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在千禧年到来之时，中东地区——农耕的发明地、最早的城市和世界上最早的文学创作的诞生地 ——的人们面临着一个变化莫测的未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亚大陆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破坏和流离失所的情况。民族和宗教社区错综复杂的关系被拆解，如同古老织锦的丝线被迫分离。悠久而壮丽的珍贵景观沦为废墟；图书馆和档案馆被焚毁殆尽；博物馆和历史遗址被洗劫一空，其藏品则被出售牟利。在中东的许多地方，新兴的国际化的中产阶级数量急剧减少，来之不易的公民社会成为空壳。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欧盟的家门口：欧盟的边境抵御着中东地区受害者的涌入，这使得欧盟陷入了痛苦的自我怀疑。

现代历史表明，欧洲的命运与中东的命运密不可分。后代将如何看待这种关系？一些政治评论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往往是那些更有影响力的人）试图让我们相信，自奥斯曼帝国灭亡以来，中东地区的四分五裂和衰落是欧洲从零散的公国崛起成为全球超级力量的必要前提。这些专家认为，中东及其人民的持续孤立是我们为西方安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要中东国家能确保天然气和原油的稳定跨洲流动，只要欧洲能与该地区较为激进的不满者保持安全距离，那么欧洲就可以对中东国家的内部野蛮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默许支持（我将在第一章阐述关于这些态度的历史背景）。

然而，倘若“西方”任由中东成为其想象中的“未知之地”（一个由古代遗迹、现代狂热分子和缓慢燃烧的油田组成的遥远而媒体化的景观），这种“文明的冲突”（必然是最糟糕的情况）只会成为持久的地缘政治现实。这本书是为那些想要深入探究中东历史的人准备的。其中介绍的历史超越了国家的兴衰，回到了文明的根基。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所说的“文明”将有别于当前的大多数用法，即将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位于现代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与其他古代政体（如商朝时期的中国或古典期的玛雅）进行比较，把它们定义为“早期文明”。这些比较实际上指的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文明，而是中央集权政府、君主制、有完整体系的官僚机构、税收、常备军甚至奴隶制的兴起——简而言之，是由自上而下的管理和暴力维系的社会和文化世界的出现。然而，还有另一种定义文明的方式，更接近这个词的拉丁词根（civilis），它指的是社会通过自愿联合的过程组织起来的方式：自下而上的文明，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文明。在这种情况下，文明的定义不是一个政治单位（王国、哈里发或帝国）；也不是一系列技术成就（文字、数学、天文学系统、不朽的艺术和建筑、复杂的冶金、犁、帆等）。相反，它指的是社会即使在种族、语言、信仰体系或领土归属不同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形成道德共同体（一个交流和互动的广阔领域）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在中东的历史远比最早的君主国和帝国要深远得多；但正如我接下来要讨论的，它们也为那些古代超级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文化环境。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认为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社会（常在相互孤立的情况下被研究和介绍），实际上产生于一个共同的“文明之锅”。这一术语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烹饪习俗（一直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在本书论述中的重要性。“文明之锅”还让人联想到大河流域的王国与周边沙漠和高原上人数较少的民族之间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些居住在高山、山麓和高原上的居民（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他们识字的邻居那带有戒备的眼光）为文化组合增添了新的重要成分：他们为低地人口众多的城市提供珍贵的材料——金属、矿物、虹彩宝石、上等木材和香料，以供养和安抚他们的神灵。沿着这些互动的足迹，我们将从遥远的阿富汗高地来到特洛伊城墙，从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来到波斯湾的港口，并进入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洪泛平原上王权的内部圣殿。

在研究这些联系时，我暂且搁置了王朝继承、国王和王室兴衰的细节。虽然这些细节构成了许多其他古代近东历史的内容和结构，但对于本文所尝试描绘的历史而言，它们只是次要的。此外，我强调文明发展模式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超越了我们对“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或无文字社会和有文字社会）的传统区分。然而，谈论文明并不仅仅是为了描述过去，而是为了思考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有哪些不同之处，以及它们是如何借鉴过去的传统和早期文明模式的。在第二部分中，我将探讨古代近东留给现代世界的遗产，尤其是它在西方人想象中的矛盾地位：它既是我们文明的终极源泉，又是被摒弃的另一个自我。

