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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贝斯·奥丽弗 亚瑟·A．兰尼
黄小琴译
传播学者一致认为，观众娱乐消费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在过去35年间，从“使用与满足”角度出发的研究已经试图描绘（自我报告）各种各样的观看动机，其中包括监视/信息、个人关系/社会互动、整合、个人身份、分散注意力/逃避现实/单纯的娱乐（Rubin，2008；Ruggiero，2000）。娱乐消费动机的多样化是公认的，我们还注意到娱乐的终极目标或者结果往往被认为是享乐，并基于此而形成了媒体心理学的大量理论基础（Vorderer，Klimmt ＆Ritterfeld，2004）。毫无疑问，这个焦点不仅有很直观的吸引力，而且在客观上也有经验和事例的支持，比如绝大多数娱乐产品中滑稽的喜剧、令人激动的动作片和浪漫的爱情故事。然而，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多种不适于归类为“轻松愉悦”的娱乐形式。富有悲剧性的剧情片、令人感动的电影、令人心碎的歌剧，或者令人心酸的小说和诗歌，这些例子都是一些能够让人在内心深处感到满足，而在谈论时却无法被形容为“使人愉悦”的娱乐形式。事实上，如果把《卢旺达饭店》之类的电影形容为“令人高兴的”或“使人愉悦的”，那么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看起来也肯定是很奇怪的。
“令人感动或是意味深长的娱乐能够令人感到满足，却不容易产生积极效价的情感”的观念，产生了大量旨在解释诸如催人泪下的电影具有使人“享乐”特征的、具有明显的“悖论”的理论（Oliver，1993；Zillmann，1998）。例如，尝试重建“享受”的概念，以便更好地捕捉各种各样的观众反应，有些学者强调共情在娱乐体验中的重要性（Bartsch et al．，2008），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愉悦是对满足内在需求的反应（Tamborini，Bowman，Eden，et al，2010），其中包括那些在自我决定理论中鉴定出的“高阶”需求（Ryan ＆ Deci，2000）。同样地，有些学者认为：娱乐，包括会引发消极情绪的娱乐，可以作为一种“游戏”概念，最终帮助观众或者用户应对或直面他们的现实（Vorderer，2001），并可能进一步发展出一系列的好处——提供针对危险、有威胁的情境中的安全“训练”或培养对环境的多样的认知和行为反应（如Steen，Owens，2001）。很多近来与媒介享乐概念相关的学术研究都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令人满足的娱乐不需要引起令观众感到愉悦的积极效应情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强调这一观点，Oliver和Bartsch（2010）指出，“欣赏”这个词可能更好地描述了与更多令人感动的或意味深长的娱乐活动相关的满足感（见Vorderer，Ritterfeld，2009）。
如果学者们现在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娱乐活动可能会令人满意，但同时又不能像人们平常所理解的那样。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观众会去寻找看似不可能引起愉悦感的娱乐活动呢？也就是说，如果观众选择喜剧、动作片或扣人心弦的悬念电影作为寻找快乐、欢笑或愉悦的手段，那么当他们选择不能带来“享受”的娱乐时，他们寻求的是什么呢？
在此，我们建议不要将受众满足概念的基本根源归为单一化的快乐，“意味深长”这个附加意义可能会解决受众经常被认为行为有点自相矛盾的问题。简单地说，我们认为人们在使用媒体娱乐时追求愉悦和消遣（享乐主义动机），并同时寻找和思考生命的意义、真相和目标，可称为“实现主义”（除了本章范围之外的其他动机）。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目前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开发量表用以检测享乐主义和实现主义娱乐动机的区别。我们检测这些方法在与动机相关的娱乐偏好、个体差异以及和娱乐偏好相关的情绪化反应及认知反应的关系方面的有效性。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娱乐心理学研究倾向于把“悲伤”娱乐的动机看成是出于好奇。这样的描述可能印证了娱乐领域中享乐论的设想。例如，基于倾向的娱乐理论认为，受众最大的娱乐享受来源于故事中自己喜爱的角色得到一个好的结局（或者讨厌的角色遭受痛苦）（Raney，2006；Zillmann ＆ Cantor，1977）。类似地，情绪管理理论非常清晰地把个人的娱乐选择以快乐的方式呈现出来，认为观众选择娱乐活动会将积极状态提升到最高程度（例如情绪达到兴奋水平）并将消极状态降低到最低程度（Zillmann，1985，2000）。尽管这两种理论框架都在各种各样的娱乐类型中获得了大量的实证支持，但很明显的是，悲伤和催人泪下的电影中的受欢迎的角色一贯遭受痛苦和悲剧的特点难以在性格层面解释清楚。类似地，学者们也指出，情绪管理的假设似乎与坊间的说法相左，而更正规的研究表明，有时更阴郁的娱乐内容（如忧伤的歌曲）似乎对于忧郁、悲愤的人有特别的吸引力（Gibson，Aust ＆ Zillmann，2000；Mares ＆Cantor，1992）。
