中最重要的是木材和针叶树的树脂。当时，在特权阶级的成员死去之后，人们会将树脂涂于尸体表面，再将其送进坟墓。

今天，叙利亚和黎巴嫩山脉因为人类千百年来的开采而处处都是荒芜山坡，其更深的创痕则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那时，迦南海岸的产品被用来供给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上的远方神灵。但是，古代近东国家之间如此远距离的货物和知识交流到底有多典型或频繁？它们在古代经济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尽管埃及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令人印象深刻，但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表明，在其存在的头1000年里（大致相当于公元前三千纪），它们直接意识到彼此的存在。从两个地区的官方记录中勾勒出的已知世界的范围似乎更为有限：犹如夜间穿行的船舶。那么，我们能否像亨廷顿一样得出结论，认为它们之间的交往微不足道、无关紧要？

错误的视野

古埃及的书面资料指出了“两地”（上下埃及）之外和隶属于“两地”的各种外国领土和民族；“两地”这个术语既指王国的政治边界，也指尼罗河谷地和三角洲的可耕种地区。其中包括埃及东西部沙漠的游牧部落；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外的努比亚人；黎凡特海岸的城镇，其中比布鲁斯被赋予特殊地位，是王室的附属物和哈托尔女神的领地；拥有绿松石矿和铜矿的西奈沙漠；以及红海南部沿岸的自然奇观之地蓬特，它同时也是用于净化神庙和陵墓的香火的供应地。

从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开始，美索不达米亚王室碑文上的文字就经常宣称征服了“从下海到上海的所有民族和山地”，“下海”“上海”分别指的是波斯湾和里海的水域（也有可能是西面的奥鲁米耶湖）。“雪松森林”和“银矿山区”则确定了宇宙的北方界限，它们是壮烈战役和超自然遭遇发生的地方，凡人无法到达。主要的海上竞技场在南方，在“下海”内外。公元前四千纪末期的楔形文字文献中已经提到过“迪尔蒙”这个名字，它在不同时期指的是巴林和塔鲁特的岛屿，以及毗邻波斯湾中部的阿拉伯沿岸地区；到公元前三千纪末期，又增加了更远的地方：马干（铜矿丰富的阿曼湾）和梅卢哈（很可能是莫克兰山脉和印度河河口之间的沿海地带，被认为是象牙、青金石、红玉髓、黄金和上等木材等外来商品的供应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资料中，埃兰王国（首都位于伊朗西南部低地的苏萨）以及伊朗高地东部偏远的安善和马尔哈什领土，在政治上与苏美尔平原的一众城市旗鼓相当。

这些地理名称的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历史事件而变化，或许也会随着使用语境而变化。有时，“上海”似乎指的是地中海，而不是里海，如阿卡德王国君主萨尔贡（约公元前2300年）的胜利铭文将其置于银矿山区（很可能是土耳其南部托罗斯山脉上的博尔卡尔山矿，朝向奇里乞亚山口）附近。从美索不达米亚王室修辞话语的内部角度来看，不需要时时刻刻强调地中海和里海这两个水域之间的区别。政治想象力永远有一个习惯：将空间两极化为“上/下”“内/外”“东/西”。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使得这类地名不能作为古代近东跨文化互动程度的准确指南。当我们考虑这些地名所源自的早期书写系统的主要功能和分布情况时，这些原因会更加清楚。

在埃及，仪式性的圣书体象形文字及其草书变体（僧侣体）于公元前3300年左右同时出现。同一时期在苏美尔，人们发明了楔形文字，最初只是用于经济账目的标记。楔形文字的符号是用芦苇笔在潮湿的黏土板上刻画出来的，最初具有图像特征，但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人们为了快速方便地书写，将这些符号简化为更抽象的形式。相比之下，埃及的圣书体象形文字从未失去其图像特征。它被雕刻在各种各样的展示媒介上，主要服务于王室，反映了这种字体发明之时狭隘的社会背景。在行政管理上，埃及使用的是没那么正式的僧侣体，这种文字用墨水书写在纸莎草纸上（这种纸莎草纸很少能从如此久远的年代留存下来），或者刻于陶瓷容器的表面。由于贸易和外交活动，刻有文字的埃及物品偶尔会流向国外。公元前两千纪初期，少量的埃及文字被带到克里特岛。随后，那里出现了独特的象形和线形（非象形）文字系统，虽然大概率与埃及文字无关，但是在黎凡特海岸可能有它的前身。然而，埃及书写系统的常规使用仍然牢牢地局限在埃及国家的领土上，包括其在努比亚的驻军和在东撒哈拉的绿洲殖民地，在那里人们有时会使用泥板，作为纸莎草纸的一种方便替代。

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两种书写系统中，楔形文字是迄今为止较为杂乱的一种。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地区楔形文字的使用促进了东部邻近的胡齐斯坦（伊朗西南部）低地城镇中一种密切相关的书写系统的发展。在那里，一个规模小于苏美尔的独立的识字社区网络扩展到伊朗高地，并延伸到今德黑兰附近。这种被称为“原始埃兰文”的文字，目前虽远未被破译，但其早期用途似乎主要限于行政和记账。最晚在公元前2400年，幼发拉底河中游（马里）和叙利亚大草原以外（埃卜拉）的宫廷中心也开始使用楔形文字，用它记录闪米特语系的语言（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最早的书面语言苏美尔语并不属于此列）。与古埃及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早王朝时期同时的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字。早期印度河流域的文字与楔形文字无关，主要通过石制商品印章上的刻字而为人所知，它们至今仍未被破译。

