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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用户视角对当前外向型汉语词典的编纂提出几点建议与期待。首先，关于词典的称说，“××学习词典”的说法不够严谨。一是外向型汉语词典至少包括学习型与教学型两大用户，而“学习词典”这一称说在内涵上明显把教学型用户排除在外，使得词典的内涵与外延不一致；二是外向型汉语词典的词目不再局限于“词”，一些相对固定常用的“语块”也会收入其中，而且有些融媒词典（如Pleco）即便不以“××学习词典”命名也备受欢迎和喜爱，所以外向型汉语词典是否非要叫“词典”值得商榷。其次，从词典类型看，纸版词典质优量大却备受冷落，电子词典错漏百出却大受欢迎，解决这一尴尬现状的最好途径就是大力发展融媒词典。最后，关于未来的外向型汉语词典，希望它在融媒之路上能始终秉承用户友好的理念，实现检索查询可以“按需提取”，内容可以随时更新，拥有丰富的配套练习和完善的用户反馈系统，最终成为一个动态的超级词库。
关键词： 外向型汉语词典；融媒词典；词典编纂
词典编纂研究是词典学研究的一部分，其终极目的是产出实用、好用、有用的词典。而一部词典好不好用或怎样才算好用，最好的检验者和建议者就是用户，即使用者。外向型汉语词典重要的用户之一是汉语教师。因此，作为一名从教多年的汉语教师，如果能从用户的视角对外向型汉语词典的编纂提出一些建议和期待，这对词典的编纂来说无疑是一种有效的促进和帮助。另外，根据金沛沛（2015）对近30年外向型汉语词典研究状况的综合考察，外向型汉语词典研究的一个明显薄弱环节就是基于使用者视角的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从用户的视角，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外向型汉语词典的编纂提出几点建议与看法，以期对未来词典的编纂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于外向型汉语词典的称说，不论是在书面文献中，还是在学界诸多专家学者的口头表述中，比较普遍的都是“××学习词典”。而其中又以“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居多
。
此外，从学界先后推出的几十余部外向型汉语词典的名称来看，其中也不乏“学习”之说，包括一些主流的外向型汉语词典，如《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孙全洲，1995）、《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2010）、《商务馆学汉语词典》（鲁健骥、吕文华，2006）、《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初级本》（徐玉敏，2005）、《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张志毅，2020）等。
不难看出，这些称说均以“学习”为核心限定词，或至少会带上“学”这一字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界普遍认为外向型汉语词典是专门针对母语为非汉语的第二语言学习者编纂的，目的是满足非汉语母语者的使用需求，供其学习汉语使用，强调其不同于普通汉语词典的最大特点就是“学习性”。也就是说，外向型汉语词典内涵的核心就是“非汉语母语学习者学汉语”的工具书。这样的称说和界定虽然能较为容易地将内向型汉语词典和外向型汉语词典的本质区分，但也明显存在一些问题。
众所周知，外向型汉语词典的用户并不只是二语学习者，还有从事汉语教学的教师，尤其是本土汉语教师。事实上，从目前出版的几十部外向型汉语词典的使用情况看，真正使用这些词典的留学生寥寥无几。金沛沛（2015）曾指出，尽管目前国内已出版的面向外国学习者学习汉语的工具书（词典或字典）无论是品种还是数量都不少，但真正的使用者却不多。所以，仅从用户数量看，现有外向型汉语词典的学生用户并不多。相反，真正在用且较多使用的是广大汉语教师。以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经典汉语学习词典《现代汉语八百词》为例，尽管该词典初衷是主要供非汉语族人士学习汉语使用，但实际上使用更多的不是学生，而是从事教学的汉语教师。
