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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学者Ter-Minasova（2013）指出，“词典学为英语教学的关键”，而英国的Durkin（2016）把学习词典学的关键词定位于“示例处理”。本文将顺着此思路回顾自1997年以来国际学习词典学的发展历程，这是本文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则借此谈国际学习词典学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
1997年8月在德国EHangen大学举行了学习词典学首届国际研讨会。该次研讨会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交流，但绝不妨碍在理论上有三点获得了与会者的肯定，即：
（1）学习词典学属应用语言学范畴，种种语义、句法模式、学派都避不开词典，尤其是学习词典的检验。所谓“检验”，其科学属性为实证主义而不是心智主义。究其原因，心智主义至今仍无法给出具规模的、具公信力的、具应用价值的图像，而且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也给不出来。历史（如从索绪尔结构主义算起）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学习词典服务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其文化上的国别化服务于国际的全球化。
（3）学习词典的研发不宜碎片化，应寻求一整套或一系列互通的描写工具、整合工具；各民族语言使用的差异不应影响这一方面的努力。
此次研讨会的论文集于2000年出版，其书名也令人耳目一新： The Perfect Learners’ Dictionary ？关键在于句末的问号，直译的方式有多种，如“什么是完美的学习词典？”“完美的学习词典存在吗？”等。停留在简单直接的方法探讨是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
距离首届研讨会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我们认为是时候做总结了。下面按时间顺序分三部分作记事式介绍。
（1）1999/Szende。Thomas Szende现任“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的首席讲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任法国教育部科研处“对外法语词典研发小组”组长。他的代表之作是于1999年在欧洲词典学丛刊上发表的《双语词典的配例研究》。文章首谈的就是“句法学与词典学的关联”，Thomas Szende否定了“语义为词典之灵魂”的过时观念，指出由于缺乏必要的大规模的句法数据的依托，造成了：①语义构建理念上不明智；②预见成果不明显；③转化过程不明晰。
（2）2008/GDEX。作为Macmillan英语学习词典编撰团队核心成员的Adam Kilgarriff、Michael Rundell等，向欧洲词典学协会年会（2008年）提交论文GDEX：优质示例自动检索软件/GDEX：Automatically Finding Good Dictionary Examples in a Corpus。何谓“优质示例”？标准有三：①Simple，指的是例句句法铺展能使读者感知双语翻译的路径；②Clear，指的是例句译文中等值词（Trans lation Equivalence）清晰可辨；③Correct，指的是运用简明地道的英语。
（3）2009/Huang H J。澳大利亚Macquarie大学的这篇题为“翻译单位：统计报告”的论文通过对文本翻译的实证调查，提出不能把句子抽离其文本语境来定义“翻译单位”的观点，这跟Lukszyn（1995）和Gross（1995）在认知上是一致的。前者认为“话语单位应为双语学习词典的条目单位”，后者认为“含义单位应为文本信息处理的基本单位”。“翻译单位”则应定义为在双语对译的语境下，在目标语中体现为一个整存整提的“语义实体”；组成特定的翻译单位的字符数目并无实际意义。就双语学习词典而言，这就是直接推翻条目分合时须以意义为纲的标准的做法。换句话说，此做法是句本位思想，而不是字本位或词本位思想的施行。
（4）2016/Jezek。意大利的Elisabetta Jezek在其 The Lexicon ： An Introduction （英国牛津大学语言学教程丛书）中详细回顾了配价语法自诞生以来出现的种种流派，对词汇层级进行了更为细化的分类，特别是法国词汇—语法学派的动词三分中的“辅动词/支撑动词/support verb”（郑定欧，2017a）。捷克的James Pustejovsky则在其The Lexicon（英国剑桥大学语言学教程丛书）中着力探讨了：①词汇信息在语言学理论中的作用；②从词汇到语法的整体关系。这正是40年前法国词汇—语法学派所倡导的核心理念（郑定欧，2015）。
（5）2016/Durkin。①词典类型的分野。我们看到，以2000年为界，英美词典出版商逐渐从内向型的单语词典（MLD：Mono-Lingual Dictionary）向外向型的双语词典（BLD：Bi-Lingual Dictionary）过渡。所谓“内向型”，指的是供本族人使用的、基本特征为开放性和知识性的词典；所谓“外向型”，指的是供他族人使用的、基本特征为预设性和功能性的词典。Guy Deutscher出版了一本书—— Through the Language Glass ： Why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 in Other Languages ，台湾的王年恺先生把它翻译成汉语出版，书名就非常形象地叫作“换了语言，就换了脑袋”。可是，由于词典学界的习惯思维使然，实际情况是“内向型”与“外向型”的界限一直纠缠不清，以至于论文集的第一篇文章（Dictionaries for General Users：History and Development：Current Issues）就由法国资深词典学家Henri Bejoint执笔，中心思想之一正是，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批判所谓“既可满足学习英语的中国人，又可满足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理解和表达的双重需要”的词典。内向型就是内向型，而外向型就是外向型，胡子眉毛一把抓很容易掉进双向陷阱，无法自拔。