这似乎是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花名册，其中包含的是地球上小范围聚集的使用文字的社会。（“有文字的社会”一词并不理想，因为使用文字的群体如此受限，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话来说，是“广阔的无文字海洋上的微小识字礁石”。）然而，除了埃卜拉的宫廷档案之外，这些早期国家遗留的行政记录在说明它们与政治疆域以外的社会的关系上，只能提供一些模糊和零星的线索。而关于技术类技能（包括书写技能本身）在社会内外部之间的学习和传播方式，这些档案也没有提供多少信息。大多数已被研究过的经济档案都只涉及城市机构的内部事务，而没有涉及远距离贸易。

无论在埃及还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对外部世界的官方描述更多地保存在竖立于神庙、陵墓和宫殿中的王室纪念碑上。它们的信息面向内部精英和神灵，它们的地图本质上是宇宙性的而非世俗性的。与外国的接触和交流在这些官方记载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这一角色首先是由仪式和政治因素定义的。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许多关于埃及和苏美尔社会内部运作和需求的信息，尤其是他们的神圣王权制度，我将在第八章中对此进行探讨。不过，它们在重现古代社会彼此接触的确切程度上价值有限。鉴于跨文化互动的书面证据存在这些局限性，我们有必要强调社会和生态需要是如何迫使早期国家与外部世界不断互动的。

互动的必要性

埃及和苏美尔的农业经济完全依赖于其主要河流水系所沉积的肥沃土壤。这些水系流经降雨量微乎其微的干旱地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洪水机制对灌溉农业的影响远不如尼罗河，因为它们在春收时节上涨，而不是在最需要水分的秋播时节。为此，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来维护人工水渠和堤坝，并防止土壤中有毒盐分的积累。不过在稳定的气候条件下，这两个地区的谷物、豆类和乔木年产量都很高，同时还有丰富的野生资源作为补充。然而，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者都位于主要的洪泛平原上，这也使得这两个地区的政体需要依赖外部资源来获取各种原材料。他们需要定期从偏远地区获取金属、坚硬的石头和优质木材，而这些地区往往在数百甚至数千千米之外，是一些无文字社会的栖居之处，我们只能从现存的物质文化中重新构建这些社会的历史。

古王国时期的埃及和早王朝时期的苏美尔城邦军事能力都有限，只是偶尔诉诸直接的武力，以此作为驾驭其国家边缘小团体活动的一种手段。然而，这些小团体发展出了自身的抵抗形式来抵御外来干涉（将在第六章讨论）。虽然从公元前三千纪的最后几个世纪开始，这两个地区有形成规模越来越大的帝国趋势，但正式的帝国并不是这一时期的特征。因此，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重要性，并非仅仅由于它们是城市与非城市世界之间的贸易和交流大动脉，也是因为它们每年的洪水带来了农业生产盈余。

在评估这种远距离货物运输的重要性时，将金属、木材、有色石材、树胶和香料称为“异域风物”或“奢侈品”是一种误导。它贬低了这些物品的重要性，暗示它们不过是绝对掌控附属领土的精英群体“可选择的额外之物”。这种观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可能是站得住脚的。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在气候干旱的地区，“专制”国家的政治结构是其主要耕作模式的直接产物，即利用灌溉渠道浇灌干旱和贫瘠的土地。政治史学家卡尔·威特福格尔等人根据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定义，坚持认为：大规模灌溉农业的管理需求和其内在的不公平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及其等级制度的基础。但后来人们发现，灌溉安排和对耕地的直接管理很少出现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行政记录中。大多数耕作都是利用天然洪泛区和其河流水系每年形成的排水良好的堤岸土壤，以相当分散的方式进行的。在这两个区域开展的详细的考古调查证实了这一观点。同样变得明确的是，小型灌溉系统和为了管理这些系统所需的传统协同互助与冲突解决机制，可以追溯到城市化之前的久远史前时代（最早的灌溉系统位于伊拉克中部和伊朗西部，可追溯到公元前六千纪），并且在中央集权政治体系出现（以及随后的崩溃）之后继续运作。最近在叙利亚北部（特别是在哈布尔河支流上的布拉克遗址）进行的实地考古考察进一步显示，公元前4000年左右城市居住区和官僚机构就开始早熟发展。该地区的降雨量足以支持农业的发展，无须人工灌溉。

正如乔纳森·弗里德曼和凯萨·埃克霍尔姆在几十年前（Friedman & Eckholm，1979）所指出的那样：“有种思维惯性认为，高级文化的进化是建立在集约灌溉的农业剩余基础之上的。这是在系统地回避一个问题，即剩余的谷物无法在当地转化为青铜器、布匹、宫殿（进口石材）、精美的珠宝和武器等这些伟大文明的标志。王朝的精英们正是通过获取这些‘外部’资源并对其进行战略部署，将其用于区分的标记、货币的形式和神圣权力的象征，以此维护他们与神的社会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这种特殊关系反过来又使人类社会等级制度合法化。”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本书将多次提到的悖论：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社会正是通过与它们的神灵接触来表达它们的独特性，以及对土地、地域、起源和地方的独特依恋；然而，埃及神和美索不达米亚神的尘世之躯是人们用相似的物质、以相似的方式仪式性地制造、滋养和照料的，但在这两个地区恰恰都无法找到这些物质。因此，在试图理解文化差异的根源——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独特“形式”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一个彼此混杂和互相采借的世界。有一种单一的介质可以笼统地勾勒这个世界的轮廓，那就是被称为“青金石”的虹彩蓝色宝石。 uyT3g9tS8ugv1ft8VNPLuVxqWVCQ0+7celBz5VMPxDakYQ7pAvVvDJdO8MJveOn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