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揭示公元前500年前后,同在北纬25度到35度之间的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等同时诞生了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同时实现了人类终极关怀的觉醒,同时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思想和传统自诞生之日起一直深刻影响人类的生活。雅思贝尔斯将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这段时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个时期,中国诞生了孙子、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东方文明的代表人物。孙子开创了军事哲学,老子开创了自然哲学,孔子创建了人本哲学,墨子开创了工匠传统,孟子开创了民本政治,庄子开创了自由思想;他们的思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中国文化的根源基因和核心密码。后世学者对于孙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等先哲的思想只做解读和解释,唯独孔子开创的儒学,汉代被迎合皇权的犬儒董仲舒等集体改造异化为维护皇权、父权、夫权和既得利益的经学,宋代再次被程颐、朱熹异化为维护皇权、父权、夫权和既得利益的理学。时至今日,人们依然称汉代儒学为儒学,称宋明理学为新儒学,结果导致原始儒学的人本思想、民本政治、生本教育的本真逐步淡出,甚至被遗忘,而人们津津乐道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我撰写《论语心读》,期待国人重新认识原始儒学精神,是想告诉世人原始儒学本质是人本伦理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育哲学。解决今天的问题,人类依然需要孔子的智慧!
时至今日,在书本上写的,在书店里卖的,在课本上读的,在网上流布的,在民间传颂的,依然是汉宋两代儒学家的作品,人类文明最宝贵的原儒精神似乎正在和已经被人们忘记。辜鸿铭第一个将《论语》翻译成英语,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数十个《论语》的英语版本,要么尊宋儒,要么尊汉儒,却没有一本译介原儒精神。这导致西方世界一直以为儒学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甚至误认为女人裹小脚、男人留长辫都是儒家的套路。而真正的儒家人本伦理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育哲学却几乎完全不被外国人知道。返本而全面认识先秦儒学精神的中国人很少,国外对于先秦原始儒学精神根本都不知道。这在人类文化史上真是匪夷所思!
为什么两千年来,人们愿意深信汉儒而不能觉醒呢?首先,源于汉代以后部分读书人以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开创大汉雄风。事实是没有黄老之术与原始儒学并用的文景之治,没有文景时代以民为本的休养生息,没有不与民争利而储备的丰厚物质基础,就不会有“以文治武功,巩固大一统王朝”的汉武帝。汉代的繁荣实则是黄老之术与原儒精神滋养的成就。
其次,源于部分读书人以为盛唐气象源于汉儒文化的滋养。事实是,盛唐气象恰恰源于儒释道并用。李唐王朝为了江山的稳固,捏造自己是道家创始人李耳的后裔的事实,以增强王权的合法性;李唐王朝同时尊崇佛教,唐太宗支持玄奘西天取经,企图以佛教加持皇权的稳固性;李唐王朝同时也按照原儒民本精神治理国家,让国家有足够的时间、空间、资源繁荣生息。盛唐气象甚至是源于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发荣滋长。唐代都城长安,人口数量超过百万,世界半数以上的国家民族在长安留下了文化足迹,长安的繁华类似当代纽约。盛唐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其实是思想解放和多元文化的结晶。
原儒和汉儒、宋儒的本质区别到底在哪里?根本在于人本伦理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育哲学。
首先,原儒主张以人为本,强烈的人本意识,鲜明的人本精神,就是原始儒学的本质特征。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其价值链条是五张羊皮可以换一个奴隶,五个奴隶可以换一匹马,在《论语·乡党》却分明记载:马厩失火适逢孔子退朝。孔子关切地问:“有人受伤吗?不问马是否受伤。”《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有人以陶俑陪葬,温文尔雅的孔子居然说:“最先用陶俑陪葬的人,他断子绝孙啊。”孔子儒家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竟至于此,其人本精神如此厚重浓烈,遗憾却被汉儒、宋儒忽略。原始儒学是伦理哲学,是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哲学,是从天子以至于庶人修养身心的哲学,而不是纯意识形态,不是维护特权的工具。由此可见,汉宋两代儒学与原始儒学有着根本区别。
其次,原始儒学政治上以民为本,而汉代儒学以神为本,宋代儒学以理为本。孔子儒学的实践基础是周初的政治实践和礼乐文明。《论语·尧曰》说:“如果我自身有罪,不要牵连百姓;如果百姓有错,责任在我。”何其高尚的境界,何其强烈的情怀,何其勇敢的担当!更早的《尚书·康诰》说:“唯独天命不会永恒。”为什么?《尚书·泰誓》给出了答案:“天所看到的来源于人民看到的,天所听到的源于人民听到的。”周代统治者,正是在颠覆商汤政权的过程中,发现了“民心即天心,民意即天意”的惊天秘密。这种智慧,在《孟子》中表述得更加直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民本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缺少的只是一部宪法而已。孔孟以人为本的伦理哲学和以民为本的政治哲学,体现在国家治理上,就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谓政治是让民众像蒲草和芦苇一样发荣滋长,如此社会经济文化自然走向辉煌。而汉儒、宋儒作为意识形态参与国家治理,则是以浩荡皇恩泽被人民,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滴灌式的思想渗透。人民作为主体自觉和自然发展,与皇恩浩荡的涓涓滴灌,哪一种更加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这在今天的读书人看来,还需要再解释吗?
再次,原始儒学教育上以生为本,汉宋两代儒学却以师为本。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读过《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这堂课充分体现了先秦孔子儒家以生为本的教育哲学,课堂全过程体现了教学民主、因材施教、思想自由的教育取向。这堂课中折射出的师生关系,孔子之于学生如师如父亦师亦友亦知己。而汉代儒学中的师生关系变成了“设帷讲学”,课堂之中,师生之间连面都见不到,更遑论教学民主、思想自由;到了程朱理学时代,师生关系变化更大,学生对老师常行跪拜之礼。从哲学思想、政治智慧到师生关系,原儒和汉儒、宋儒可谓天壤之别,假如没有以生为本的自由、民主的孔门教育,很难想象有《论语》这部旷世著作传世。
除了人本伦理、民本政治、生本教育的根本区别,原儒与汉宋儒学在伦理价值中也几乎完全对立。比如“忠”的伦理,在孔孟儒学当中,就是恪尽职守,别无他意。孔子周游列国,与国君一言不合则拂袖而去,哪里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孟子对君臣关系表述得十分刚烈:“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主张的是君臣人格平等,哪里有“君为臣纲”?比如“孝”的伦理,孔子儒家强调“父慈子孝”而互为条件,到了汉代以孝治国发展到“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地步,宋儒更是以“理”加持“孝”。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迫切需要原始儒学人本伦理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育哲学的回归。而承载原儒精神最基础、最全面的莫过于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集体整理的语录体散文《论语》。读懂《论语》就能读懂原儒的哲学思想,就能让原儒文化精神滋养今人的生命。
时代呼唤人本、民本、生本智慧和精神!
柳恩铭撰于广州弘仁书屋
2024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