学者们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解释，试图解决这些挑战“享乐的娱乐选择”这个假设的“悖论”。例如，宣泄论认为，悲剧娱乐为观众提供了“净化”负面情绪的机会（Cornelius，1997）。向下比较理论（Festinger，1954）认为，受压迫阶层中的受众在和周围比自己更窘迫的人的比较中能得到快感（Mares，Cantor，1992）。同样，研究者也认为，对不愉快情景的描述可以给受众提供信息，从而帮助他们解决或应对使人不愉快或痛苦的环境（Nabi et al，2006；Zillmann，2000）。此外，一些学者还列举了一些人在维持（而非减轻）坏心情方面所能得到的潜在好处，包括同情他人、努力工作或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等（Parrott，1993；Knobloch，2003）。
在上述解释中，对媒体消费的享乐主义动机的假设一般是不会受到挑战的。具体来说，尽管所有这些解释都暗示着悲伤、催泪，或者类似的负面内容可能会暂时引起不愉快的体验，但每一种解释都暗示着消极情感的体验最终可以帮助恢复情绪或者提供其他切实的好处。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存在着娱乐消费的另一种动机——这种动机很大程度上与享乐主义的动机是共存的——可能有助于解释受众的选择和体验，而不是单纯依赖于愉悦或特别是具有积极影响的体验。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一下前面所提出的媒体消费的动机——“实现主义”是什么。
对更积极的、以享乐为导向的娱乐内容的关注，引发了很大的困惑，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例证。这种关注和它最终所产生的困惑的一个结果是，娱乐模型将注意力不必要地引导到了与崇尚享乐相关抑或是看似相反的内容上，而受众的注意力从备选娱乐内容上被转移走，受众的动机也可能与特定情境或者个人有关。例如，有些剧情片，如“悲伤的电影”或“催人泪下的故事”，把此类娱乐活动所引发的消极情绪推向了最高点。然而，这种描述忽略了一个观点，即个人可能会因为其他原因而消费这种娱乐，而不是它提供的情感体验。例如，Oliver（2008，2009）认为，悲伤的电影除了经常展示悲剧之外，还刻画了令人心酸的人与人之间的羁绊，这与人生目标的哲学问题纠缠在一起。因此，观众消费这些内容可能反映了一种替代的动机，即寻求对人类状况的有意义的描述，而不是将享受悲剧电影的行为描述为必然的反享乐主义。
和愉悦（享乐主义所关注的）相关的满足与富有意义及深刻见解相关的满足之间的分歧是不同学科间的，特别是学者们研究幸福概念时的分歧。例如，Keyes、Shmotkin和Ryff（2002）区分了主观幸福和心理幸福。主观幸福是由这些作者概念化的，类似于享乐主义概念，与积极的情绪有关；相比之下，心理幸福被概念化为与个人成长和生活意义相关。类似地，在古代哲学著作中（Aristotle，1931），Waterman（1993）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幸福：享乐论幸福，即在快乐范畴概念化的幸福；实现论幸福，即在自我表现、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范畴概念化的幸福。
认识到幸福可能会同时表现出享乐感（享乐主义的观点）和意义感（实现主义的观点）对于理解个体的娱乐动机有重要帮助。特别是，我们认为，除了将娱乐动机概念化为单一维度的寻求快乐之外，还存在一个额外维度的追求意义（实现主义的动机），即它可能也会决定娱乐的选择。而享乐主义观点的特征可能主要反映在快乐和积极的效价上；相反，实现主义的观点可能显示为内省，寻求深刻见解，以及更多地混合情感反应，这些反应可能伴随着对生命的深刻思考。将这些维度纳入考虑范围，那么那些在享乐主义观点（例如享受悲剧电影）中看起来奇怪的对媒体的选择可能反而会反映出对另外一种动机的强调（例如对人类境况更深刻见解的满足）。
