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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处于未成年到成年的过渡阶段，心理还未完全成熟。此阶段是学生转变为社会成人的关键转折期，面临着人际、学业和就业等各个方面的压力，容易出现抑郁症状。部分出现较少或较轻微临床症状的个体，在临床上未达到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多会用“抑郁”“抑郁症状”“抑郁情绪”“抑郁倾向”等进行描述；部分严重个体会被诊断为抑郁症。无论是否符合或进行过诊断，这些个体都不同程度遭受着心理痛苦和相应的影响。
相对于儿童和成人，青少年表现出更强的情绪敏感性，青少年时期也成为抑郁发生的敏感时期，且青少年抑郁是成年抑郁的先兆。
国际研究表明，抑郁症首次发作的平均年龄在25~30 岁，一些报告显示，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低收入国家抑郁症群体首次发作的平均年龄要早两年左右。一项在美国进行的大规模社区研究显示，18~25 岁人群的抑郁症患病率（约十分之一）高于其他任何年龄段人群。在全球范围内，大约40％的个体最初的抑郁是发生在20岁之前，大约50％的个体发生在20~50 岁，只有10％的个体称自己的首次抑郁经历发生在50岁之后（玛丽·简·塔基、简·斯科特，2021）。
青少年时期是抑郁发生的敏感时期，可能与青少年大脑的发展密不可分。青少年的大脑容量一般在12岁时达到成人水平，但大脑结构的变化需要更持续的发展。青少年的注意控制、认知控制和反应抑制等功能会持续改善，但与成人相比，这些变化仍不成熟，尤其是在社会认知和情绪方面（赵参参、张萍、张文海等，2017）。
一直以来，研究都称女性的抑郁症患病率是男性的两倍。不管是未经治疗的群体，还是接受治疗的群体，都存在这种性别差异。对青少年抑郁症的研究结果显示，在青春期后期，年轻女性的抑郁症发病率是年轻男性的两倍。这种性别差异除了女性更容易感知或报告痛苦，或更容易寻求治疗等因素之外，也可能受激素变化或脑区结构功能的影响。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男女抑郁症患者发病率的差异在青春期（11~14 岁）才开始出现，据此推测男女发病率的差异可能与青春期性激素的分泌有关。女性在生理周期等情况下的激素水平变化可能会对女性抑郁症的发病及病情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女性抑郁症与体内的雌孕激素分泌失调有关，而男性抑郁症则与睾酮水平有关（梅兰、邱丽华，2018）。形态学研究发现，青春期部分脑区存在性别差异，男孩的杏仁核、壳核、丘脑、脑岛喙的前扣带和颞上回的体积较女孩大，而女孩的海马、尾状核、尾前扣带回等的体积较男孩大。男孩杏仁核体积随年龄增长而增加，而女孩海马体体积随年龄增长而增加。且在大脑发育过程中，不同皮质区域的发育也是不同步的，前额叶的发育在男女性别上也存在差异。这些潜在的神经生物学机制解释了青春期抑郁症的性别差异（王熙、陈尚徽、高红琼等，2016）。
针对大学生抑郁症状的检出率，由于受研究对象、研究地区、样本量，及其他混杂因素的影响，不同研究显示的研究检出率的结果差异较大，不同类院校、不同学段大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在17.70％～ 48.24％。因此，有的学者对大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进行了元分析，如王蜜源等人（2020）对2009—2019 年的文献分析发现，大学生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24.71％。在国际上，有学者分析了近20年的有关文献，加权的平均患病率为30.60％（Ibrahim，Kelly，Adams，et al． ，2013）。整体来看，虽然检测工具不一，但检出率整体偏高且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在有关全球疾病负担的相关研究中，《柳叶刀》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抑郁症是全世界25 岁以下年轻人中负担最为沉重的疾病（双相情感障碍排名第四）。长期以来，抑郁症都被称为“精神病领域的普通感冒”。“全球疾病负担”研究表明，这种类比并不能反映出现代世界中抑郁症体验的现实，且有点过于天真。抑郁症的确非常普遍，这一点跟普通感冒一样；然而抑郁症并非某种温和或自我限制的疾病，它不会自行消失。
抑郁可能会导致一种隐形的失能，即担心如去做诊断并被确诊，向他人或社会透露后会招致不利的后果。有的大学生曾担心如果承认自己存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会面临学校劝退或影响求职等潜在的糟糕后果。也有的患者害怕自己会因此遭受同学或朋友的排斥。抑郁症患者在寻求帮助时的主要阻碍是会感到尴尬和羞耻，并认为专业人士可能会对自己做出消极的反应。