所以严格地说，外向型汉语词典的用户至少应该有两大类：二语学习者和汉语教师，我们把前者称为学习型用户，后者称为教学型用户。从这一点来看，用“学习”去限定外向型汉语词典的内涵，明显把教学型用户即汉语教师排除在外，名称所限定的使用对象与实际使用对象显然不一致：内涵小，外延大。
对一部词典来说，其名称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明确该词典的使用对象和使用目的，以便用户选择。而“内向型/外向型”的说法已经足以区分词典使用对象的本质不同，明确其使用对象的特定性，再用“学习”去限定反而显得有些画蛇添足。所以相比之下，名称中不带“学习”的外向型汉语词典，如我们熟知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吕叔湘，1980）、《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李忆民，1995）、《汉语8000词词典》（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2000）、《汉语5000词用法词典》（郭先珍等，2015）、《汉语教与学词典》（施光亨、王绍新，2011）等，其称说反而显得更严谨。
外向型汉语词典是相对于内向型汉语词典来说的，二者的本质区别就是所针对的用户不同。用户不同，词典的选词立目、释义、配例等就会不同。而其中，词目的选取尤为重要。普通内向型汉语词典的词目一般以“词”为主，而外向型汉语词典中所谓的“词”要比传统意义上“词”的概念宽泛得多，词目不再局限于“词”。李禄兴（2020）指出，从用户角度来看，选取汉语被释词（词目）的时候，编写者可以突破传统意义上“词”的概念，让“词”的边界变得相对“开放”。而且从词典使用者的调查来看，他们并不关心词与语的界限，把一些“语块”当作被释词的词典可能更受他们的欢迎，尤其是一些自由组合而成的、使用频率高的短语。
事实上，不论是从学习者使用需求、学习特点和规律看，还是从汉语教师的教学需求看，外向型汉语词典以“词”为“目”都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李禄兴（2020）所说，从对外汉语教学角度出发，无论是旧版还是新版HSK词汇大纲，都已经突破了严格意义上的“词”的概念，收录了“连……也”“百分之……”“又……又”等语言格式。词典使用者关心的并不是词与非词的概念问题，而是如何快速、准确地获得语言能力的问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打通词语边界，是一种基于使用者视角的正确做法。作为一名汉语教师，站在教学型用户角度，我们特别赞同这一观点，突破“词”的边界，把一些相对固定和常用的语块（如固定搭配、结构、短语等）收入其中，既便于教师处理教学难点，也便于学生对词进行整体理解和运用，从而尽可能地减少偏误。
所以，一部实用的外向型汉语词典，所收词目应该不只是“词”。既然词典里不止有“词”，那么词典是否一定要叫“词典”也就值得商榷。
此外，从介质看，词典有纸质版，也有电子版（又分普通电子词典和融媒词典）。如果说传统的纸质词典叫“词典”还相对合适，那么在电子产品盛行的当今，像Pleco这样尽管错误百出却依然大受欢迎的产品，叫不叫“词典”可能真就没那么重要了。
总之，对外向型汉语词典，其称说用“学习”去限定并不足够严谨，也不必太纠结是否非要冠以“词典”二字。好的词典，便捷实用、满足用户需求才是最重要的。
词典是一种查询用的工具书，查询需求不同，使用的词典就不同。外向型汉语词典的学习型用户大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汉语学习者，语言和文化不同，语言能力和水平也参差不齐，可谓背景复杂，需求各异，所以很难有一部词典能满足所有需求。而按用户需求编纂适用于某一人群、某一目的的专门性词典，也不可能实现全覆盖。目前较为常见的一般是按学习者汉语水平编纂的适用于不同级别或阶段的分级词典，如针对初级汉语水平学习者的《汉语入门词典》（郑定欧，2017）、《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初级本》（徐玉敏，2005），针对中级汉语水平学习者的《商务馆学汉语词典》（鲁健骥、吕文华，2006），以及系列分级词典《新HSK5000词分级词典》（李禄兴，2013/2014）等。此外，还有针对某类或某部分词语的专项词典，如离合词、虚词、成语、惯用语、近义词等专项汉语词典
。这些词典针对某一群体或某一领域词语编纂，种类繁多。