使用媒体娱乐作为一种获取意义的手段，这种手段通常在媒体心理学家中很少受到关注。然而，一些早期的研究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角度出发，揭示了类似于这样的偏好的动机。例如，Katz、Gurevitc和Haas（1973）观察到，一些人娱乐消费的动机在某种程度上与提升士气和体验美有关。其他学者也提出了一种观点，即所谓的“意义”是一种应对死亡的存在主义思想的方法。也就是说，Goldenberg等人（1999）在他们测试个体对悲剧的反应时使用了死亡的概念。简而言之，恐惧管理的结果阐明，对自己的死亡的思考会使个体变得更爱反思，并在人生中寻找意义——包括体现出超越他们个体存在的内在文化的表现（Greenberg，Solomon ＆ Pyszczynski，1997）。基于这个推理，Goldenberg等人（1999）认为，当死亡概率显著提高时，悲剧会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以及情感方面的切入，带有悲剧性的娱乐为个体提供了在安全和不具威胁的环境中直面恐惧的机会。尽管这些作者找到证据来支持死亡的威胁会对读者情绪反应的强度有影响这一论调，但并没有采用任何手段来评估这些反映出强烈深层次感受的情绪的程度。
最近，Tamborini等人（2010）认为，正如自我决定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媒介享受可以根据其满足需求的程度来概念化，包括自主、胜任和关联性。（Ryan，Huta ＆ Deci，2008）。为了支持他们的论点，这些作者发现了能增强成就感（如胜任力）的电子游戏中的元素（如运动控制器）可以使玩家得到更由衷的快乐。其中重要的是，这些作者成功地解释了在不依赖积极影响手段（特别是在享受的评估方面）的内在需求的满足范畴的“享受得分”的大部分差异。最后，这些作者认为，从总体上来说，对媒体娱乐的享受的最好的理解需要在“满足需求”的层面上来完成。低阶需求的满足仅需要更多享乐方面的考量，而高阶需求（如自主）的满足则需要我们所说的实现方面的考量。
和Tamborini等人（2010）一样，我们相信实现主义的动机可能是高阶需求的反映。然而，我们也提出，“真理寻求”或“意义寻求”可能是除了由自我决定理论所确定的，在其关注范围内的，以及与之相关的情感组成之外的独特需求。明确地说，我们相信，实现主义动机（正如我们所定义的那样）反映了一个比仅仅关注自身更高级的、对于人类自身状况有更深刻理解的需求。也就是说，对于“满足需求”的讨论和解释，Tamborini等人（2010）的研究集中于自我满足方面；然而，我们提出的实现主义动机概念聚焦于更高级的生命的意义问题上，相对来说更卓越。
此外，尽管努力解决人类的痛苦和生命的意义等问题能够让人满足于见解的逐渐深刻，但我们也相信，这样的深刻见解有时会让人感到有些痛苦。例如，认识到人的脆弱、见识到人遭遇悲剧，甚至目睹道德美，这可能会有振奋或鼓舞人心的成分，尽管这种经历可能与更忧郁、温柔甚至悲伤的情感反应有关。与此一致的是，Larsen、McGraw和Cacioppo（2001）观看感人影片《美丽人生》时发现了快乐和悲伤的情绪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同样地，虽然如之前研究所述——看悲剧电影可能会给人带来悲伤或负面情绪，但是这些电影也可能同时让人产生积极情绪——对辛酸事物的描述，对人物富有意义的刻画，以及“有灵感的”“同情的”或“内省的”的人物描述会让人产生复杂的情绪。
综上所述，传媒心理学的现存研究普遍认为，娱乐选择是由反映快乐和享受的享乐观念所决定的。因此，学者们对人们享受诸如悲伤的音乐或悲剧性的剧情片等娱乐活动感到困惑，这似乎与享乐主义的追求背道而驰。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认为，如果对真实或对有意义的追求（现实论观点）被认为是个人娱乐选择的额外（但不是相反）动机，那么这种娱乐偏好可能看起来并不会令人困惑。个体使用媒体作为思考人生目标的手段这个观点，不仅提供了一个理解娱乐魅力的重要步骤，而且还将帮助我们深刻理解我们认为独特的情感元素，这些元素更多地包含着思考的娱乐形式。
据此，本研究的总体目标是检测我们的观点，开发量表反映娱乐消费中享乐主义动机和实现主义动机的可行性；研究这些量表之间的关系；为这些量表的有效性提供证据；研究这些选择行为如何推断不同娱乐类型之间的关系。为此，我们进行了四项研究：研究1的目的是生成和提取一个测项样本，以反映这些动机，并收集其有效性的初步证据。研究2的目的是确定测项的因子结构，并通过作为预测因子的个体差异来探索其建构效度。在这些研究中，享乐主义和实现主义的偏好是在更持久的、类似特征的偏好中被概念化的。研究3检验了量表的有效性。研究4使用更广泛、更多样化的参与者样本对这些量表的因子结构进行了检测。此外，还研究了作为对产生不同类型情绪反应的媒体娱乐的个人偏好的有用推测工具，探究这些量表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样本和步骤：268名本科生参加了这项研究，以获得额外的学分（54％为男性；平均年龄为19.61岁，标准差为1.35）。数据收集是通过在线调查问卷进行的，给每个参与者提供了一个网址，并要求其在一个星期之内完成调查问卷。
为了形成一个项目样本，由141名本科生组成的独立样本采用了开放式的问答，用以描述电影的特点以及针对他们喜爱和讨厌的电影类型的反应。同时我们还采访了娱乐学学者和电影制作人，以便形成更多的测项。这些开放的反应随后被应用于40个反映了大量与电影偏好相关的各种情感和认知动机的测项的构建之中。在调查问卷中，这些测项被呈现在一个标题为“电影偏好”的内容中，并给出了参与者须知，指出运用分数1（强烈反对）～7（十分同意）反映他们对电影的喜好程度。
