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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殷企平在《外国文学评论》发表了《谈“互文性”》
一文，引入互文的概念并探讨了其具体表现形式，如文本的改写、完成和阐释等，认为互文是将一个文本放在更大的文本系统和关联体中考察，即使是两个文本之间是无意识的关联，那么当前文本也会受到环境、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体现出一种间接的互文，最后指出互文的不足在于过度关注文本外部，而忽视了文本自身。1996年程锡麟在《外国文学》发表了《互文性理论概述》
，对互文进行了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界定：狭义的互文定义以热奈特为代表，指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广义互文以罗兰·巴特和克里斯蒂娃为代表，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并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他们同时指出互文理论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忽略了作者的作用，同时在作品的阐释问题上走向了相对主义，某些极端的主张甚至走向了不可知论。
之后，随着国内文学理论界对互文理论和分析方法的不断引入和推介，互文概念开始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文化批评理论与言语实践中，主要集中在叙事学、话语批评、文学理论等领域，研究内容主要为互文在文本间的作用，微观方面研究引文出处、文学典故、惯用语、文本改写与诠释等，宏观方面主要研究语类、话题、结构之间的互文关系。
秦海鹰（2004）梳理了互文理论的渊源与流变，指出若将互文从过于宽泛模糊的理论话语变成一种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我们不仅有必要把一些属于传统修辞学领域的现象吸收进来，作为互文写作的具体形式加以分类考察，而且有必要对容易造成模糊认识的基本问题给予更细微的辨析和界定。她将互文定义为：一个文本（主文本）把其他文本（互文本）纳入自身的现象，是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发生关系的特性。这种关系可以通过明引、暗引、粘贴、模仿、重写、戏拟、改编、套用等互文写作手法来建立，也可以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通过读者的主观联想、研究者的实证研究和互文分析等互文阅读方法来建立。其他文本可以是前人的文学作品、文类范畴或整个文学遗产，也可以是后人的文学作品，还可以泛指社会历史文本。
互文理论的强大解释力，引起了语言学界对互文的关注。互文理论对语篇分析、语用分析、话语分析以及功能语言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基于互文理论的话语分析旨在深入探究文本、话语与社会、文化、权力等复杂关系之间的互文现象。这种结合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话语的意义和功能，还能揭示话语背后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
互文理论为话语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互文性强调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在批评话语分析和话语分析中，这种互文性观念使我们能够关注到文本、话语之间的互文手法，以及它们是如何在相互参照和影响中构建意义的。话语分析则更侧重于对具体话语的详细解读，包括话语的结构、功能、语境等因素。话语分析通过对话语进行解构和重构，揭示出其中隐藏的互文关系和深层意义。这种分析方式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话语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下产生和传播的。
通过互文理论的视角，我们可以识别出话语中的互文现象，如引用、隐喻、暗示等，并探究它们是如何构建话语的意义和功能的。我们可以进一步揭示这些互文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以及它们是如何被用来传递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
刘承宇（2002）按照韩礼德对互文的划分，从语篇的经验特征、逻辑序列类型、人际特征和固定表达法四个方面对语篇之间的风格、结构层次、话题推进、使用手法等进行互文关联分析，以此揭示英汉民族思维模式、文化特征、语言特征等方面的异同。赖彦（2009）对新闻标题进行了互文研究，指出语言本质上的对话属性使得新闻标题的话语互文有了客观存在与被理解的基础，互文的主体观注重多重主体的交融，它体现在作者、读者、解释者的关系当中。话语实践中新闻标题的话语互文具有社会意识形态意义的介入成分，话语生产者和接受者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其互文的影响和制约。娄开阳、徐赳赳（2010）以平行报道和延展报道为材料，认为平行报道的互文在时间上是封闭的，而延展报道在时间上是开放的；平行报道在内容互文上尽管有事件的简单或详细的报道，还可能有背景知识、评论等内容出现，但都是围绕“核心事件”的，而延展报道随着核心事件的发展，在报道上也是不断推进的，新信息不断出现。文章还分析了形式互文和指称的关系，作者和读者对互文关系不同理解的各种情况。
