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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关注的主题是近东文明的起源。因此，我们不应讨论抽象的文明是如何形成的。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定论，本质上，它属于哲学而非历史范畴。尽管如此，我们即将讨论的内容对这个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见解。
——亨利·富兰克弗特，《近东文明的起源》
（Frankfort，1951）
我们正处于一场全面圣战的中心，也就是说，我们与之交锋的是来自原始文明状态中的人们最顽固的偏见……现在我们已经濒临社会崩溃的边缘，几乎丧失了重建社会的全部基础。
——摘自英国驻巴格达东方事务秘书格特鲁德·贝尔的日记（Bell，1920）
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曾这样警告：探寻“文明”的起源无异于着手开展一系列危险的挖掘（sondages hasardeux）。他指的是“文明”模糊不清的词源。“文明”一词在18世纪晚期首次进入欧洲语言体系，彼时正是帝国和革命时代。“文明”在启蒙运动哲学著作中的源头难以追溯。最早的证据来自尼古拉斯-安托万·布朗热（Nicolas-Antoine Boulanger）所著《古代习俗揭秘》（ l’Antiquité dévoilée par ses usages ）第三卷。该书“批判性地审视了地球上不同民族的主要心态仪式、宗教和政治制度”，于1766年（布朗热去世以后）出版。布朗热试图理清人类政治关系的复杂历史，并写下了很多理论性著作，《古代习俗揭秘》就是其中之一。他早先的一部作品《东方专制主义起源研究》（ Recherches sur l'origine du despotisme Oriental, 1761年）则奠定了这些著作的理论基础。他断言在亚洲社会，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存在一种与欧洲不同的政治主体。这种主体热衷于自我鞭笞，“亲吻束缚自己的锁链”，并英勇献身，以迎合暴君的意愿。在《古代习俗揭秘》中，布朗热向当时的行政长官提出建议：“当一个野蛮民族变得文明时，我们不应通过制定刻板且不可更改的法律来终结它的文明进程；我们必须使它将赠予它的法律视为一种持续发展的文明形式。”
地图1 古代近东
费弗尔选用的考古学比喻恰如其分。文明的概念始终与追求世界历史的欲望联系在一起。世界历史超越了书面记录，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到人类这一物种的起源，在空间上可以涵盖当代人类多样性的方方面面，并且（至少在其早期的表述中）可以延伸到某种更进步的未来状态。今天，我们可能会再次青睐对文明的反乌托邦式解释。这种解释曾在20世纪中叶大量出现：弗洛伊德将文化与性满足并置分析；或者弗朗茨·施泰纳对西方持有一种悲观看法：西方社会通过技术最终驯服了谷物和荒野的原始精灵，却适得其反地将恶魔驱赶到了社会自身的深处。然而，溯本求源，文明是一个极度乐观的概念。秉持这种概念的人们坚信，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科学理性与道德进步会合二为一。到1798年，当拿破仑·波拿巴出发去征服埃及时，“文明”一词也已成为政治修辞的强大来源和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
约翰·黑德利（Headley，2000）曾言之凿凿：在欧洲，人类历史作为普世性“文明进程”的概念远早于“文明”一词本身的使用。比方说，他发现这一概念存在于文艺复兴晚期对古希腊罗马“宇宙城邦”的解释中——一个公民社区通过改造野蛮边缘地区而无休止地形成和扩张。在16世纪，耶稣会学者和牧师，如乔瓦尼·博泰罗（Giovanni Botero）和何塞·德·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通过改造polis（城邦）和civitas（公民）等古老概念，找到了一个文化指南针，用以定位非基督教世界中新近被“发现”的民族。根据技术特征（例如拥有文字、有组织的永久定居点、纪念性石砌建筑以及用于衣食和垃圾处理的复杂设备），某些异教徒被认为比其他人更接近完全的人，因此更适合接受福音：
何塞·德·阿科斯塔在《论印第安人的获救》中区分了众多“野蛮”状态的文明程度，他借用了两个主要因素：识字率和定居情况，但前者更为重要。根据他的评判标准，中国人显然是识字率和定居水平最高的民族，他们属于“野蛮”人中的第一类；墨西哥人和秘鲁人虽然也定居，但只有最原始的识字能力，属于中间类别；而巴西人和奇奇梅卡人等游牧民族则呈现了一种完全“野蛮”的前社会状态。阿科斯塔根据识字和定居情况，以宗教中立的方式定义了文明程度。他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脆弱而纤细的壁架，在这上面，人们可以了解更多墨西哥人和印加人广为人知甚至令人钦佩的建筑和社会特征。