为了评估享乐主义和实现主义量表所推断的不同的娱乐偏好模式的程度，参与者被要求使用量表范围1（完全不）～7（非常），并从网络电影数据库中找出他们喜欢的12种不同类型的电影。为了分析类似电影类型的子组，这12种类型的评分被提交用于主成分分析。该分析显示了5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占总方差的74.37％。第一个因子称为“非虚构类”，包括传记、纪录片和历史电影（ M ＝3.83；SD＝1.41；α＝0.82）；第二个因子称为“剧情片”，包括戏剧、悲剧电影和浪漫故事（ M ＝4.45；SD＝1.35；α＝0.75）；第三个因子称为“科幻类”，包括科幻和奇幻电影（ M ＝4.10；SD＝1.62； r ＝0.59）；第四个因子称为“恐怖电影”，包括恐怖片和惊悚片（ M ＝4.82；SD＝1.52； r ＝0.49）；第五个因子是“有趣的电影”，包括喜剧和动作片（ M ＝6.07；SD＝1.03； r ＝0.35）。然而，考虑到对喜剧的喜爱和对动作电影的喜爱之间的细微关联，这两种类型被分别作为单题项测量量表加以分析。
（1）对实现主义和享乐主义动机进行因子分析：运用主轴因子法和斜交转轴法的因子分析开发实现主义及享乐主义量表。目的是在研究中保留一系列代表了两个维度的受众动机的测项，将一系列以文字描述的测项提炼，便于在未来的研究中使用易于管理的数据，并且保留那些与实现主义和享乐主义动机概念一致的、看上去有很强表面效度的测项。为此，删除那些低适合性检验（KMO）的统计数据，以及重叠的、过度冗余的和低群值的条目。最终的因子分析的结果是两个因子占了方差的47.78％，其中一半代表了实现主义的动机，另一半则代表了享乐主义的动机。整体量表的得分是通过对给定因子的高负载进行平均计算所得出的。表1报告了与此分析相关的测项、因子载荷量和描述性统计信息。正如表1所示，这些测项与一个清晰的简单结构相关联，用以区分这两个因子，并且这两个因子指标的可靠性通常都很好。意料之内的是，一项配对的t测试显示参与者在享乐主义（ M ＝5.37，SD＝0.95）上的得分明显高于实现主义（ M ＝4.69，SD＝1.08）。这两项量表得分都高于该指标的中间值，表明这两种动机普遍存在。最后，尽管这些量表上的分数是负相关的（ r ＝-0.16， p ＜0.05），但这种相关性是适度的，这表明实现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指标并不代表双向情感动机。
（2）与类型偏好之间的关系：笔者对实现主义和享乐主义量表的效度做了初步检验，发现这些量表和对不同类型电影的喜好之间存在部分相关（见表1）。考虑到大量的研究指出，在娱乐偏好（见Oliver，2000，作为回顾）方面存在着中强度的性别差异，因此这些相关性将性别作为一个变量。这些分析为这些量表的有效性提供了初步证据。也就是说，实现主义更多地倾向于更严肃的娱乐，包括非虚构类（ pr ＝0.36， p ＜0.001）、剧情片（ pr ＝0.17， p ＜0.01）、科幻类（ pr ＝0.17， p ＜0.01），而对喜剧（ pr ＝-0.17， p ＜0.01）和对动作片（pr＝-0.12， p ＜0.01）的偏好则更少。与此相反，享乐主义动机更多地倾向于喜剧（ pr ＝0.53， p ＜0.001）和动作片（ pr ＝0.21， p ＜0.001），而更少地倾向于非虚构类（ pr ＝-0.16， p ＜0.05）。
表1实现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因子载荷量和描述性统计
（续上表）
注：*代表因子负载被认为是偏高的。
这项初步研究的结果找到了娱乐消费的享乐主义动机和实现主义动机的证据。享乐主义的动机通常与“乐趣”和“转移注意力的娱乐”的概念相一致，因为这个测项上的高分数往往和人们对乐趣和快乐的娱乐偏好相关。实现主义的动机通常与更“有意义”或严肃的娱乐活动相一致，因为这个测项上的高分往往与对引发人们思考的事物的偏好相关，如非虚构类电影（如纪录片）或戏剧性的虚构描写。
研究1关于娱乐消费的结果有利于提供娱乐消费的两种假设动机的初步迹象，然而这仅仅是探索性的第一步。因此，研究2的目的是通过验证性分析来检验因子结构，并通过研究其与相关的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关系，为这些量表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样本和步骤：533名本科生参与了这项研究（24.9％为男性； M ＝20.13，SD＝1.43）。和研究1一样，数据是通过在线的调查问卷收集的。