不管是通用型词典还是适用于某一群体、某一目的的专项词典，从载体和介质看，一般都可分为纸质词典和电子词典两大类；从释义形式看，又有单语词典和双语词典两种类型。国内现有的几十部外向型汉语词典主要以纸质词典为主，其释义形式以单语居多。但从使用情况来看，用户在词典的介质和释义形式上还是表现出了明显的喜好倾向。
前面说过，一部词典好不好用，最终还要看使用者。李禄兴（2020）也指出，编纂外向型汉语词典需要了解使用者需求，因此针对用户意见和需求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点很多学者都已注意到，如杜焕君（2010），解海江、李莉（2012），李曼（2016），李禄兴（2020），王晓涵（2021）等。这些研究中，涉及词典释义形式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学习型用户更喜欢用汉外双语（双解）词典，如解海江、李莉（2012）的研究发现，“从词典类型和使用频率看，学生拥有率和使用最多的都是汉语词目—母语释义词典，其中汉语词目—汉语母语双解释义词典拥有率和使用频率均高于汉语词目—汉语释义词典”。杜焕君（2010）对教学型用户的调查显示，79.31％的教师认为“汉—外”或者“外—汉”双语词典更有助于留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对此，我们亦有同感。从个人教学实际来看，这一点对初中级汉语水平的学生来说尤为明显。初中级阶段的学生因为掌握的词汇量小，在使用情境上不论是听、读等语言解码的情况，还是说、写等语言编码的情况，很大程度上都习惯依赖汉语与母语的对应。所以“对于初级和中级汉语水平的学习者来说，这些词典的双语注释更能给使用者带来信任感和依赖感”（李禄兴，2020），汉语词目—汉语母语双解释义词典自然也就成了他们的首选。
不过，对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来说，双语释义词典的吸引力并不大。从我们对本校汉语专业20多位研究生的初步调查来看，他们反而更倾向于使用单语词典（见表1）。
表1 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对词典的选择倾向
从严谨性看，这一数据还远不能充分体现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对词典的选择倾向。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对这些汉语专业的研究生来说，双语释义词典并不是第一需求。但在释义语言上，多数人又更倾向于选择有母语释义形式的词典。可见，不论是哪种汉语水平的学习者，在使用词典时都对母语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性。
目前国内大部分外向型汉语词典都以汉语单语释义为主，有的虽然也搭配外语注释，但一般只是词目的注释，具体释义部分并无相应译文，且外语也以英语为主，“汉语词目—汉语母语双解释义”的词典很少。李禄兴（2020）指出，“初级汉语水平的学习者更多的是在课堂上学习汉语，掌握的词汇以汉语课本为主，不习惯使用以目的语释义和例句为主的词典”。从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整体看，大部分学习者汉语水平都是初中级，且与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相比，他们对词典的依赖和需求更多。外向型汉语词典要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就不能不考虑学习者的这种群体现状和普遍需求。
自1976年北京语言学院首次编写《汉英小词典》起，国内陆续出版的外向型汉语词典已有50余部。“但令人遗憾的是，95％左右的汉语学习者没有使用过中国出版的汉语学习词典”（杨玉玲，2022），究其原因，除了释义、配例、用词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外，介质单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今，便捷、智能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普遍需求，而传统纸质词典显然在这方面不具优势。相反，电子词典因为便携易查，正受到越来越多学习者的青睐。根据解海江、李莉（2012）的研究，60.7％的留学生认为电子词典对学习汉语更有帮助，电子词典拥有率达到79.5％，使用频率达到66.8％，明显高于纸质词典。