基于互文理论的系统功能分析旨在深入探究文本或话语中互文现象与其在特定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实现的系统功能之间的关系。这种分析方式不仅关注文本或话语的互文性，即它们如何与其他文本或话语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还强调这些互文现象如何共同构建和传达特定的意义和功能。
同时互文理论为系统功能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互文性强调任何文本或话语都是对其他文本或话语的吸收与转化，它们彼此关联，形成一个开放的网络。在系统功能分析中，这种互文性观念使我们能够关注到文本或话语如何与其他文本或话语产生关联，并共同构建特定的意义和功能。
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和功能性，认为语言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进行交际和表达意义的工具。基于互文理论的系统功能分析将这一观点与互文性相结合，探究文本或话语中的互文现象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实现其社会功能的。例如，在政治演讲中，演讲者可能通过引用历史事件、名人名言或文化符号来构建自己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从而影响听众的态度和行为。此外，基于互文理论的系统功能分析还关注文本或话语中互文现象的动态性和系统性。动态性意味着互文现象是随着时间和语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而系统性则强调文本或话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的互文现象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因此，这种分析方式需要综合考虑文本或话语的整体结构和局部特征，以及它们与特定社会和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基于互文理论的系统功能分析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和技术。例如，可以通过文本对比和引用分析来揭示文本或话语中的互文现象；通过话语分析和语境分析来探究这些互文现象是如何在特定语境中实现其社会功能的；通过语料库分析和统计方法来量化分析互文现象在文本或话语中的分布和频率。
朱永生（2005）则在其专著《动态语境论》中单独列出一个章节研究互文与语境的关系，并指出互文研究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第一，互文通常出现在同一社会活动中功能相关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成部分之间，如同一个故事的开头、中间及结尾。第二，互文可以出现在同一社会活动同一组成部分的不同方式之间。如同一个故事不同的结尾方式。第三，互文也可以出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相同或类似主题的语篇之间，如莎士比亚的原著和改编的电影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互文的本质要求人们把互文从根本上看作一种互相扩展的意义关系，即一个语篇中的某个意义与另一个语篇中的某个意义彼此一致或是重叠的关系，因此不能判定不同的语篇中使用了一些相同的词语或结构便具有互文关系。如果两个语篇所表现的主题有所关联，即使彼此只出现了同义词或比喻形式，也有可能具有互文关系。也就是说，意义上的联系远比形式上的挪用更重要。另外，互文关系不仅受到情景语境的制约，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受文化语境即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活模式的左右。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语篇互文的过程中，要注意语篇中哪些声音在说话，来自何处，他们之间有哪些历时文化和社会根源，以及他们在语篇中如何得到体现。
郑庆君（2011）认为仿拟辞格利用旧有的模式创造新的语义内容，那么在旧、新之间便建立对话关系，探讨和验证互文特征与部分汉语修辞格的对应关系假设。认为互文的典型特征对应典型的互文辞格，互文的非典型特征对应着非典型性的互文辞格。夏家驷、时汶（2003）认为：对先期文本互文关系的分析可加深我们对翻译过程的理解，想象与联想的方式对文本重构有着特殊的意义。找寻互文语篇之间的形式标记有利于发掘文本间的关联，对理解当前文本有着促进作用，但是文章并没有指出具体的方法和研究路径，至于联想和想象的方式更是由于阅读者知识背景的差异而难以落到实处。
研究者们接受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使得互文性的研究超越了文学领域，进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这为我们理解语言中的对话性和交流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互文理论的语言学化改造主要体现在将互文性概念引入语言学研究，从而深化对语言现象的理解。这种改造不仅拓宽了语言学的研究视野，还提供了更全面的方法来分析和解释语言文本。在互文理论的语言学化探索过程中，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语言的意义和功能。这种改造强调了语言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织，使得语言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其他文本形成互动的网络。
