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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年前，我在学校图书馆系统阅读《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才知道毛泽东那种大气磅礴、横扫千军的文风得益于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三十三年前阅读《韩愈评传》，知道韩愈的文章文风深受孟子和《孟子》的影响。三十一年前，我阅读《范仲淹评传》，知道韩愈的《韩昌黎集》影响和造就了范仲淹，不仅如此，韩愈和他的《韩昌黎集》影响和造就了唐宋八大家中的王安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五家。二十六年前阅读《韩愈全集校注》，深深为韩愈的情怀和担当所折服，确信韩愈那种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精神源于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士人情怀，当然更加确信韩愈的文章风格源于孟子和《孟子》。二十一年前的二00三年元月一日，我开始系统研究儒家文化和儒家思想，《孟子》始终是我研究的著作，手头、床头、案头常常有《孟子》。同一版本，读了再读，读了又读。历朝历代的《孟子》注本，能买到的都买了，买来的都读了，读了的都批注了，日积月累，就有了《孟子心读》。
《孟子心读》成书，在《论语心读》《大学心读》《中庸心读》之后，《孟子心读》的撰写，源于责任自觉。尤其是近几年从教育系统调整到基层任职，深深感到《孟子》思想之于中国当代教育和社会治理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文明的进步，最重要的依赖是人们对核心价值的坚守，其次就是与时俱进的制度保障。这两点恰恰是《孟子》的精华所在。《孟子》的重点在于价值坚守，其次才是制度保障。为什么特别强调《孟子》中的价值坚守和制度保障呢？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孟子和孔子一样，都属于仕途失败者，孟子终其一生都只是客卿身份，这意味着他和孔子一样，为民请命的政治主张不受诸侯待见，仕途蹉跌，让他们都能站在更加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看问题，既不是站在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上，也不是站在被统治者和弱势群体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中间的立场上。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源自于周代文明中“天心即民心，天意即民意”的理念，甚至可以说，孟子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维护社会秩序，所以孟子的思想更具有人民性、公平性、公正性、真理性。是这样吗？当然。
《孟子·梁惠王上· 1.1 利义之辩》中，孟子面对梁惠王提出的：“先生！您不远千里来到魏国，也将拿出对魏国有利的策略吗？”回答说：“大王！您何必说利呢？我也只有仁义罢了。”这就是著名的“利义之辩”。回到今天的中国，需要利义之辩吗？当然需要。
《孟子·梁惠王上· 1.5 仁者无敌》中说：“仁者无敌。”果真仁者无敌？这里就有所谓“王道”与“霸道”之辩。周文王行仁政，善待百姓，到周武王时不足百年，却能团结天下诸侯、凝聚天下民心，率数万王师，在牧野与商纣王数十万大军决战，结果阵前奴隶倒戈，天心民心合一，周武王取代商纣王。更为关键的是，周公姬旦制礼作乐，行王道之政，开创了人类历史最长的王朝，周王朝维系的时间长达八百年之久。如果春秋战国之际，诸侯能够秉承孔子以人为本的哲学，选择孟子以民为本的政治，中国在春秋战国之际走上民主道路或许也未可知！有人说，秦嬴政实行商鞅和李斯的“法治”，推行霸道，结果称霸成功，且统一中国。我们现在以公正的态度审视周王朝行王道的封建制度与秦王朝行霸道的专制制度，哪一种制度更好？显然，这两种制度相比较而言，封建制度优于专制制度。封建制度的春秋战国，创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华文明的辉煌，这个时期出现的思想家管子、孙子、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庄子等，他们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源。封建制度的春秋战国，从周文王主政算起到秦始皇元年，有八百余年；而秦王朝的专制制度，从秦始皇元年开始，到秦二世子婴被项羽杀死，总共不过十五年历史。八百比十五，周王朝的寿命是秦王朝寿命的五十三倍。后世行霸道的专治王朝全都短命，专制制度走到极致的清王朝，从大清入关到清帝退位，不行仁政，不走王道，用尽一切手段，盛极而衰全过程也不过三百年。王道与霸道的优劣不言而喻！
《孟子·梁惠王上· 1.10 制民之产》中，孟子说：“没有固定的财产而有恒常心志，仅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能够做到。如果是普通百姓，没有固定财产，就没有恒常的心志。如果没有恒常心志，胡作非为，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出来的。”这是“恒心”与“恒产”之辩。孟子的王道策略：用制度保障百姓的固定财产，有固定财产才能让百姓具有坚定的心志。恒产的标准是：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其儿女，年成好能吃饱饭，灾年免于死亡。这是王道的物质基础。“人有恒产而后有恒心”的观点十分具有现实意义。所谓“制民之产”，就是用制度保障人民的固定财产，是现代国家的根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人民参与立法。人民不参与的法律，往往只保护既得利益者，只保护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这样的社会并不稳定；底座部分的人占大多数，一旦整体力量爆发，就有颠覆性的后果。可惜，数千年来专制统治者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盛极而衰，兴亡交替。