调查问卷的第一部分包含了一系列的个体差异量表。这些量表从理论上来说与娱乐消费的享乐主义动机以及实现主义动机有关。实现主义动机被认为反映偏向沉思的趋势——尤其是对生命意义的沉思，以及它对体验包括负面情感在内的强烈情感反应的意愿的沉思。因此，我们期望这个指标与以下变量相关联：Cacioppo、Petty和Kao（1984）认知需求的18个测项的量表（α＝0.85），Maio和Esses（2001）的情感需求量表（如“强烈的情感一般来说是有益的”；α＝0.87），Trapnell和Campbell（1999）的内省量表（如“我喜欢探索我的‘内在’自我”；α＝0.86），Goldberg的智力量表（沉思的、聪明的、内省的、冥想的、哲学的；α＝0.74），以及Steger等人（2006）用以测量意义（如“我在寻找能让我的生命变得有意义的事物”；α＝0.89）和存在意义（如“我的生活有明确的目标”；α＝0.88）的生命意义量表。相反的是，享乐主义的动机被认为反映偏向体验愉悦和乐趣的趋势。于是，我们期望享乐主义量表中的分数能够与同样被检测过的Goldberg（1990）的其他人格特质群相关联：乐观（乐观的、开朗的、快活的、愉快的；α＝0.75），嬉闹（冒险的、俏皮的、淘气的、喧闹的；α＝0.70），自发（无忧无虑的、逍遥自在的、自发的；α＝0.63），幽默（幽默的、诙谐的； r ＝0.51），悲观（痛苦的、无趣的、抑郁的、情绪化的、孤僻的、悲观的、忧愁的；α＝0.78）。个体差异值的顺序因顺序效应和疲劳的结果而发生变化。调查问卷的第二部分包括12项对研究1中媒体使用的享乐主义动机和实现主义动机的评估。
（1）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被应用于享乐主义和实现主义量表的因子结构的检验。鉴于大量的报告都表明性别差异对媒体娱乐的偏好和享受都存在影响，于是多群组分析法被运用于测试这个因子结构对男性与女性的影响是否相同。无强加约束的同时，分析显示出了足够的一致［χ 2 （106）＝269.19， p ＜0.001，χ 2 / df ＝2.54， CFI ＝0.93］，渐进误差均方根（RMSEA）＝0.05（90％CI：0.05～0.06）。为达到男性与女性对娱乐偏好和享受的平衡而限制因子负载的测量，并没有明显影响模型的一致性［χ 2 Difference（12）＝16.83， p ＝0.16］，这意味着男性和女性的因子结构是相同的。实现主义量表（Cronbach ' s α＝0.86）和享乐主义量表（Cronbach ' s α＝0.81）的这两个弱相关的数值（ r ＝0.06）展现了充分的可靠性。
（2）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法被应用于检验个体差异变量（详见Hayes，Glynn ＆ Shanahan，2005）的实现主义与享乐主义量表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聚合效度的检测是通过享乐主义以及实现主义的潜变量和每一个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完成的，计算出潜变量与误差方差之间的协方差为1（见表2）。为了建立区分效度（即实现主义和享乐主义与个体差异变量有所不同），潜变量之间的协方差（误差方差为0）被限制为1。这个限制等同于变为单因子模型。因此，对适合度统计量和因子1、因子2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计算。因子1和因子2模型之间在适合度方面的显著改进表明，潜变量是唯一的，从而提供了判别有效性的证据。
不出所料，情感偏好与深刻的反思、认知需求、理智主义、情感需求、生命意义的探寻，以及较低程度地对生命意义和幽默的存在呈正相关。相比之下，享乐主义偏好与较低水平的悲观主义和较高水平的乐观主义、自主性、幽默、趣味、情感需求和（程度较低的）生命意义具有相关性。同样重要的是，对区分效度的测量支持这一观点，即尽管实现主义偏好和享乐主义偏好与许多个体差异变量相关，但这些量表将评估这些独特的构念。
表2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检验
（续上表）
注：RMSEA＝渐进误差均方根，*表示 p ＜0.05，**表示 p ＜0.01，***表示 p ＜0.001。
潜变量之间的关联所揭示的两个额外发现是很重要的。首先，对情感的需求与实现主义和享乐主义都有积极的联系。未来需要对这个联系做进一步的研究，初步的解释可能是尽管这两种指标的分数都表明了它们期望通过观赏娱乐节目引起情感反应，但是它们分别引起情感反应的类型可能不一样。也就是说，作为享乐主义的一个预测指标，情感需求可能反映出受众对于如幽默的或者有趣的这种能够产生积极情绪的娱乐活动的渴望；然而，当情感需求作为实现主义的一个预测指标，那么可能反映出的是受众对于能够引起如沉思、同情甚至悲伤这样有意义的情感状态的娱乐活动的渴望。尽管这种解释完全是推测的，但“实现主义比享乐主义有更强的相关性”与这一论点是一致的，因为许多构成“情感需求量表”的测项通常意味着与反思的或忧郁的状态相伴（例如：“我觉得我时不时地需要哭一哭”或者“对我来说，和自身的情感保持联系是很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实现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分值都和“意义的呈现”子测项弱相关，但实现主义（不像享乐主义）和“意义的探寻”这一子测项有很强的相关性。实现主义在呈现和探索之间的差异相关的一种可能性是——实现主义的倾向反映了一种被认为是对某种娱乐形式（例如：发人深省的或“有意义”的电影）的消费的需求或欲望（这里指的是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当然，这样的解释需要得到进一步验证，但它与这样一种观点相一致，即实现主义的动机反映了以获得更强的洞察力以及思考生命的目标而进行消费娱乐的倾向。
