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里斯蒂娃和罗兰·巴特将文本之间的关系阐释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这是基于对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基本特征的高度概括,是典型的广义互文。这种比较模糊与宽泛的互文定义,为学界不断解读和随意发挥提供了空间。随后,互文被大量使用、定义以及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互文理论应用的广泛性在于它囊括了文本间彼此依赖联系的各种表现形式。在互文文本分析中,诸如引用、暗示以及各种照搬仿写等手段,使得互文研究有了具体的寄托。
互文理论对于语篇研究、话语分析乃至语言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使我们能够在某一语篇或是其他语篇的相互关系中分析和评价该语篇结构的功能以及整个语篇的意义和价值,将语篇放在一个更大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组构成一个文本系统,从而更加完整而准确地理解语篇的意义。
互文理论的强大解释力逐渐为学界所意识到,并被运用到语篇、语用、话语分析等学科研究当中。但遗憾的是,互文研究并没有在理论上明确下来,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
问题主要表现为互文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观念阐释阶段,用文学批评或是文化理论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处理语言学的问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互文语篇分析的方法与模式。目前所关注的语言现象局限于互文理论已经注意到的引用、仿拟、讽喻、改写或是各种副文本上,在当前各种新型言语实践条件下,缺乏对新的语篇形式或现象的关注与研究。如缺乏对包含文字、音乐、图像、动画等多种表意媒体信息集合的超文本语篇或网络语篇等新的语篇现象的研究。
如程锡麟(1996)在梳理克里斯蒂娃、巴特、德里达、热奈特和里法特尔等互文理论的基础上,把互文分为广义互文和狭义互文。陈永国(2003)对互文的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认为互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的关系”,二是指“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秦海鹰(2004)结合前人对互文的研究成果,指出互文分为广义互文和狭义互文,但是他认为广义互文指“文学文本和社会历史(文本)的互动作用”,狭义互文指“一个具体文本与其他具体文本之间的关系”。三位学者对互文的研究都是在文学领域里展开的,狭义互文与广义互文的提法,可以促使我们在更大的语篇范围中解读和理解当前具体的语篇。但是,这种梳理和分析仍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因为根本就没有明确提出一套互文分析的方法,而是把互文理论看作可以直接分析的现成理论,忽视了互文关系建立的过程与方式及其对语篇结构的影响这些重要方面。
辛斌(2001,2008)对互文概念进行了介绍与梳理,认为语篇互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阅读方式,语篇意义是在阅读中建构的,读者阅读语篇是利用之前阅读活动中已有背景知识进行的无意识的意义创造;二是作者生成,互文是作者生成语篇时对先前语篇的指涉,是作者有意识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段和语用策略。辛斌虽然系统推介了互文,但是分析方法缺少可操作性。徐盛桓(2005)、武建国和秦秀白(2006)等虽探讨了互文理论对于语篇分析的作用,但在语篇分析的过程中多注重功能的解释而缺乏形式标记的验证。朱永生(2005)在专著中有专门章节讨论动态语境与互文问题,虽详细介绍了互文的研究框架(如引语、模仿、改写等),但遗憾的是都没有在理论上将其明确下来,或是建立一套语篇分析的模式。郑庆君(2006)分析了仿拟辞格的互文规律,提出了部分辞格与互文的对应假设,开拓了新的研究思路,但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仍值得商榷。祝克懿(2010)等从互文概念语言学化的角度,探讨如何促进篇章分析走向深入,并将互文关系形式化为函数表达式,这虽然推动了语篇互文分析的形式化研究,但是函数关系中又包含着大量的交际动因,使得分析方法存在某些主观因素。徐赳赳(2010)认为互文是“篇章的内容互用现象”,其虽论证了互文理论对语篇研究的作用,指出了互文涉及的语言问题(如引语等),却没有从形式和意义两方面展开对语篇关联性的分析。除了国内学者之外,互文理论还引起了韩礼德、卡颇、海兰德、威廉姆斯等一批外国学者的关注,他们分别从语域、语言认知、文本分析等角度展开研究。如韩礼德指出:任何语篇的部分环境是某些先前的语篇等。虽注重其他文本对当前文本的影响,但都没有确立具体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模式。
概括来讲,当前的互文研究注重将语篇放在一个文本系统中进行考察,有利于更加完整而准确地理解语篇的意义,但也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缺少系统的语言学的方法对这些互文现象做进一步分析,没有致力于将互文理论改造成语言学自身必不可少的理论组成;另一方面较难发现更多的互文现象,继而推动语言学研究走向深入。
因此,我们不仅要将互文概念引入语言学研究中来,引导学界对语篇系统性的关注,而且要对互文现象做进一步的语言学化的分析,致力于将互文理论改造成语言学自身必不可少的理论组成,并结合新时代出现的多样化的语篇形式,构建语篇互文研究新范式,对各类语篇现象予以透彻的理论分析和充分的结构阐释,推动篇章语言学研究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