当帝国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达到鼎盛状态时，“文明可以在所有人类社会中被量化成不同程度”这一观念大行其道，被认定为科学上可验证的事实。根据肤色和头骨形状等表型特征进行测量和分类的种族类型成为准确指标，用来衡量一个群体或个体在“文明”和“非文明”民族光谱中的位置。古代近东作为文明的“摇篮”或“发源地”的地位在这方面自相矛盾。它参与了现代世界的构成，因此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它也暗示着，之后文明的发展方向已经从古代近东转移到现代西方。在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时期，许多欧洲游客在近东旅行时，都曾写到近东如何遭到忽视，文明如何衰落以及回归到某种更原始的状态。“文明摇篮”这一概念还暗示着有必要对濒危遗产进行外部监管，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武力（毕竟“摇篮”里躺着的是无助的婴儿，而不是能承担责任的成年人）。这既是解释为什么需要将大量古物运往欧洲和美国进行研究和保存，也与当时的政治事件（奥斯曼帝国权威的崩溃和欧洲在该地区军事力量的增长）以及维多利亚时代学者更广泛的学术关切有关，特别是针对种族和帝国征服问题。
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创始人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1865—1935）写道：“文明起源于东方，欧洲在那里获得了它。”他认为，近东的历史可以被诠释成印欧人和闪米特人之间的一系列激烈斗争。他们分别来自中亚大草原和阿拉伯沙漠，曾多次在西亚的“新月沃地”汇合。布雷斯特德在1916年写道，他们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正如历史学家托马斯·舍弗勒（Scheffl er，2003）所指出的：
布雷斯特德对古代历史的地缘政治学观点与当时帝国主义的时代精神有着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总的来说，他笔下的“新月沃地”与1916年《赛克斯-皮科协定》分给英国和法国的奥斯曼帝国部分领土在地理上大致相同［即黎凡特海岸、东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1916年，《古代习俗揭秘》出版时，美国尚未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金-克兰委员会尚未提交其著名的1919年8月28日报告。该报告建议美国对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实施托管。尽管如此，布雷斯特德在描述新月沃地时所用的语言表明，他非常清楚该地区在地理战略上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控制波斯湾和红海方面的关键作用。
布雷斯特德同时代的人信心十足地写道，古代近东的本土文学传统中缺乏战士阶层，这与印欧神话中的精英战斗团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原始欧洲人”的勇士团体凭借高超的作战技术（例如使用马拉战车），能够定期地、迅猛地干预古代近东国家的地缘政治。这种想法带有系列杂志《男孩的故事》中的虚张声势风格，被拿来解释青铜时代末期整个近东地区宫殿文明的崩溃。埃及文物局局长加斯顿·马斯佩罗（1846—1916）在其不朽之作《民族斗争》（ Struggle of the Nations ）中，特别提到了埃及南部阿拜多斯新王国时期神庙墙壁上雕刻的场景。它描绘了拉美西斯大帝的侧面，他身边奔跑的保镖头戴有角的头盔，手持短剑。他们因此被认定为施尔登人（撒丁岛人），按照当时的种族标准，则属于“欧洲人”或“印度—雅利安人”。君主无法组建一支本土军队，只能依靠外国雇佣兵——自启蒙运动以来，欧洲知识分子一直将此视为“专制”政治体系的一个典型特征和弱点（当时奥斯曼苏丹控制着近东大部分地区，因对马穆鲁克和禁卫军精锐部队的依赖而被视为典型）。此外，在埃及的图像中，保护国王身体的任务通常由神而非凡夫俗子承担，暗示着这些移民战士几乎具有超人的地位。这些遗迹似乎为许多欧洲人所认定的他们在近东的角色（即守护者和保存者）提供了古老的基础。他们要守护和保存的文明传统正受到现代文明的威胁。现代人与这种传统的联系早已被切断，或者彻底不复存在。
今天，文明的概念在短暂的后殖民时代休眠期后苏醒，并正在经历进一步的转变。“文明是动态的：它们兴盛又衰亡，它们分裂又融合。正如任何一个历史学研究者所知的，文明消失并被埋葬在时间的沙尘中。”写下这段话的正是已故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来反驳他曾经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观点。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像亨廷顿的回应一样，福山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一本书），福山提出世界历史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特征是：
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结以及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世化。这并不是说《外交事务》的国际关系年度总结中不再出现大篇幅的大事，因为自由主义的胜利主要发生在思想或意识领域，在现实或物质世界中尚未完全实现。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从长远来看，西方自由民主的理想终将主导物质世界。
亨廷顿不同意福山的观点。《外交事务》杂志随即刊登他的回应。他认为人类社会不仅远未形成任何共同的组织形式，而且事实上正在回归部落主义，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可以说是“文明”层面的回归。亨廷顿在文章开篇十分明确地阐述了文明的意义：