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已经将有“经久不衰”的特质的娱乐消费的享乐主义动机和实现主义动机概念化了。尽管我们也相信这种动机在个体上可能每时每刻都不相同，但目前研究的重点是了解更稳定的倾向和偏好。因此，如果这种概念化用“特质类”（trait-like）术语说得过去，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应该期待能够看见这些指标之间的关联。研究3是为了评估我们量表的再测信度。
18～26岁（ M ＝20.13， SD ＝1.42）的36个本科生（33.3％为男性）完成了2份包含实现主义和享乐主义量表的网络调查问卷。第一份调查问卷是在这个学期开始后大约1个月内完成的，而第二个大约是8周之后完成的。
所有的指标不管在第一波（实现主义：克朗巴哈系数α＝0.90；享乐主义：克朗巴哈系数α＝0.80）还是第二波（实现主义：克朗巴哈系数α＝0.93；享乐主义：克朗巴哈系数α＝0.79）数据的采集过程中都显示出合理的可靠性。此外，再测分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示出可接受的信度（实现主义： r ＝0.89；享乐主义： r ＝0.72）。
研究3的结果为实现主义和享乐主义测量的总体稳定提供了证明。这些发现与“这些动机可以用类似特征的术语来概念化”的观点相一致。当然，即使性格特征或更持久的性情也可能在一生中发生变化。事实上，学生样本的使用可能代表我们将这些成果推广到更广泛年龄参与者中的能力受到了严重限制，而这些参与者可能持有非常不同的娱乐偏好。因此，最终研究的一个目标是在不同年龄范围内，对我们的指标进行认证。而另一个目标则是研究实现主义和享乐主义动机是如何与娱乐偏好相关联的，从而产生独特的情感体验。
我们最终目的是对不同年龄段的参与者进行验证性分析。除此之外，我们试图通过检验我们的量表能在多大程度上预测进行消费娱乐时产生的不同类型的情感体验来提供额外的有效性测试。特别是，这项研究分析了实现主义和享乐主义动机是如何与娱乐的偏好相关联并产生“欢乐的情感”和“有意义的情感”的，以及反过来说这两种情感反应又是如何与积极的、消极的和混合的情感体验相关联的。
样本和步骤：在一个大型的传播学课程上，招募学生参加调查。在课堂上，学生们独立完成这份调查问卷，并且需要在感恩节假期内让至少一个家庭成员完成这份问卷。完成自己的调查问卷的同时还上交了家庭成员调查问卷的学生将获得额外的学分。最终得到1 029名（67.2％为女性）年龄范围在18～86岁（ M ＝38.89； SD ＝19.45）的参与者样本。
修改过的12个测项量表（每个动机含有6个测项）被应用于评估观看娱乐节目的实现主义动机和享乐主义动机。为了评估与娱乐偏好相关的情绪反应，被试者一开始都被要求说出他们最喜欢的一个电影。随后，被试者给自己在第一次观看这个电影时候的12种不同情绪反应的程度进行打分。8个测项被用来测量反映情感和享乐动机的情感反应。使用最大方差旋转法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揭示出了两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同解释了方差的63.64％，这就有了清晰的因子结构。第一个因子被贴上了“有意义的情绪”的标签，并将其与富有同情心、激励、内省和沉思测项的高负载量联系起来；第二个因子被贴上了“有趣的情绪”的标签，并将其与幽默的、娱乐的、有趣的和刺激的测项的高负载量联系起来。量表是通过分别对两个因子（有意义的情绪：α＝0.82；欢快的情绪：α＝0.76）的平均测项负载进行计算而得出的。
剩下的四个情绪反应测项被选择与快乐/悲伤的反应一一对应：乐观、快乐、悲伤和情绪化。使用最大方差旋转法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揭示出了两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同解释了方差的83.12％并反映了一个清洁因子结构。第一个被贴上了“快乐的情绪”标签的因子包含了乐观和快乐测项（ r ＝0.66）；第二个被贴上了“悲伤的情绪”标签的因子包含了悲伤和情绪化测项（ r ＝0.65）。Ersner等人（2008）的步骤被应用于评估混合情绪反应。具体来说，混合情绪的得分是基于每个参与者的快乐情绪得分和悲伤情绪得分的最小值而计算出来的。因此，如果一个人的快乐和悲伤情绪指标记录是低水平的，那么这个人的混合情绪得分就会很低。类似地，如果一个人的快乐情绪（如 M ＝6）是高水平的，而悲伤情绪是低水平的（如 M ＝2）（反之亦然），那么这个人的混合情绪得分将依然是很低的（ M ＝2）。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快乐情绪（如 M ＝6）和悲伤情绪（如 M ＝5）都是高水平的，那么这个人的混合情绪得分更高（ M ＝5）。