在使用场合上，无论阅读、翻译、写作还是学习词汇，电子词典的使用频率均高于纸质词典。李曼（2016），杨玉玲、杨艳艳（2019）的调查也显示，77％以上的学习者使用的都是电子词典。不过最新研究发现，实际情况可能远比这些数据展现的更糟糕。章宜华（2021）在研究中明确指出，随着新媒体终端的普及，纸质词典的使用率已降至“冰点”，现在基本100％的学生都在使用词典App，常用纸质词典的人大概只有10％。显然，对数字信息时代的词典用户而言，纸质词典已不再是他们的首选、常用之辞书。他们手中的外向型汉语词典不论是在拥有率还是使用率方面，电子词典都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
不过，电子词典之所以受欢迎，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它的便捷性，若从词典内容看，无论是在词目和义项的编排，还是在释义、配例、词性标注等方面，都可谓漏洞百出、错误频现。从这一点看，电子词典无法与纸质词典相比，更谈不上权威。可即便如此，学习者依然更钟情于电子词典。对此，杨玉玲（2022）指出，“这些电子词典多是单纯依靠技术网络提取，而无汉语专业人员参与，内容错误较多，配例不分义项随意堆砌，汉语二语学习者对内容优劣并无判断能力，故出现上述错位问题”。
纸质词典内容优质，却因不够便捷而备受冷落；电子词典错漏百出，却因方便易查而广受欢迎，这种错位让现有外向型汉语词典的存在略显尴尬。但正如章宜华（2021）所说，无论词典学家如何努力，纸质词典的“进化”都变得越来越困难。杨玉玲（2022）认为，解决这一供需错位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汉语融媒词典，将融媒时代的基本特点和优质词典内容有机结合。这一观点其实代表了学界许多同仁的共同想法，如章宜华（2019）在此之前就已提出，媒体融合已经成为信息处理和传播的必然趋势，融媒体辞书也将是辞书人的必然选择。此外，李宇明、王东海（2020），唐舒航（2021），刘永俊（2021），解竹（2021）等也都对此持一致看法。不可否认，未来的外向型汉语词典，“融媒”之路是趋势，也是必然。而从学习者使用电子词典的现状看，即便是错漏百出，他们仍然给予了电子词典极高的满意度和包容度，那么集权威性（优质词典内容）和便捷性（数字、媒体、信息等现代技术）于一体的融媒词典，也必将成为辞书界的新宠。
综上可见，在外向型汉语词典的选择上，学习者在释义形式和载体介质方面有着明显的选择倾向。从释义形式看，初中级汉语水平学习者更倾向于选择双语释义形式的词典，其中“汉语词目—汉语母语双解释义”词典又是他们的首选。但对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来说，单语释义词典反而更受欢迎。但不论哪种汉语水平的学习者，他们在使用词典时都对母语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性，所以母语释义形式是外向型汉语词典吸引学习型用户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载体和介质看，纸质词典内容优质、种类丰富，却越来越不受青睐和肯定，使用率降至“冰点”；电子词典错漏百出、数量有限，却一直备受欢迎和包容，使用率和拥有率都远超纸质词典，占据了极大的市场份额。在这种状况下，发展融合优质词典内容和现代信息技术于一体的融媒词典，将是改变外向型汉语词典尴尬现状的有效选择。
关于融媒辞书，章宜华（2019）指出，其核心就是词典文本和一切与文本生产、存贮、传播相关的活动的高度融合。但融媒词典区别于传统辞书的最大不同除了介质、信息量、高科技融入等显性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它重视用户需求、强调用户友好的编纂理念。秉承这一理念，融媒词典除了在文本内容上要像纸质词典一样保证精准科学、优质权威外，还要从用户需求出发，兼顾现代信息技术所能提供的最大支持，对传统文本内容进行重新设计和调整。简言之，不论是在核心的词典文本层面，还是在辅助的现代技术层面，只有践行了用户友好的理念，外向型汉语词典的“融媒”之路才算真正开启。
作为非专业人士，我们不便对融媒词典的诸多研究细节发表意见和看法，但作为用户，我们特别期待未来的外向型汉语融媒词典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能超越传统辞书，做得更出色、更完善。
按照功能词典学理论，用户类别不同，查阅情境不同，用户的查询需求就不同。
