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说文解字》释义：“娱，乐也。”追求娱乐，人的天性使然，形式也五花八门。古罗马的斗兽、中国文人的流觞曲水、古希腊的戏剧、美国好莱坞的电影，都可以说是人类创造的追求快乐的娱乐方式。娱乐被认为存在于从原始舞台观看到智能手机触控的各种形式之中。尽管如此，古代大多数时期的正史与“娱乐主义”并不像当下这般融合、彼此嵌套。前现代的大多数历史记载里娱乐似乎难登大雅之堂，中国官方文化也少谈世俗欢乐，关于娱乐的表述多与奢靡、享乐、亡国等词联系在一起。比如，“穷身极娱”（张衡《西京赋》）、“朝野多欢娱”（张协《咏史》）、“羌声色兮娱人”（屈原《楚辞》）、“业精于勤，荒于嬉”（韩愈《进学解》）。公元前6世纪左右盛行禁欲主义，其理念便是戒除世俗欢愉，压抑天性。直至文艺复兴运动将人性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崇尚人的价值，将世俗欲望推至历史舞台，获得文化合法性，其话语潜力才被释放出来。裹挟在人性解放话语中的娱乐诉求成为工业时代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娱乐在大众文化这块土壤上疯狂生长、扩张，渗透到每一种文化肌理。娱乐至死、娱乐社会、娱乐化等都是对这种现象的描述，借用政治学领域形容“治理”一词的热门程度的表述，娱乐成为一个流行语、一种风行一时的玩意儿、一套框架性工具、一个跨越不同学科的概念、一个伞状概念、一个描述性概念、一个用于狡辩的遁词、一种拜物教、一个研究领域、一种研究方式、一种理论、一种视角。

娱乐经历了从现代文化“配料”到“主菜”的演变，与社会的关联越来越深，与其他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如流行文化、大众媒介、消费社会、政治传播，甚至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心理健康等都是其话语辐射领域。这一演变背后涉及社会文化结构的变迁、隐含的权力逻辑以及复杂的社会价值观，透露着人类文明与隐秘人性的某些蛛丝马迹。检视娱乐研究话题史，早期是“电视”“新闻娱乐化”“政治”等，之后转向了“游戏”“同质化”“娱乐贸易”“娱乐社会”等这些在全球化时代、融媒体时代，以及娱乐深度融合时代该有的话题。

国外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较深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娱乐便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关注点。出现了一批学者，比如Dolf Zillmann、Peter Vorderer、Mary Oliver等。也有一系列代表性的论著，比如 Psychology of Entertainment 、 Entertainment and Society 等。1998年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近万篇相关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传播学、教育学、管理学等领域。总的来讲，娱乐的内涵与外延、娱乐形态、心理机制、劝服功能等方面有了较丰富的研究。

费斯克的“积极的受众”与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告诉我们，不同阶层、群体或个体会主动地选择不同的阐释框架。“娱乐”在中国似乎也成为老少皆宜的谈资，并往往各执一词。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很多传媒研究学者的研究已不同程度地关注、谈论或涉及娱乐议题，将其置为研究对象、研究背景或问题要素。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首次出版，直到现在，该书在国内各类学术论文、著作中被引用超过一万次。该书也引起青年学子的共鸣。笔者做过几次小调查，让参加研究生保研面试的学生谈谈本专业领域内的一本书，20余名学生中有13名谈的都是《娱乐至死》。当然，娱乐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更为明显，似乎已深嵌于日常生活。

泛娱乐或娱乐化是各种著述中的常用词汇，并成为当下惯常使用的表述，也成为传媒研究中的重要议题。2005年，董天策就倡言将电视娱乐文化作为电视文化的一个细分领域来研究。事实上，学界对电视娱乐文化的研究持续至今。无独有偶，夏雨禾将媒介娱乐事件视为文化消费的一种新形态。中国大众文化的生成离不开海外的观念输入，比如中国近代的报纸广告为国人构建了西方娱乐图景。在该问题的研究中，最常见的表述是将娱乐作为一种“补语”，“新闻娱乐化”便是一例。殷乐研究了这种表述背后显现出来的新闻与娱乐两者概念群的出现与演变。娱乐既然能够长时期盛行，绝非只有娱乐身心之用，娱乐修辞的理论与运作机制为解释该问题提供了视角。当然，娱乐的弊端也为学者诟病。陈昌凤就指出，泛娱乐主义解构事实与虚拟、理性与情绪的边界，侵蚀主流价值观，有威胁民主政治参与的风险。娱乐研究的成果远不止于此，可见娱乐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议题。但总的来讲，尽管全民谈娱乐、学界普遍替娱乐“背书”，但是对娱乐的研究普遍将娱乐范畴泛化或窄化，或将其作为一种背景的描述性研究，缺乏对现实的深刻观照与本体论上持续性的讨论。

