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和致谢

80年前，英国外交官兼考古学家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创建了伊拉克考古博物馆（即今天的伊拉克国家博物馆的前身）。2003年，这座位于巴格达的博物馆遭到洗劫，英国报纸称这代表着“历史的死亡”，原因不言自明。大约12000年前，在最后一个冰期结束后，人类历史上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惊人变化出现于中东地区。这些变化塑造了中东直至今日的发展轨迹。公元前8000年，世界上第一批大规模永久定居点在这里建立，随之而来的还有对最早的谷类作物和家畜的驯化。在接下来的数千年里，农业扩展到中东的邻近地区，包括地中海和欧洲北部地区。但在中东本地，几千年来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将仍与欧洲大部分地区大相径庭。公元前4000年，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出现了若干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城市。公元前3300年左右，最早的文字系统在该地区（历史学家称之为古美索不达米亚）出现。这一发明和西边埃及尼罗河沿岸遥相呼应。几乎在同一时间，那里也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字。

这本书重新审视了人类社会和技术领域发生的这些重大变化，以及伴随的许多其他变化，但主要关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之间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以现在的埃及和伊拉克为中心的两个强大王国平行崛起，但各自的发展形式截然不同。它们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真正大规模的政治实体，也是当时的超级大国。在更为天真的时代，考古学家和古代历史学家将它们的出现称为“古代近东文明的诞生”。即使这个短语的壮丽辉煌之感已不再能够打动人，我们对古代近东作为“文明发源地”的依恋仍然一如既往，因为我们的社会奠基于此。

然而，古代近东在获得这些积极评价的同时，也在人们的回忆里有另一个版本：一个陌生且有时荒诞的世界。在这里，我们探究自己对现代文明抱有的不满情绪；在这里，神圣王权的魅力依然可感，遥远而深不可测的诸神意志掌控着人类的命运。如今，大多数人更可能通过好莱坞电影或威廉·布拉蒂（William Blatty）的小说《驱魔人》（ The Exorcist ）来了解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而不是通过影响上一代人的希腊—罗马和圣经的文学。这些虚构的电影和小说构成了一个充斥着行走的木乃伊、占有欲极强的恶魔和贵族吸血鬼的世界，它们大都拥有同一个主题：令人不安的力量自王朝神权统治时代而来，入侵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身体。这些表述的连贯性和对公众的吸引力肯定不仅仅源自人类对恐怖事物的迷恋，还暗示着我们对现代生活方式和“西方”完整性的深层不安全感。但它们从何而来？

本书的第二部分涉及古代近东在现代的接受情况。我追溯了这些熟悉的比喻的文化渊源，一直追溯到革命时期的欧洲王朝国家和神圣王权的衰落。关于“东方”和“西方”的概念对立，已经有很多论述：它起源于古典时期，伴随着古代波斯和希腊之间的战争，并延伸到近代的帝国计划中。但是，古代近东重新浮现在现代西方意识中，也有另一个维度。我认为这更多地与欧洲社会的内部需求有关。在那个时候，共和派希望迎来新的政治时代，却受到王朝权威这一沉重遗产的威胁。

这个我称为“遗忘旧制度”的过程，可以从牛顿关于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王权起源的著作中窥见一斑。他的这些著作写于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这个“遗忘旧制度”的过程后来又出现在沃尔内伯爵（Comte de Volney）在1791年出版的《废墟：或对帝国革命和自然法则的思考》一书中，其中“古代东方的废墟”被视作欧洲君主制衰落的寓言。卢浮宫的早期历史也许是这个衰落过程最具体的体现。当时它正经历着从王宫到欧洲第一家国立博物馆的革命性转变。自17世纪以来，古埃及的木乃伊一直是巴黎的街头一景，但谁能想到它们会作为公共景观陈列在这波旁王朝的旧居中？曾经，臣民聚集于此，只为接受“国王触摸”（royal touch）的神奇治愈力量。

如果这些展示和新旧交替的效果是为了让我们确信一点，即我们已经跨过了“早期文明”的门槛，进入某种更“现代”的状态，那么面对那些我们认为遥不可及的古代社会，潜入其表面之下、审视它们的真实本质就变得尤为重要。接下来，我将对古代近东的历史进行研究，并对我们所处的当代以及“文明”概念本身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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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被告知，文明是规模宏大、持续时间长的实体，其运作范围超越了单一的民族国家。然而正是民族国家会以文明的名义发动战争，并经常要求人们做出牺牲，以便我们熟悉的文明形式（我们的生活方式）得以延续，不会沦为历史。在这种冲突的动荡中，我们很难甚至不可能摆脱眼前的困境，去思考我们在捍卫什么：是抽象的价值观，如自由和民主，还是具体的现实，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展示和打扮身体的方式，或者我们应对死亡的方式？

答案似乎总是两者的综合。抽象概念不会以抽象的方式，而是通过具体的实践来显露和传播自身。具体的实践指的是具有自身历史和传播方式的生产方式和行为模式。有人曾以早期现代欧洲为例指出，日常实践（烹饪和饮食的风尚、家庭生活和身体举止的方式、纯净或污染的概念）是构筑更大规模文明的真正“材料”。但在评估早期文明时，我们倾向于强调技术创新（如文字和复杂的冶金学）或纪念性成就（如国王的金字塔和庙宇）的“奇迹”性质，却忽视日常行为的缓慢转变，以及成就这些“奇迹”的更广泛的社会和技术背景。