外向型汉语词典的用户主要是学汉语的非汉语母语学习者及汉语教师，按身份、汉语水平、国别、母语、学习目的及动机等不同特征可分为不同的用户类别。用户类别不同，查询需求也不同。李睿、王衍军（2020）曾指出，初级汉语水平学习者更多的是检索一些基础词汇，并且他们大多只需要了解基础词汇的核心意义，而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更需要语法和语用等信息。比如同样是查询“今晚可以多玩会儿，反正明天没课”一句中的“反正”，初中级汉语水平学习者可能只需知道“反正”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即可；而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可能对“反正”在此处的用法更感新奇；教学型用户则可能需要全面了解和掌握“反正”在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的综合信息及注意事项，甚至还要考虑它与“因为”的异同辨析等信息，以备教学中的各种答疑和偏误预警。教学型用户一般都是出于备课和授课的需要使用词典，“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得有一桶水”。作为教师，只有储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在“授业、解惑”的过程中得心应手、应对自如。从这一点看，教学型用户对外向型汉语词典的需求并不比学习型用户小，某种意义上说甚至需求更大。
从查阅情境看，用户使用词典有时是因为在教学中遇到困难，有时则是因为在学习中遇到困难。而学习中的困难可能是在“听”和“读”的过程中遇到的，也可能是在“说”和“写”的过程中遇到的。按功能词典学理论，前者为信息接收情境，后者为信息产出情境。在两种查阅情境中，用户希望得到的信息是不同的：在信息接收情境中，用户查词典主要是为了扫除听读障碍，一般只需理解词义即可，词典此时提供的信息只要能帮助学习者“懂其义”就行；而在信息产出情境中，用户查词典主要是为了学习词语的用法，除了要明白词义，还要知道词的用法、语用等信息，词典此时提供的信息除了要帮助学习者“懂其义”，还要帮助他“得其法”，即会说会用。显然，不同的用户、不同的查询情境，希望得到的信息也不同。信息需求不同，词典的信息呈现方式也应该不同，否则就会信息冗余。“一锅粥”式的信息只会增加用户的检索和查询负担，违背用户友好的理念。
所以，要真正做到从用户需求出发，词典的编纂就必须考虑用户的类别和查阅情境，让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按需提取”目标信息，而不是只能在通篇的信息中慢慢搜寻浏览。但是根据李睿、王衍军（2020）的研究，目前国内的词典基本上都是“一锅粥”式的检索模式，所有用户，无论是何种外语水平等级，也无论是处于何种查阅情境，均以同一检索界面进入词条呈现界面，并得到同样的词条呈现结果。结果就是，一个教学型用户和一个学习型用户，一个初级汉语水平学习者和一个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一个英语母语学习者和一个韩语母语学习者，一个在听读中遇到困难的学习者和一个在说写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学习者，他们在查询同一个词语或结构的时候，检索到的内容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不管学习者什么水平，哪国人，母语是什么，理解和掌握了多少、能接受多少，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哪些信息等，所有与该词目相关的意义、用法、配例等都会一股脑儿地呈现在用户面前。这对不同类别的用户，尤其是初级汉语水平学习者来说，无疑增加了查询负担和难度，因为他们需要从所有内容中去分辨目标信息和冗余信息。
由此，按用户类别和查询情境去设计词典文本，同时关联检索模式进行融媒体客户端的技术设置，让词典在文本内容和技术支持上同时做到“按需分配”，才能让用户的查询和检索实现“按需提取”。这是外向型汉语词典“融媒”之路上重要且必要的一步。
随着社会的发展，词汇也会不断推陈出新。传统辞书限于介质的局限，空间不足，更迭困难，所以即使新词新语不断涌现，纸版辞书仍难以做到与时俱进，尤其是许多极具时代特色的流行语，向来都被传统辞书拒之门外。不过，介质受限只是客观原因之一，传统的编纂模式才是最易被忽视的症结所在。章宜华（2019）、杨玉玲（2022）都指出，传统词典的编纂模式以“词典”为编写单位，即整部词典不彻底完成就不会接触用户。该模式一个极大的弊端是“忽视用户需求”，整部词典一旦完成，内容也基本固定，很难不断更新完善。