基于人人谈娱乐、享娱乐，但对“何为娱乐、娱乐何为”研究不足的现象，以及娱乐本体层面的研究成果匮乏的现状，本书试图做一些补漏工作。全书内容分为“理解娱乐：美学、意义与理论”“娱乐心理：时间、机制与伦理”“作为效果的娱乐：认知、行为与观念”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诠释娱乐的概念、美学价值、意义潜能和理论结构。苏格拉底以降，对娱乐的理解复杂多样，其间不乏悖论。尽管如此，研究者在各种概念与表述的缝隙中发现娱乐的美学价值，以及对日常生活的现实意义（《娱乐：一个美学问题》）。何谓娱乐的争论颇多，这应该也是目前很多人听到娱乐而有“拔剑四顾心茫然”之感的原因吧。关于如何定义娱乐，一般有外在形态的客观层面、内在情感的主观层面、反义词的话语策略等路径，娱乐的定义也各有不同。所以有学者从以下要素去理解娱乐的定义：要考虑客观效果，而不是单纯测量主观；观众与文本存在沟通关系；是在一定的刺激下产生的；让人感到快乐；是受众的被动选择（《何谓娱乐：定义札记》）。这些要素能够区分、排除一些非娱乐性活动，但还有待讨论的空间。一般来说，娱乐很容易被认为与宏大主题、人的提升无关，而“娱乐双模型”的发现改变了这一看法，即娱乐让人愉悦之外，还能让人思考生命目标和意义（《让人愉快且有意义的娱乐：辨析娱乐消费中的两种动机》），该发现让貌似没有文化潜能、意义生产空间的娱乐变得更具社会价值和意义生产力，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娱乐研究的合法性问题。由此，用户的娱乐体验产生了变化，不再只追求愉悦享乐，还有了诸如自我决定、心理成长和生活意义等体验模式（《从情绪到意义：娱乐研究中的用户变化模式》）。这样一来，建构娱乐理论的使命随之而至，理论建构要衡量的要素很多，其中娱乐中的痛苦体验、用户的多样性与体验的差异性、社会情境等都是要考虑的（《娱乐理论》）。也有学者注重共情体验、拟社会关系交互等视角对理论建构的作用，并认为未来娱乐研究的增长点在跨文化、影响娱乐选择的原因探析、体验和效果的要素整合研究（《媒介娱乐：研究、理论与远景》）。

第二部分研究讨论娱乐的心理动因，包括娱乐心理结构，在不同时间机制呈现的规律，以及衍生出来的伦理形式。娱乐反应对个体认知的重要作用能够解释人如何体验娱乐、娱乐如何塑造态度等问题。关于娱乐心理体验的诸多要素，有学者认为“享受感”是核心，也是兴奋、宣泄与认知产生的结果（《享受感：媒介娱乐体验的核心》）。“情感”是基本要素，“兴趣”是驱动机制，想象性内容的情感反应能够让娱乐体验更加多样化（《娱乐即情感：娱乐体验的功能结构》）。有趣的是，娱乐通过净化可以提升道德水准（《净化：娱乐的伦理形式》）。关于这些效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比如用户的差异会影响主观体验，那么娱乐心理效果该如何测量？有学者认为，不同人生阶段的娱乐体验存在差异，年轻人青睐惊险、恐惧类娱乐，而老年人倾向沉思类的娱乐体验，对负面娱乐有更强的整合能力（《时光荏苒，娱乐体验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变迁》），对非享乐娱乐的体验也是如此（《非享乐娱乐体验的年龄差异》）。娱乐节目能够满足一定的情感需要，并且沉思情感体验、对角色的情感投入、情感的社会分享、情感的间接释放与社会和认知需求满足有关（《娱乐体验中的情感满足：为何影视剧观众受益于情感体验》）。相对于传统的媒体用户—角色关系，视频游戏中的玩家通过游戏角色的价值体验实现自我认知，缓解自我身份与认同管理压力（《作为“真实”身份认同的视频游戏体验：玩家自我感知快乐变化理论》）。