本书第一部分（第一至八章）提出了一个涉及社会和技术环境的关键论点。我认为，当我们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作为平行发展的两个文明来考虑时，不能简单认为它们的发展截然不同且泾渭分明。在此，我反对以下观点——它清晰地呈现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1996年发表的关于（现代）文明“冲突”的著名论文中。这种观点同时也反映出一种更普遍的思考倾向，即认为古代世界是彼此孤立的，仿佛孤立是过去社会的自然状态；仿佛古代文明之间的互动是断断续续的、例外的；仿佛它们只是一系列“偶然的遭遇”，而不是其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亨廷顿的观点相反，我认为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社会都受益于一个共同的“文明之锅”。我选择这个术语，是因为它部分反映了烹饪实践的重要性（烹饪始终是很好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晴雨表）。但它也描述了那些“大王国”与周边不同群体之间的紧密依存关系，这些群体不断为混合的“大锅”注入新的、重要的原料，为中心提供珍贵之物（金属、彩色宝石、优质木材和香品）以供养和取悦神灵。

“文明”这个词如果要保留，那么应该指称的是各个社会之间交流与借鉴的历史成果，而非将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区分开来的过程或属性。沿着这些互动的轨迹，我们一路追溯，从阿富汗偏远的高原来到特洛伊的城墙，从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来到波斯湾的港口，并深入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泛滥平原上的王国权力中心。我从幸存下来的物品、图像和文本的零散分布中“挖掘”和追寻这些联系时，撇开了王朝更替的细节（国王和王室的兴衰），这些对于本书所探讨的历史并不重要。此外，文明发展模式中的连续性让我感到震惊，这种连续性超越了有关无书面记录的史前时期和有书面记录的历史时期（或无文字社会和有文字社会）的传统区分。

然而，谈论“文明”不仅仅是为了描述过去，也是为了反思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彼此之间有何不同，又有何关联，以及它们的未来在多大程度上与它们（从以前的时代和早期文明形式）继承的传统有关。因此，在本书的最后两章（第九、十章），我继续探讨了文化采借这一主题，但重点在于古代近东的遗产及现代欧洲对其带有矛盾心理的接受。借助公元16至19世纪的历史证据，我思考的是：古代近东遗迹，尤其是古埃及的物质遗迹，如何成为我们现代文化景观中如此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亨廷顿这样的评论家来说，“早期文明”已经“消亡”并“埋葬在时间的沙尘中”。但正如这两章所揭示的，它们也令人惊讶地出现在近期历史的紧要关头，以及那些定义了我们未来的重要历史时刻（不管是在知识分子的头脑里还是城市的街道上）。

在进一步展开论述之前，我要表达我的感激之情。首先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凯瑟琳·里夫（Katherine Reeve），是她最早建议我写一本关于古代近东的书。还要感谢卢西亚娜·奥弗莱厄蒂（Luciana O’Flaherty）以及特别是同样来自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马修·科顿（Matthew Cotton），是他们指导我完成了这本书。我还要感谢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和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有意或无意地帮助我形成了本书提出的想法。许多人为我慷慨花费时间阅读和评论了不同类型的草稿。特别要感谢苏珊·谢拉特（Susan Sherratt）、尼尔·阿舍森（Neal Ascherson）、斯蒂芬·夸克（Stephen Quirke）、埃莉诺·罗布森（Eleanor Robson）、哈丽雅特·克劳福德（Harriet Crawford）、诺曼·约菲（Norman Yoffee）、安德鲁·贝文（Andrew Bevan）、蒂姆·沙德拉-霍尔（Tim Schadla-Hall）、科琳娜·里瓦（Corinna Riva）和斯蒂芬·申南（Stephen Shennan）。所有人都知道我始终对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和罗杰·穆雷（Roger Moorey）的工作心怀感激。布莱达·迪林（Bleda Düring）向我推荐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关于王权起源的著作。温迪·蒙克豪斯（Wendy Monkhouse）推荐了牛顿的著作。迈克尔·罗兰兹（Michael Rowlands）对文明史的兴趣与我不谋而合，他慷慨地帮助我思考这本书的目的。与此同时，他与多利安·富勒（Dorian Fuller）的合作也为我的创作提供了直接的灵感。在写作的最后阶段，穆库利卡·班纳吉（Mukulika Banerjee）一直陪伴我左右，为我提供了许多灵感。玛丽·谢泼森（Mary Shepperson）用心绘制了地图，奥古斯塔·麦克马洪（Augusta McMahon）、维尔玛·韦特斯特罗姆（Wilma Wetterstrom）、玛丽-安妮·默里（Mary-Anne Murray）、杰夫·恩伯林（Geoff Emberling）、查克·琼斯（Chuck Jones）、斯图尔特·莱德劳（Stuart Laidlaw）和克日什托夫·恰沃维奇（Krzysztof Ciałowicz）帮忙提供了其他图像。还要感谢诸葛漫（Ghilad Zuckermann）允许我从他的语言发展研究中借用“隐秘的采借”（camouflaged borrowings）一词。我很高兴在这里提及他的贡献。最后，里纳特·科伦（Rinat Koren）为本书出版做了如此多的贡献，远超我的致谢所能及的。我对她的爱与感激无以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