有关我国抑郁症患者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很多抑郁症患者更习惯于谈论自己的躯体症状。研究人员认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抑郁症患者可能习惯压抑或掩盖自身的心理问题，或者对自己的心理问题轻描淡写。如果将抑郁症的发作解读为个人懦弱的表现等，这种态度本身就会助长自我偏见，也会使个体容易因患病而感到羞愧，从而不愿承认自己的问题或主动寻求治疗。
大量研究也证实，抑郁症仍然会牵涉社会污名的问题。根据英国社会精神病学家格雷厄姆·克罗福特（Graham Croft）的观点，要解决病耻感的问题，需要考虑三个关键要素：知识问题（无知）、态度问题（偏见）和行为问题（歧视）。新西兰卫生部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发起了有关抑郁症公共卫生活动的评审工作，这项评审工作的具体内容涉及：对抑郁症相关症状的了解；知道抑郁症的风险因素能够得到改变；对求助抱有信心；对医疗专业人员的了解和态度；对自助和有效治疗的了解和态度；家庭和朋友对自助、求助和治疗的了解和态度；社会对抑郁症的态度（玛丽·简·塔基、简·斯科特，2021）。这份评估报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成功的反污名运动应该包含哪些重要的组成要素。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有探讨抑郁与创造力之间的联系。许多艺术家、作家等都经历过抑郁发作或双相情感障碍发作。一些有趣的研究也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在富有创造力的人身上，情绪障碍的发生率是否比我们预期的要高？美国的南希·安德瑞森（Nancy Andreasen）和阿诺德·路德维希（Arnold Ludwig）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项小样本规模的调查研究发现，在接受调查的作家中，有20％～ 50％的人患有某种形式的情绪障碍。这些作家中罹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是对照组的三倍，罹患双相情感障碍的可能性是对照组的四倍。
个体处于轻度躁狂状态时，思维反应可能会加速，也许可以在不同的想法之间建立起更为深远的联系，同时也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去抑制状态，从而对周围事物变得更加敏感，精力也会变得更加旺盛，对睡眠的需求变得更少。当所有这些一起发生的时候，一个人便可以达到比其他人更富有创造力的状态。我们比较容易理解轻度躁狂状态是如何促进个体的创造力的，但不太清楚的是抑郁的体验是如何提高创造力的。可能是抑郁所带来的情感和情绪的深度与强度，帮助他们拓展了自身的创造力。抑郁症或轻度躁狂的体验似乎可以产生某种洞察力，或者改变人的精力水平，从而可能让那些天生具有创造力的个体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创造力。但严重的抑郁和严重的躁狂，会使个体陷入迟缓或混乱的状态，使其创意无法发挥或被理解。这也可能意味着，适度而不极端的情绪波动可以促进创作的过程。
当然，并非说患有情绪障碍的个体都比他们的同龄人会表现出更多的创造力，且大多数具有创造力的个体并没有罹患情绪障碍。只是对于那些患有情绪障碍且具有创造力的个体而言，情绪障碍的某些症状可能会把他们的创造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青少年是自杀风险最高的群体。罹患精神障碍会增强自杀的风险，而其中最主要的精神障碍当属抑郁症。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做的各种研究也一再证实，精神障碍是自杀的主要原因，抑郁症成为预测自杀的最重要的风险因子。
青少年处于依赖的儿童和独立的成人之间的不确定性定位之中，往往遭受更强烈的困扰：我是谁？身处不确定的社会之中，该如何活下去？面对以下诸多问题，可能会导致青少年产生自杀念头或采取自杀行为：
①一段亲密关系的破裂
②家庭不和
③严重的身体健康问题或心理健康问题
④缺乏精神信仰
⑤生活缺乏方向感和目标
⑥学习成绩不良
⑦上大学的压力或从大学毕业的压力
⑧求职压力
同时，青少年容易将挫折所导致的部分自我的受伤看成是全部自我的受伤，可能会由感情破裂、考试失误或面试不顺等单一事件的发生而知觉为自己毫无价值。同时，绝望、孤独、无法表达的愤怒和内向的自我攻击也是预测自杀的风险因素。
与父母自我认同的脱离是青少年发展独立的自我所必需的。卡尔·门宁格（Karl Menninger）说过：“自杀或许永远都是一种心理谋杀，杀死憎恨的父亲或母亲，杀死内心的折磨者；自杀的过程几乎永远都伴随着自我整合的成分，还伴随着爱以及活下去和被人爱的愿望。”针对抑郁的治愈过程可将自杀计划转化为象征性地杀死虚假自我，使真实自我得以诞生。也就是说并非发生真正的死亡，而是通过象征性的死亡来实现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