（1）对实现主义以及享乐主义动机的验证性因子进行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被运用于检验实现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因子结构。这类因子分析同样被运用于多组分析以检验这个因子结构在三个不同年龄范围上是否等价：年轻的被试者（21岁及以下， N ＝418），中间阶段的被试者（22～50岁， N ＝259）以及年长的被试者（51岁及以上， N ＝352）。无强加约束的同时，分析显示了充足的匹配度，χ 2 （75）＝599.98， p ＜0.001， CFI ＝0.94， RMSEA ＝0.05（90％ CI ：0.05～0.06）。让三个年龄组的因子负荷相等，这对模型的拟合没有显著影响，χ 2 Difference（24）＝33.23， p ＝0.10。这意味着在整个年龄组中，因子负载是相等的。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两个娱乐动机的指标都是通过平均每个量表的测项来构建的（实现主义：α＝0.91；享乐主义：α＝0.89）。
（2）跨越生命周期的偏好：研究享乐主义和实现主义的娱乐偏好如何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变化，第一项分析计算了年龄与娱乐动机之间的部分相关性（性别控制）。这一分析表明，年龄增长与实现主义动机（ r ＝0.09， p ＜0.01）的适度增长及享乐动机（ r ＝-0.08， p ＜0.01）的适度减少有关。为了检验这些动机对年龄作用的相对大小，展开了一个3（年龄组）×2（性别）×2（动机）的混合分析，其中实现主义和享乐主义被作为内部主体因子。这一分析说明了动机的主要作用，F（1，1023）＝68.44， p ＜0.001，η 2 p ＝0.06，其中被试者的享乐主义动机（ M ＝4.57，SE＝0.04）得分要明显高于实现主义动机（ M ＝4.22，SE＝0.04）得分。然而，这一主要影响应该根据一个重要年龄段×动机的相互作用来解释， F （2，1 023）＝14.27， p ＜0.001，η 2 p ＝0.03。这种相互作用发生的原因是：不管是在低年龄段组（享乐主义： M ＝4.73，SE＝0.06；实现主义： M ＝4.18， SE ＝0.06）还是中间组（享乐主义： M ＝4.58， SE ＝0.06；实现主义： M ＝4.12，SE＝0.06），享乐主义的动机明显高于实现主义的动机（ p ＜0.001）。然而，在年长的被试者中，享乐主义（ M ＝4.41，SE＝0.06）和实现主义（ M ＝4.36，SE＝0.06）的动机却没有明显的区别（ p ＝0.47）。在这一分析中，没有其他涉及娱乐动机的影响因素。
（3）情感体验的动机和偏好：最后一组涉及不同动机对娱乐的情感反应的分析。第一个分析采用多元回归分析，通过控制受试者的性别和年龄，来检验有兴趣的和欢快的情绪对受试者最爱的电影产生反映这一事实是如何与实现主义和享乐主义动机发生联系的。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实现主义的动机与对自己所说的最爱的电影的较高的自我感觉有意义的情感有关（β＝0.39， p ＜0.001），但与自我感觉的欢快的情感无关（β＝0.02， p ＝0.45）。相反，享乐主义的动机与较高水平的欢快的情感有关（β＝0.29， p ＜0.001），但与自我感觉有兴趣的情感无关（β＝-0.03， p ＝0.42）。
在我们对实现主义偏好的概念中，使用娱乐作为思考意义的目的最后可能与混合的情感反应联系在一起。尽管我们之前的分析表明实现主义偏好与对于能够引发“有意义的”情感的喜爱有关，但是该分析并没有对与有意义的情感相关的效价进行直接验证。因此，我们做了两个分析来验证有意义的情感的效价。第一个分析检验了只喜不悲和只悲不喜两种情感反应在预测有意义的反应中的相互作用。在这个分析中，我们采用分层回归分析的研究方法，将性别、年龄、只喜不悲或只悲不喜的反应作为分析的第一步，而快乐和悲伤的产物进入了互动测验的第二步。分析的第一步揭示了只悲不喜（β＝0.78， p ＜0.001）和只喜不悲（β＝0.10， p ＜0.001）的情感都与更高层次的有意义的情感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步中的快乐×悲伤的互动也有着重要的意义（β＝0.07， p ＜0.01）。随后的简单斜率分析（Aiken ＆ West，1991）表明，只喜不悲情感对有意义的情感具有显著的预示作用，但其成立的前提是只悲不喜情感处于更高水平（高于平均值1SD，β＝0.16， p ＜0.001），而不是在悲伤程度处于较低水平时（低于平均值1SD，β＝0.03， p ＝0.40）。
第二项分析采用了混合情感反应的测量方法，用来计算更高水平的快乐和悲伤的即时体验。回归分析法被运用于通过控制受试者的性别和年龄，使用混合情感来预测有意义的情感。这个分析也揭示了更高程度的混合情感与更有意义的情感密切相关（β＝0.61， p ＜0.001）。