文明是一种文化实体。村庄、地区、种族、民族、宗教团体都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且文化异质性程度不同。意大利南部的村庄文化与北部的村庄文化可能有所不同，但两者都共享意大利文化，这让他们与德国的村庄区分开来。而欧洲社区共享文化特征，这让他们与阿拉伯社区或者中国社区区分开来。然而，阿拉伯人、中国人和西方人并不属于任何更广泛的文化实体。他们构成了不同的文明。因此，文明是人们最高层级的文化分类，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最广泛的文化认同。共同的客观因素（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制度等）以及人们的主观自我认同共同定义了何为文明。人们具有不同层次的身份认同：罗马的居民可能会以不同的强度将自己定义为罗马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基督徒、欧洲人或西方人。他所属的文明基于他最广泛的身份认同，他对此具有强烈的归属感。人们可以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并确实这样做了，因此，文明的构成和边界也发生了变化。
随着亨廷顿对当时世界事务（南斯拉夫种族灭绝式的崩溃、尖端武器在非西方国家的扩散以及东亚新经济集团的形成）的诠释不断深入，文明的概念在其动荡的历史中经历了无数次变化，再一次融入新的政治格局，焕发出新的活力。在亨廷顿看来，文明正在迅速成为全球政治丑陋面的原因和借口，同时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长期以来，西方深受“文明是一种普世价值”的旧式、单一观念的误导，现在它必须正视“文明”这一概念的多元性。亨廷顿解释了冷战如何为人类结构中深刻而持久的裂痕蒙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面纱。而随着铁幕的消失，这些裂痕现在又重新出现在地球的表面。这种视角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考古般的想象力。他预言，人类将沿着古老文明的血腥边界分裂。每个文明都具有跨国性，具有普遍性的视野和抱负，并从根深蒂固且彼此水火不容的信仰中汲取养分。这些信仰涉及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埋葬亡者，如何生产和消费物品，如何体验性行为以及如何充实精神。
他的这些论点引发了强烈反响。一些政治哲学家将其视为具有启示性的智慧，而另一些评论家则谴责其抽象到荒谬，是为宗教激进主义煽风点火。已故哥伦比亚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为《国家》杂志（2001年10月）写了一篇评论，毫不留情地正面攻击了亨廷顿的观点：
事实上，亨廷顿是一个意识形态家，他对“文明”和“身份”有着一厢情愿的想象，认定它们是封闭隔绝的实体，经受着赋予人类历史活力的无数潮流和逆流的不停冲刷。这么多世纪以来，这些潮流和逆流使得历史不只是宗教战争和帝国征服，也是交流、互相滋养和分享。“文明冲突论”主张现实就是被荒谬地压缩和限制着的战争。当人们急于强调这一论点时，历史这鲜为人知的一面（交流、互相滋养和分享）就被忽略了。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这些研究“文明”的后方部队，对亨廷顿的论点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评论。这些学科成立之初就是为了确定文明的本质、发展以及演变的，亨廷顿本人也欢迎关于这方面的评论。在他关于文明冲突的扩展著作（副标题：“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他承认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贡献，并试图将其纳入讨论。他勾勒出的早期文明史是一部孤立的历史：
在文明出现后的三千多年里，除了少数例外情况，文明之间的接触要么不存在，要么十分有限，要么就是间歇性密集出现。历史学家用了一个词语来精确表达这些接触的本质：遭遇。时空隔开了不同的文明……直到1500年，安第斯文明和中美洲文明都没有与彼此或其他文明进行过接触。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和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也没有进行过交流。
如何说明早期文明被假设的孤立状态，对于亨廷顿提出更大的论点非常重要。亨廷顿从卡罗尔·奎格利（Carrol Quigley）的《文明的演变》（1961年）中借用了一个形象：它像一棵倒置的灌木，展现了古代文明从一组共同的“新石器时代花园文化”中衍生出来，在进化、分裂和变异的过程中小心翼翼地避开彼此。
本书第一部分是我作为考古学家对亨廷顿这一说法（即早期文明之间缺乏互动）做出的回应。该部分聚焦于古代近东地区的文明，其中包括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我提出了史前社会和古代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观点。该观点可以适用于亨廷顿提到的所有其他地区。已经有相当多的专业文献证明了这一点。有些读者现在可能会怀疑我在虚空打靶。但毕竟亨廷顿从未自诩为古代世界的专家，那么他过分夸大自己的观点，这难道不明显吗？一个多世纪以来，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及其邻居之间的联系难道没有得到公认吗？