《孟子·梁惠王下· 2.7 民之好恶》中孟子对齐宣王说：“左右都说贤，未必可用；大夫都说贤，未必可用；国人都说贤，然后认真考察；确认其贤，然后任用。左右都说不可用，不要听；大夫都说不可用，不要听；国人都说不可用，然后考察他；确认不堪重用，然后放弃。左右都说可以杀掉，不要听；大夫都说可以杀掉，不要听；国人都说可以杀掉，然后认真考察他；确认可以杀掉，然后杀掉他。”这段话是著名的“是”与“非”之辩。孟子在这里提出的选人用人的标准，颇值得今天各种团队选人用人参考。左右亲信都说行的人可用吗？未必。大夫们都说行的人可用吗？未必。就算是全国人民都认为可用的人行吗？未必。必须进一步考察，然后才能确认是否可用。同样，对于所谓坏人的判断和裁决，更是要慎之又慎，生命只有一次。左右、大夫、国人都说可杀，也未必可杀，必须亲自考证，确认罪该万死才杀掉。最典型的是明末忠臣袁崇焕，在被误判为奸细的时候，左右都说可杀，大夫都说可杀，国人都说可杀，最悲惨的是国人在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的时候，万人空巷，人人争着以吃一口袁崇焕的生肉为光荣和快乐。结果却是，明朝最后一个擎天柱，被崇祯皇帝自己毁掉了。
《孟子·梁惠王下· 2.8 诛一夫纣》中，孟子对齐宣王说：“破坏仁爱的人称之为‘贼’，破坏正义的人叫做‘残’。残贼俱全的人我们叫他‘独夫’。我只听说武王诛杀了独夫纣，没有听说弑君一说啊。”这是“弑君”和“杀贼”之辩。孔孟心目中的“君”并非国君的专称，而是道德高尚的人。即使身为君王，残暴荒淫如夏桀和商纣王，因为无仁心、无正义，只不过是一个独夫，不是什么君王。对于君王的定义，不是看位置，而是看德行；儒家品德优先、道德优先的伦理取向，在孟子的年代，已经非常成熟了。
《孟子·梁惠王下· 2.9 教玉人琢》中，孟子对齐宣王说：“造大房子，就必须让工程师寻找大木料。工程师得到大木料，大王很高兴，认为这棵大木料可胜任大房子的需要。那工程师从小就学习，长大了就想进一步付诸实践，大王说：‘姑且放弃你所学的专业，听我的命令，’那怎么样呢？现在有璞玉在此，虽然不惜万镒重金必然责成玉匠雕琢它，而对于治理国家却说：‘姑且放弃你所说的，听我的命令’，这与教导玉匠如何雕琢璞玉有什么区别呢？”读这一节，不禁脊背发凉。如果上位者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胡乱指挥，结果只会把局面弄得一团糟！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长的时间不是很长，却能够成为北京大学的奠基人，能够开创现代高等教育新局面，能够开辟现代教育新风，那是因为他走了一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道路，尊重人才，尊重专业，让每个教师的生命都绽放精彩！清华大学梅贻琦，自己甘愿当一个沉默寡言的主持人，把治校的权力让渡给“教授委员会”，以“我从众”的方式，实现了教授治校的目标，创造了清华的灿烂与辉煌，也奠定了清华作为世界名校的地位。
《孟子·公孙丑上· 3.6 先天本心》中孟子说：“之所以说人都有慈悲之心，现在人们突然见到孩子将掉到井里，每个人都有惊骇深切同情之心，并非因为私下与孩子父母有交情，不是以这种方式求得乡里的声誉，也不是厌恶小孩子的哭声才这么做。”整部《孟子》中言“心”多达 121 次。又在《孟子·尽心下· 14.24 性也命也》中说：“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礼之于宾主，知之于贤者，圣人之于天道，能否实现有命运因素，也有天性因素，君子不认为全由命运决定。”在整部《孟子》中言“性”多达 37 次。这是著名的“心性”之辩，是《孟子》重大论题。孟子坚持认为，仁义礼智属于人的本心，也是人的本性。按照孟子的观点，本心走失了，抛弃了，放弃了，需要“求其放心”，让“心”回到人的灵魂中来，这就是道德修养。同样，本性迷失了，要恢复本性，守护本性，这也是道德修养。当然，本心本性是人之为人的核心基因密码，离开了本心本性，人已经异化为非人。所以，士志于道，仁以为己任，必须把人类群体的本心本性发扬起来，弘扬出去。在此基础上，再去发觉人类个体的天赋秉性，去张扬生命个体的个性。弘扬天赋人类的本心本性和张扬天赋个体的秉性个性，才是教化民众最根本最重要的两个任务。
写到此处，还需要多举例吗？我读《孟子》将近四十年，我重注《孟子》历经二十余年，《孟子》一书所蕴含的原儒哲学思想、伦理之价值、政治智慧，超乎想象！孟子思想之深厚，哲学之繁富，智慧之高卓，值得尊重珍惜！孟子所处的时代，被雅斯贝尔斯定义为文化轴心时代，孟子是文化轴心时代东方最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之一，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当我们面对现实诸多挑战而深感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何不深情回望孟子的智慧？数十年来，《孟子》一直在我床头、案头，孟子一直在我心头！而今，我怀揣一颗滚烫的心，把孟子和《孟子》带回我们的时代，与诸君共享！
聊以为序，求教方家！
柳恩铭撰于广州弘仁书屋
2024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