不同于传统词典，融媒词典既有介质上的显著优势，又有现代科技的技术支持，编写单位完全可以不再是“词典”，而是“词条”。这样，即使只有一个词条发生了变化，词典文本也可以即时更新调整。整部词典就如同动态语料库一样，完全也可以是一个动态的超级词库：词目是动态的，可以随时增添和删除；配例、释义、义项编排是动态的，可以不断调整、完善；释义形式是动态的，多模态、多语言的内容可以不断丰富、持续更新。总之，按章宜华（2019）的表述，融媒词典的实质就是一个“多模态数据库”，而融媒体赋予了这个数据“眼睛”、“耳朵”、“心智”（灵魂），使得它能与用户互动，理解用户的需求。
当外向型汉语词典成为动态的超级词库，传统词典的诸多问题和困境就会迎刃而解。
比如流行语收词的问题。与规范的现代汉语比，流行语确实在规范性和稳定性上达不到传统辞书的收词要求，但相较于规范的、一板一眼的信息交流，它生动幽默又略带调侃式的表达不但能传达更多的深层含义，还能带给人们更多交流的乐趣，让日常交际变得丰富生动和轻松愉悦。所以流行语的存在其实是对现代汉语词汇的一种极大丰富。但流行语最大的特点就是“流行”，某一流行语可能会长久存在，也可能很快便从人们的交际中消失，所以一部词典“能收、敢收”流行语的必要前提是词典必须能随时更新词目。显然，传统词典很难做到这一点，但这对融媒词典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再如词典“部头多”的问题。为尽可能满足不同用户的查询需求，许多学者都提出应该分别编纂适用于不同人群的外向型汉语词典。如杜焕君（2010）、章宜华（2019）、李禄兴（2020）等都提出，词典编纂应充分考虑目标用户的不同语言层次、母语文化特点及偏误规律等特征，根据其文化差异和母语负迁移等特点进行释义、偏误分析和提示等，分别编纂适合某一阶段、某一人群、某一目的的系列分级词典或不同的汉语—民族语词典。这些建议值得肯定和提倡，但很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因为真要为不同的人群分别编纂不同的词典，那未来外向型汉语词典的数目将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而且这个数字只会越来越大。这样看来，传统纸质词典即使有用户友好的理念，但因空间有限无法承载面面俱到的足量信息，只能通过“多部”系列或专项词典去实现，不可能做到一部词典即可满足各种用户的万千需求。这并非词典编纂者的责任，实在是介质局限所致。而融媒词典完全可以对现有的词典进行资源整合，融多部为一部，解决词典“多部头”的问题。对此，章宜华（2019）也指出，有了现代技术的支持，完全可以通过融媒体综合平台把分散的辞书编纂力量联系在一起，把分散的辞书资源整合到一起，把不同种类、不同专业的词典融为一体，最后建成一个超级辞书库。这与我们所期待的动态超级词库恰好是一致的。
从学习规律看，新知识在接收后，还要借助相应的练习，经过不断巩固和强化才能被充分消化和吸收。学习型用户查询的词语或结构大都是在学习过程中疑惑不解或感到困难的，对这样的词语结构，学习者若只停留在“知道/理解”的学习层面而没有进行针对性练习，其学习效果必定会大打折扣：一方面，学习者无法真实了解自己的掌握程度，不确定是否真懂真会；另一方面，仅存的一点学习效果也很可能会一闪而过，即查询过后很可能就不记得了。对词典来说，在词目下提供相应的配套练习，也就为用户提供了自我巩固和检测的机会。传统辞书限于介质的局限，一般只能提供形式单一的文字练习，缺乏趣味，更谈不上生动和丰富。而融媒词典因其介质的优势，不但可以提供多模态的释义形式，也完全可以提供多模态的配套练习，如文字、语音、声音
、图形、视频等多种形式的互动练习。它们既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利于学习者提高自学能力，同时也为教学型用户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以往的研究曾多次提到外向型汉语词典的“学习性”不够，这其实是基于学习型用户视角考虑的。而外向型汉语词典的另外一个重要用户群体——教学型用户，却一直被忽略，即很少有人从他们的视角去关注外向型汉语词典“学习性”之外的一些特征，比如“教学性”。强调外向型汉语词典的“学习性”自然是没错的，但忽视其“教学性”也实属不该。外向型汉语词典不只是汉语学习者必备的学习工具书，也是汉语教师必备的教学工具书。