研究4为大年龄跨度的因子结构的稳定性提供了依据，表明实现主义和享乐主义动机是贯穿人的一生的娱乐动机。在此基础上，动机程度的研究揭示了当个体随着年龄增长时，他们会对那些满足享乐主义需求的娱乐方式不那么感兴趣，而会对能满足实现主义需求的娱乐方式更感兴趣。这些结论与之前的关于一个人一生中不同年龄层次的不同需求的研究不谋而合。即它们都证明，当一个人年纪增长，他们会对有意义的情感体验更有兴趣，其中包括媒体体验（Carstensen，Isaacowitz ＆ Charles，1999；Mares，Oliver ＆ Cantor，2008）。
该研究结果也阐明了以享乐主义和实现主义至上的人所青睐的娱乐活动所带来的情感反应的类型。正如人们所预料的，更高的享乐主义分数是和被称为“乐趣”（例如幽默、被娱乐等）的情感相关联的；然而，更高的实现主义分数是和对于能够产生有意义的情感体验（例如沉思、同情）的娱乐的偏好相关联的。同样重要的是，与有意义的情感体验相关的效价的研究表明，虽然这种情况与悲伤有很大的关系，但它同样也与积极的效价相关。换句话说，对于在实现主义动机上得分高的个体的娱乐偏好的回应，有意义的情感体验貌似展现出了混合情感的特征。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提供了一些依据，即人们看电影的目的除了好玩和愉悦之外，也可能是为了追求观点和意义。这被我们称为实现主义的动机，它反映出对情感反应和认知反应的重视，还反映出对复合式情感反应相关的消费型娱乐活动的极大兴趣。进一步说，我们用大量与理论相关的个体差异指标预测实现动机，其中包括认知需求、反省和对于生命意义的探究。同样地，我们也相信，实现主义动机反映出使用媒体娱乐可以成为关注真理探寻（生命的辛酸和脆弱）的手段，甚至不惜牺牲大众媒体本应带给人们的快乐体验。然而，我们并不是说享乐动机一点好处都没有。相反地，享乐动机特别适合帮助人们去寻找、理解和接受人世间将会遭遇的那些重大问题，包括被关于存在的问题围绕的存在主义（Greenberg，Solomon ＆ Pyszczynski，1997）。
将娱乐用于洞察的目标（除享受以外），这一认识将会拓宽娱乐心理学的理论广度。它不仅突出了娱乐消费的附加动机，还揭示了伴随着偏好的情感和认知相结合的复杂性。因此，这种对娱乐体验的更广泛的概念化可能有助于解开“悲伤”或“悲剧”的娱乐悖论，通过体验更深刻的见解或意义感是娱乐消费更重要和更受欢迎的结果。
即便有了这些贡献和深入的说明，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现有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我们注意到将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因为比起审视生命的意义，学生对追求和探索生命中的快乐更有兴趣。可是，鉴于本研究贯穿了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因此我们最终的实验对象又必须覆盖不同的年龄层次，这样才能为享乐主义和实现主义动机的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在研究对象方面存在的担忧是，我们的研究是在美国进行的。鉴于美国人相比其他国家的人可能有更多不同的娱乐偏好，或许更注重享乐主义，所以未来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调查。
另一个局限性与我们的早期研究有关。我们对实现主义满足感的定义与之前一般性的定义不同。之前关于幸福满足感的定义普遍来源于自我决定理论。虽然我们认为，当前的研究指出这样的区别靠强调我们自认为独一无二的特质而存在，这些特质与我们的指标（例如混合情感）相关联，进而认为这些区别确实存在。但是，这些研究中并未涉及能将我们的指标和高阶需求（诸如关系、自主或者胜任）进行区分的正式实验。因此，如何区分这些概念，成为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最后，这项研究将娱乐偏好概念化为持久的和“特质类特征”的。事实上，重测指标和存在于量表和个体差异数值之间所观察到的关系与这一概念是一致的。然而，个人的娱乐偏好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明显变化。因此，未来的研究可能要进一步探索这些动机，不仅作为特征，而且作为可能不断变化的状态。
考虑到这些局限性，我们希望我们对享乐主义和实现主义动机加以概念化和操作化，拓宽观众娱乐动机的范围，这有助于解决媒体行为中的矛盾，也在理论上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帮助。通过认识到娱乐既有趣又有意义，也许将来还要关注娱乐带给人们的满足感。娱乐不仅仅能让人们感到身心愉悦，更能够激起人的同情心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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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61，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