第三部分探讨的是娱乐的效果，即娱乐在影响人的认知、行为与观念方面的规律。近百年来，娱乐传播越来越盛行，其中原因是娱乐承担的功能趋于多元。娱乐的传播效果研究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社会各个阶层、群体对娱乐都爱不释手，且有“炙手可热”之势。本部分研究可以提供部分答案。比如，接触那些表现“心灵美”的娱乐内容会影响观众的情感反应，引发利他行为（《有意义的娱乐对利他行为的影响：探究潜在中介变量》），并有助于情绪恢复，提升幸福感（《媒介娱乐与幸福：连接媒介引发的情绪恢复和享乐主义、实现主义的娱乐体验》）；阴谋论中总是充满娱乐意味，裹挟娱乐的信息为何总长有“飞毛脚”，可达性更高（《阴谋论的娱乐价值》）。不仅如此，娱乐还与创造力有一定关系。有学者探索不同娱乐偏好与创造性的关系，发现高唤醒和积极情绪的娱乐偏好会导致更高的创造性（《我们是否创造我们所观看的：创造性与娱乐偏好》）。在教育领域，“寓教于乐”是一个很经典的表述。教育类娱乐节目中的互动叙事和人物角色在身份认知、拟社会化互动中作用明显（《走向娱乐劝服理论：解说娱乐教育信息的劝说效果》）。当然，娱乐还有利于观念产生、意识形态的融入及传播。“9·11”事件影响美国电视的风格、话语框架和策略，并持续性地破坏原有的历史叙事和民族主义逻辑。在林恩·斯皮格尔看来，美国媒体更想倾听来自“憎恨我们的第三世界”的声音，而不是向世界散布“我们有多好”的信息（《娱乐战争：“9·11”事件后的电视文化》）。

这三个部分是根据所选文献的研究内容划分的，试图照亮娱乐内涵、心理、效果这三个“暗房”。严格来讲，本书更像是一本指南（handbook），里面收集了一部分量化文章，整个量化分析过程在书中完整呈现出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之前一些读本的阅读体验不佳，比如量化分析过程被省略，保留研究讨论与结论，不但让阅读期待落空，结论也让人云里雾里，无法窥见知识生产全过程。另一个原因，目前国内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量化研究方法运用仍然较弱，呈现量化研究的分析过程有助于国内部分学者优化研究方法。

来自15所机构的诸位学者为本书付出智慧，因为他们的鼎力帮助，本书才得以面世，在此感谢。他们是：

周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谯洁：成都玉成书院教师；

姚志文：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纽约市立大学访问学者；

付森会：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弗吉尼亚联邦大学访问学者；

赖黎捷：重庆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

陈光凤：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阿尔伯塔大学博士；

江凌：上海理工大学版艺学院讲师，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

高海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杨清发：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副教授；

刘颖：山西传媒学院教师；

范谨：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赵伟：武汉纺织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

詹建英：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李玉龙：东华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黄小琴：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刘会：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何丽敏：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陈彦羽：暨南大学国际学院教师，谢菲尔德大学硕士生；

晏青：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弗吉尼亚联邦大学访问学者。

另外，目前相关研究工作正在展开：支庭荣教授和我主编的“娱乐研究译丛”，目前已相继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晏青、张建敏、陈广耀、郑越、陈彦瑾等暨南大学与其他高校教师，正在合作翻译 Entertainment and Society 、 Psychology of Entertainment 、 The Psychology of Entertainment Media 、 Social Media Entertainment 等。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在文献选择上难免遗漏一些经典文献，语言翻译上难免存有误读与不足，只能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完善，也欢迎读者批评指出，共促精进。本书可视为娱乐传播研究的一种探索，希望不久的未来会有更多的成果涌现。

编者
2024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