②框架设计的取向。论文集的第二篇文章（Learners’ Dictionaries：History and Development：Current Issues）由德国的Reinhard Heuberger提供。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他族学习者要求一本从根本上来说跟本族学习者不同的词典。相比之下，学习词典要求语法上和用法上的详细的指导，以便使用者获得并提升交际能力。”而后他进一步指出：“特别是，学习词典应该聚焦于动词的句法表现。”这里我们顺便补充两位词典专家的意见。一位是 Merriam-Webster’s Dictionary 的主编Stephen J.Perrault，他认为：“从头到尾我们都感觉到词典的真正核心在于其例句。”另一位是Macmillan英语学习词典的主编Michael Rundell，他认为学习词典的生命在于其设例，具体要求是：
a.典型性和亲和力（typicality and naturalness），指的是语句高频出现且语境自然得体。
b.相关信息够用（informativeness），指的是核心句框架中信息管控得宜，不多不少。
c.例句长度适中（appropriate length），指的是句长的限定有助于设立有意义的简单结构。
d.例句结构完整（all sentence form），指的是例句中排除一切空语位（empty slot）。
2017年本人受聘于英国牛津大学（香港）出版社，专责调查英美学习词典的出版现状，我认为应当在Michael观点的基础上加上第五项，即：
e.查阅便捷（zero time pressure），指的是零查找压力，即条目排列宜取“一义项一例句”的直观方式，避免过分堆砌，犹如乌云压顶，令人喘不过气。
要做到上述五点，需要相当高的技术含量，概括起来为：选、编、述、译一条龙。可惜的是，国内能够为学习词典提供准备的、系统的词典句子研究尚未见踪影。
③翻译等值（TE：Translation Equivalence）的探讨。论文集第三篇文章（Bi lingual Dictionaries：History and Development：Current Issues）的作者是比利时的Thierry Fontenelle。其在文章的结尾指出：“双语词典的编撰者需要尽可能多地提供语言线索，以便使用者得以选出适合于目标词的翻译词，同时给出该项翻译词可能出现于其中的种种语境。”什么是“语言线索”？这指的是可能对应的翻译词。什么是“翻译词可能出现于其中的种种语境”？这指的是可能应用于其中的例句。上述观点提示我们目标词有多少个有效的等值词就得提供多少个相应的例句。换句话说，翻译词并不是对着目标词而言，而是对着目标词可能的义项而言。一条龙的链接即为“词表中的目标词—有效的义项翻译词—翻译词的入句表现”。双语词典的计算单位就是“翻译词的入句表现”，这可以让使用者从中体验对方语言的概念认知和结构感知。所以，能否提供可信度高、可学度高的翻译等值词是衡量一本学习词典质量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
（1）1997/Dubois Jean。这是法语动词电子词典的纸质版，其中包括由12310个不同的动词组成的25610个动词条目。该成果完全按照词汇—语法的理念及工作原则并将矩阵图加以归总。走的是“从词汇入手，语法信息同步跟上”的路子，颇具规模。
（2）1998/Spears NTC。这本单语学习词典的义项全部划一，配置两个完整句示例（full sentence example），目的是：“学习者即使不看释义，也能从例句所提供的语境推测该词的大意和用法。”
（3）2007/Verlinde DAFLES。比利时天主教大学的Serge Verlinde于2007年编制了《对外法语学习词典》（电子版），见郑定欧（2007）。这套软件没有纸质版，只有电子版，可以说属于“电子词典”。这里我们要注意对两种性质不同的产品展开严格区分，如表1所示：
表1 两种性质不同的电子词典的异同比较
（1）2009/DSNA。“北美词典学会”（Dictionary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在Indiana大学举行了第17届年会。这次年会的亮点是对Big Five（五大巨头：Oxford、Longman、Co-build、Cambridge、Macmillan）提出尖锐的否定意见。20世纪90年代是单语的Big Five成功的年代，其特点是：①强调“学习”等同于“解惑”（for reading）；②定位于中高阶（designed for intermediate-high level）。
但随着读者需求的急速变化，它们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如：①重视给出例词，相对忽略例句；②过分注重语料的原始性（忽视编纂团队的内省作用）、真实性（牺牲可学习性）；③生硬地运用“释义用词”（definition vocabulary）；④重视高频词，相对忽略基础词；⑤分项过细，误导性浮现。
当然读者的要求并非压缩版本，而是另觅新法。新法有三：低起点、句本位、双语化（重点首先是厘定出翻译等值词）。
（2）2016/双语学习词典。Sylviane Granger等指出双语学习词典与双语综合词典起码有如下两方面明显的差异：①显化为先（informative）。示例的作用不光是显化目标词的意义，同时也显化其入句时的语境。②学习为先（learnerizing）。示例的作用在于催生语感，强化对不同语言、不同结构的感知能力。
他认为学习词典应成为“解决他族语言语汇和语法的理想工具”。另外，学习词典应该等级化，避免成为“一竿子到底式产品”。
至此，前述内容已经在总体上廓清了学习词典的理念、原则、模式、方法，首届研讨会论文集的疑问都得以消减。