杨玉玲（2022）指出，融媒词典并非单纯的一部词典，而是包括低层数据库、中层产品、高层服务的一个词汇学习平台。优质的词典除了要有优质的内容，还要有优质的配套服务。对融媒词典来说，这种服务的核心理念就是一切以用户为中心。词典编纂之前，用户需求是词典编纂的指挥棒；编纂完成后，用户需求又是词典改进和完善的指挥棒。融媒词典如果要做到尽善尽美，就必须有一套完善的用户反馈系统。通过这一系统，词典用户可以随时指出问题、建言献策、提供资源等，词典编纂团队则可以根据反馈及时对词典进行调整、改进和完善。任何词典都不可能做到完美，但通过用户的反馈和词典团队的不断努力，未来的外向型汉语词典一定会愈加完善、日趋完美。
词典编纂是一项大工程，而外向型汉语词典的编纂难度尤其大、内容尤其多。不论是宏观上的总体设计、原则把控，还是微观细目里的音形义、字词句，面对复杂的用户类别和不同的查阅情境，每一项、每一步都要深耕细作、精雕细琢。即便如此，也很难有一部词典能一步到位地满足所有用户的全部需求。虽然我们把各种美好的期待和希望都寄托在未来的融媒词典上，但美好的愿景是要靠不断的努力一步一步实现的。我们期待在所有词典人的共同努力和坚持下，早日收获这样一部优质的、广受欢迎和喜爱的外向型汉语融媒词典。
［1］杜焕君.教师视角的对外汉语词典用户需求研究：对外汉语词典用户需求调查［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0（5）.
［2］金沛沛.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研究30年［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5（3）.
［3］李禄兴.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使用者的需求调查［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0（4）.
［4］李曼.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词典应用与需求状况调查［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6.
［5］李睿，王衍军.功能词典学理论下外向型在线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与构建［J］.华文教学与研究，2020（1）.
［6］李宇明，王东海.中国辞书历史发展的若干走势［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
［7］刘永俊.辞书融合出版的优化路径研究：兼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App［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
［8］唐舒航.融媒体时代数字化词典编纂出版的现状及其问题［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9］王晓涵.外国学生使用外向型汉语词典App学习汉语现状调查与分析［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21.
［10］解海江，李莉.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需求状况调查研究［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11］解竹.浅析融媒外向型汉语词典的发展路径［J］.传播与版权，2021（8）.
［12］杨玉玲，杨艳艳.汉语学习词典调查分析及编写设想［J］.现代语文，2019（2）.
［13］杨玉玲.融媒时代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理念与实践［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
［14］章宜华.融媒体视角下多模态词典文本的设计构想［J］.辞书研究，2021（2）.
［15］章宜华.论融媒体背景下辞书编纂与出版的创新［J］.语言战略研究，2019（6）.
［16］赵新，刘若云.关于外向型汉语词典释义问题的思考［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