对此，我的回答是，一些错误的论点属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理清它们不是一次性的练习，而是一场“流动的盛宴”，必须定期重复，以提醒我们那些已经知道或容易忘记的事情。大多数关于“早期文明”的研究仍然只关注一个地区或一系列人为隔离的地区，很少关注它们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我们仍然倾向于认为古代世界是由“希腊人”“埃及人”“美索不达米亚人”等组成的，所以他们应该以独特的“希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思维和行为方式行事。本书第一部分质疑这种区分的有效性，并提出古代近东的文化特征是互动和交流的结果，而不是孤立的结果。此外，第一部分还探讨了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独特差异，以及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物质交流，彼此互相影响，但数千年来这些独特差异依然存在的原因。
对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研究并非始于同一起点。一位古代历史学家指出：“西方艺术、文学、建筑或设计领域从未出现过‘巴比伦热’”，它无法与埃及在前现代欧洲的地位相媲美（Lundquist，1995：67）。早在19世纪早期西方人破译象形文字之前，他们就已经了解、推崇并模仿古埃及文化的某些特征和记忆，特别是通过圣经和希腊罗马文本，以及旅行者对吉萨高原和尼罗河谷地其他地方仍然可见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石碑的描述。在同样的资料里，还存有对美索不达米亚（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土地）伟大帝国的记忆。人们只能通过被征服者的视角回忆起亚述和巴比伦的王国。但相比之下，仅仅一个世纪之前，欧洲学术界还完全不了解古代苏美尔地区（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南部）最早的文字文化。其城市、神庙和抄写的档案深埋在人工土丘中，这些土丘是由千百年来人类居住的泥砖建筑堆积而成的。
如今我们意识到，在本书所关注的公元前三千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王朝政体几乎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同时出现。这些政体与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体系一样，呈现出彼此截然不同的形态。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社会中心地带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之间，在现代巴格达以南的冲积平原上，一直延伸到波斯湾的沼泽地带。书面资料通常将这个地区的南部（直到公元前三千纪末）称为苏美尔。该地区由政治上独立的城邦组成。人们使用各种语言（包括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但他们仍然有共同的宗教和文化认同。相比之下，象形文字资料中指代的尼罗河流域和三角洲（上埃及和下埃及的“两片土地”）则是一个统一的王国，由一位神圣的君主统治，其领土控制范围从尼罗河第一瀑布（象岛，靠近现代的阿斯旺）一直延伸到地中海。
自亨利·富兰克弗特撰写《近东文明的起源》（ The Birth of Civilization in the Near East ，1951年，这是近来对早期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最重要的比较研究）以来，我们对这些古代社会的了解呈指数级增长。然而，由于工业大坝建设、冲突和劫掠活动，古代遗址和文物的损失和破坏也急速增加。不过，知识还是取得了显著增长，尤其是在史前考古学领域：人们对各地区最早王朝国家的兴起背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规模相当、组织结构复杂的文明社会的证据在这些地区之间及其周边逐渐出现，例如叙利亚西部的埃卜拉王国（其首都位于马尔迪赫遗址，由意大利学者于20世纪60年代发现）以及中亚此前未知的奥克苏斯河文明（或称“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由俄罗斯考古学家于20世纪70年代发现）。这些新发现以及它们揭示的古代近东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只会进一步强化“文明的起源”面临的解释挑战：
对比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两者具有共同之处，如文字、表现艺术、纪念性建筑和新的政治凝聚力。更惊人的是，它们在文字形式、艺术内容、建筑功能和社会结构上呈现出显著的区别。我们观察到的不仅仅是文明生活的建立，更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独特“形式”的具体产生。（Frankfort，195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