首先，本人想提一下尴尬的2017年。那年，国际上有关对外汉语教研的研讨会就本人所知的至少有三个：①六月中，第14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由美国五所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Lee、University of Vermont、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Tufts University）联合举办，在澳门大学召开。②六月底，第15届英国汉语教学国际研讨会由英国汉语教学学会（BCLTS）主办，在南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召开。③七月初，澳大利亚中文教师联会（CLTFA）第23届年会在悉尼召开，主题为“探索和提高汉语的可学性”。据统计，提交给上述三个研讨会的论文多达400篇，可正面论述词汇、词典的连一篇也没有。
我们认为从表面上来看，汉语的词汇学、词典学被传统的、顽固的思维刻意地忽视了。如2015年王士元等编纂的《牛津汉语语言学手册》中没有与词汇学、词典学相关内容的影子。再深一层考虑，我们发觉中国人爱搞宏观，搞语法；而欧洲人爱搞微观，搞词汇，认为搞清楚词汇，语法就在手中。欧洲人并不认为宏观的东西那么重要。
回到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它的发展就得靠国内的专家同行了。下面从三个角度谈谈个人看法。
语言词典分类学的一级分类为本体词典以及学习词典；二级分类为内向型以及外向型学习词典；三级分类为单语以及双语学习词典。一般来说，本体词典的编纂原则为“从词汇到词汇”，而学习词典的编纂原则为“从词汇到语法”。众所周知，语言教学的根本任务是语言技能训练，语言知识教学是必须的，但需要以支撑语言技能训练为前提和限度。超出预设的限度就容易掉进德国柯彼得多次批评的“一多二难三山寨”的陷阱中。换句话说，我们所说的“学习”，所指十分清晰，即帮助学习者把本族母语的应用习惯转换成他族语言的应用习惯。这就是催生语感，而语感属句法范畴。静态的词汇知识（字本位、词本位、词组本位）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只能依靠动态的语法激活（句本位）。
另外，对外汉语学科建设过程中，我们有时会听到一些杂音，诸如“二语教学应植根于一语教学”，“二语词典应附属于一语词典，不能搞离经叛道”，等等。我们认为，这里完全扯不上所谓“离经叛道”。此“经”跟彼“经”、此“道”跟彼“道”根本不是同一码事，何来“离”“叛”之有？从另一层面来看，科学的本质是质疑，需要的是“离经叛道”，否则所谓创新纯属空谈。关注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发展的人们必须坚持“本体词典与学习词典乃平行学科，并不存在任何从属关系”的认知，必须坚持“从词汇到语法”的思维取向和执行能力。
我们所选择的工作模式不能凌驾于汉语事实之上（词本位）。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出版之后，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组的谭景春在《中国语文》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国内语法研究的不到位会导致词典标注的不到位。从学习词典的角度来说，这就引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是词汇跟语法跑，还是语法跟词汇跑？前者的前提是语法为主人，词汇为仆人。后者的认知却相反，即词汇为主人，语法为仆人。联系到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如果要求理论语法为主人而应用词汇为仆人，马上就会出现两个瓶颈：
其一，词表词与文本词如何区分（前者指的是词汇水平教学大纲所表列的词，后者指的是目标词入句后根据其句法表现而立项的词）。词表词只暗示频率，没有交代立项标准；文本词则揭示其在具体文本中的自然语境，便于学习、记取乃至活用，立项标准非常明确。
其二，意义单位（unit of meaning）与含义单位（meaningful unit）如何区分。
这两个瓶颈我们通过对“情意绵绵”和“大腹便便”的对比合并讨论。我们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牛津·外研社英汉汉英词典》（缩印本）、《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第二版，缩印本）为参照物，见表2及表3。
表2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情意”“绵绵”“秋雨/情意绵绵”的释义
表3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牛津·外研社英汉汉英词典》（缩印本）、《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第二版，缩印本）中“大腹”“便便”“大腹便便”的释义
（续上表）
凭我们的语感，不难看出表2的“绵绵”与“秋雨”或“情意”都是意义单位的相加；“绵绵”既是词表词，又是文本词，所以可以成立。可是，表3的情况就不同了。这不是“大腹”跟“便便”分别作为单独的意义单位的相加，“便便”既不是词表词，又不是文本词。这正是以词组为本位的方法的漏洞。《牛津·外研社英汉汉英词典》（缩印本）和《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第二版，缩印本）的译文本身就违反了汉语事实。另外，无例句支撑，读者就不可能领会为什么标记为“贬义”。譬如说，大家接受例句“十月临盆的妻子已经大腹便便”吗？对外汉语双语的学习词典应该对此十分谨慎。这一组对比提醒我们，对外汉语学科建设只搞语法、教材，固然可以启动，但无法起飞。
我们注意到徐婷婷、郝瑜鑫的文章（2016）。她们采用的是传统的词组本位的方法，这样研究就只能停留在低端的统计意义上的观察，并不能达致词汇—语法要求的实际描写。我们在这里沿用郑定欧（2021）的语料，如表4所示。