本书的英文版第一版出版于2010年。中东地区这些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意味着本书的结尾部分现在有了不同的语境。特别是第十章（“被摧毁的制度：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埃及”）所涉及的主题，虽然主要关注的是拿破仑时代的重要事件，但以一种新的方式与现在的中东社会的重大事件产生了共鸣——比如“阿拉伯之春”的浪潮，以及随后在大多数要求进行宪法改革的中东国家发生的运动。自那时起，被称为“达伊沙”或ISIS（“伊斯兰国”）的激进团体高度组织化，其势力闪电般崛起，这是另一个在中东发展的重大政治事态。2014年夏天，当他们的叛乱分子控制摩苏尔市时，我正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在繁华的边境小镇哈莱卜杰附近完成了一季的发掘工作。我们的项目是调查本书（第四章）所说的“（第一个）地球村”时代的开端：从农耕起源到最早的城市出现之间的那个非凡时期。当时中东地区村落一级的社会催生了许多创新。我们现在将这些创新和“城市化”一词联系在一起。

2014年之后，ISIS武装分子对文化遗产进行了破坏，尤其是对世界文化遗址巴尔米拉（这座古老的商队城市曾是沃尔内伯爵对“帝国的废墟”进行沉思的文学背景，见本书第十章）进行了大规模攻击。此后，不断有对该事件进行公共评价的请求。与许多其他研究人员一样，我在做出回答时左右为难。2016年春天发生的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事件更是让人矛盾重重，欲言又止。当俄罗斯支持的解放行动（后来证明这也只是暂时的）刚刚结束时，巴尔米拉古城忽然间成了东道主，迎来了马林斯基交响乐团的演出。在此之前，在ISIS的占领下，巴尔米拉古城的罗马剧院曾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发生地，其中包括对古城首席考古学家的杀害。而在古城收复之后，主要由士兵组成的观众坐在这里观看一场精心编排的、旨在诠释一种“文明”理念的古典音乐会。

历朝历代，巴尔米拉都向各种外来神灵敞开大门：无论是巴比伦的贝尔（守护神）、沙玛什（太阳神）和伊什塔尔（自然和丰收女神），还是大马士革的哈达德（风暴之神）和他的神妃阿塔伽提斯（生育女神），或者是腓尼基海岸城邦的巴尔夏明（天神）、阿斯塔特（丰饶女神）和梅尔卡特（守护神）。伟大的历史学家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写道：“巴尔米拉这座奇特城市的一切都很奇特。”然而，也许没有什么能像2015—2016年发生的事件那样奇特或不可预见。对我和许多其他人来说，在一座叙利亚古城美丽的残垣断壁中演奏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似乎并不能被称为“文明”，因为与此同时，北面的阿勒颇的居民正在遭受着攻击。如今，深陷困境的古代近东遗迹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警示：为了守护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人们甘愿承受多大的牺牲；任何文化传统都存在着无节制扩张的潜力；以及在被误导的文明观念祭坛上可能会洒下多少鲜血。

就在我为这本书的中文版撰写序言的时候，前文概述的文明危机已经蔓延到了欧洲。在俄乌冲突中，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也被武器化。在英国，我们依然依赖化石燃料维持我们熟悉的生活方式。这种依赖不仅导致生态危机，同时也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政治桎梏。在本书章节中，读者会发现当前这种瘫痪状态的深层根源：我们是如何被卷入世界秩序的，暴力和统治关系又是如何在其中正常化的（或者简单地说，“我们是如何被困住的”，正如大卫·格雷伯和我在《人类新史》中所写的那样，该书于2024年在中国出版）。

在欧亚大陆和北非，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社会首先通过砍伐森林和大量开采矿产，对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20世纪中叶的学者［如亨利·富兰克弗特（Henri Frankfort）和托基尔·雅各布森（Thorkild Jacobsen）］倾向于从浪漫的角度来看待古代近东的宗教和哲学体系，认为它们与自然世界和谐共存。然而现代考古学表明，事实远非如此。尽管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青铜时代的信仰体系具有“生机论”（vitalist）的宇宙观，其把思想和行动的特质赋予了自然元素、动物和植物，但它们支持扩张主义和掠夺政策，这些政策是各自社会的王朝精英所追求的。

本书认为，在古王国时期的埃及和早王朝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发生的事情是，追求这些宇宙观所提出的价值形式的欲望变得无可救药，产生了无休止的地理扩张需求——包括所有“已知世界”——并将这些社会变成巨大的积累引擎，囤积其所需的奇珍异宝，以便在中心地带实现相同的价值。在这些社会内部，物质攫取及其支撑的社会等级制度被诠释为文明存续的必要条件，即表现为供养神灵的需要，后来又转变为照顾王室祖先的要求：为这些至高无上的存在提供住所、衣物和食物。但神灵的需求永无满足之日，人们的供奉也从无停歇之时。在这里，我们可以窥见某种文明进程的滥觞，这个过程最终演变为现代文明庞大的供应链和烦琐的基础设施，以及随之出现的明显的不平等。同样的过程也巩固了复杂的阶级制度、官僚机构，催生了反复发生的战争，导致了帝国崛起和衰亡的循环往复。而我们似乎无法摆脱这样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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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21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