表4 “帮忙”“帮助”语料
（续上表）
（1）注意。
①*号表示不成立。
②（无）表示相应的句式不成立。
（2）“帮忙”和“帮助”的有限状态图。
关于“有限状态图”，见郑定欧（2012）。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限状态图的制作完全有赖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同学（Cheryl Zhang Xian-fan）的协助才得以完成。2016年5月底本人造访法国东部大学IGM学院的时候，偶遇当时就读于巴黎第三大学的张同学。由于学习上的缘故，她碰巧也在IGM学院学习词汇—语法，而她很乐意利用特殊的软件绘制出相关的有限状态图（见图1、图2）。
图1 “帮忙”有限状态图
图2 “帮助”有限状态图
（3）几点说明。
①20个例句设置了20个句法特征（有待进一步细化）。
②有限状态图中每一个节点（用方框标示）代表一句。
③我们设定对外汉语常用动词为500个，常用句法特征集为100项，数量上是足够的。这些信息都可以用有限状态图直观地标示出来。这种词汇—语法的信息管理方式十分具有优势，例如，转化空间大。
④正向（从左到右读取）通过词汇查找句法特征而反向（从右到左读取）则通过句法特征集查找词汇。
⑤词汇—语法信息可以滚动储存。遇到反例可随时修改，遇到新例可随时添加。
⑥配备英语等值词。
［1］徐婷婷，郝瑜鑫.当代二语习得研究中介语对比分析方法理论与实践［J］.海外华文教育，2016（2）.
［2］郑定欧.从“电子词典”谈起［C］//中国应用语言学会.第四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3］郑定欧.词汇—语法五十年（1960—2010）［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4］郑定欧.什么是词汇—语法［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
［5］郑定欧.从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词类标记谈“助动词”［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7a（4）.
［6］郑定欧.汉语入门词典（汉英对照）［Z］.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7b.
［7］郑定欧.词典—语法—教材的链接［J］.汉语学习，2021（1）.
［8］DURKIN P.The Oxford handbook of lexicography［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9］GROSS M.On counting meaningful units in texts［C］//JADT’95 Proceedings.Roma：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Roma，1995.
［10］HUANG H J，et al.The unit of translation：statistics speak［J］.Meta，2009，54（1）.
［11］JEZEK E.The lexicon：an introduc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12］LE FUR D.Le Robert ＆ Collins College Anglais（nouvelle édition）［Z］.Paris：Le Robert，2012.
［13］KILGARRIFF A，et al.GDEX：automatically finding good dictionary examples in a corpus［A］//BERNAL E ＆ DECESARIS J.EURALEX 2008 Proceedings.Barcelona：Universitat Pompeu Fabra，2008.
［14］LUKSZYN J.Units of a didactic bilingual dictionary［J］.Studia Rossica Poz naniensiea，1995，26（1）.
［15］SAMPSON G.Quantifying the shift towards empirical methods［J］.Interna 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2005，10（1）.
［16］SAMPSON G.The empirical trend：ten years 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2013，18（2）.
［17］SPEARS R A.NTC’s American English learner’s dictionary［Z］.Chicago：NTC/Contemporary Publishing，1998.
［18］SZENDE T.Problems of exemplification in bilingual dictionaries［J］.Lexico graphica，1999，15.
［19］TER-MINASOVA S G.Lexicography as the pivot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A］//KARPOVA O M，KARTASHKOVA F I.Multi-disciplinary lexicogra phy：traditions and challenges of the XXIst century.Newcastle upon Tyn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3.
［20］VERLINDE S.DAFLES［EB/OL］.https://ilt.kuleuven.be/inal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