在语言学中，互文性被看作是不同语篇之间形成的意义关系，但更深入地，它被视为一个语言、社会、评价与认知的多维互动过程。这意味着互文性不仅仅是文本之间的简单引用或模仿，而是涉及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和认知背景。但是语言学研究下的互文关系，又必须找到相应的形式手段来凸显或固化互文的语篇分析和语言研究的功能。因此，互文的形式和功能的研究得到更多关注。
武建国、秦秀白（2006）指出篇际互文（interdiscursivity）是指特定语篇中不同体裁、话语或风格的混合与交融。将篇际互文和顺应性结合，并从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实体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四个方面入手。文章对顺应性研究有了具体的依托，但是各种体裁内容融合下的互文现象，单纯依靠顺应理论很难解释清楚，而且理论本身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语篇语义的分析得不到形式标记的验证。辛斌、赖彦（2010）从语言学角度探讨了语篇互文分析的理论基础、目标与原则、方法及应用价值，并评析了三种方法：一是社会符号学分析方法，可以从互文资源的改变程度、互文参照的明示程度、对读者理解的重要程度、使用其他文本的比例、结构的无边界性等几个方面来研究。指出不管是否意识到互文在意义生成中的作用，对语篇的分析必须明确互文关系可能产生的意指。二是批评语言学分析方法。考察互文与意识形态（ideology）和霸权（hegemony）斗争等之间的话语权力关系，揭示社会意识形态成分介入文本的形式特性及其有助于维持或重建话语权力关系的功能，进行建构话语的互文关系的“话语秩序”的分析。三是认知语言学分析方法，如概念整合理论对互文语篇分析的作用等。文章对互文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多角度的思考，注重形式的分析，避免互文研究走向空泛。祝克懿（2010）指出源文本与当下文本产生互涉关系，是由多种交际动因决定的，如社会文明的程度、风俗时尚、感性思维的习惯、知识结构、语言素养、兴趣爱好等都可能任意组合交叉，形成不同的映射因素。而只有映射因素制约下的文本互涉产生，对应的互文关系形成，互文本才有可能转化为现实性。并把互文关系理解为一种函数关系，展现语篇的生成是一个立体动态过程。互文载体形式可能是词语、句子、语篇等口头、书面的文本结构，也可能是图片、音像制品、网页等超文本，这种看法突破了传统互文研究仅关注语言文字形式的局限。文章认为人们大脑中的共同知识、话语主体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这种难以直接描述的信息板块、记忆单位都参与到互文关系的建构中，它们之前存在于 Y 文本集合这个可能世界里，这些形式不管是实是虚、是文字还是音像图形，它们都必须由一定的交际动因所激发，并与当下文本确立一种互涉的函数关系，才能成为 X 文本集合中的互文成分。马国彦（2010）首先指出互文不仅存在于语篇之间，而且存在语篇之内，即自互文现象。这突破了传统互文理论的看法和认识，讨论了元话语标记作为主文本，接纳发话者自己的话语为互文本的自互文结构，并结合具体语例分析了自互文结构的三种类型：明示主观情态自互文、明示人际互动自互文和明示话语组织方式自互文。通过元话语标记发掘来研究互文语篇结构，推动了互文理论的研究走向深入。但是文章对三种类型的划分标准并不清晰，导致部分元话语标记归类不清，而且元话语标记的语篇意义以及在语篇结构中的层次性没有得到论证。
徐赳赳（2010）从篇章互文研究中的引语、元话语等方面展开，对互文理论的语言学研究框架进行探讨。作者强调互文作为语篇分析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手段，对语篇结构和语篇意义的建构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并没有提出一套可以操作的互文语篇分析的具体方法。如文章将引语分为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套用等，对引语的形式类别进行了详细的划分，但是对引语究竟是如何影响语篇结构的，引语的实现方式以及引语如何从其他语篇中被嵌入当前语篇都没有涉及。而相对来讲，单纯对话形式的引语，对互文语篇结构的意义并不显著。邓隽（2011）归纳了三种依次包孕的互文类型，分别是心理联想互文、文本印迹互文、语言形式互文。认为语言学研究需要的是语言形式的互文，并探讨了互文发生的两种语言形式，区分了内入式互文和外接式互文，以及各自的互文标记。并结合具体的主报道新闻语篇和解读报道新闻语篇及其链接二者的功能标签进行互文分析，具有了现实的可操作性。但是作者在对互文形式进行分类时，文本印迹互文和语言形式互文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区分，这可能会导致研究范围的模糊。
基于互文理论的多模态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旨在探讨不同模态（如文字、图像、声音等）之间的互文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共同构建意义。这种研究方法结合了互文理论的优势和多模态分析的特点，为我们理解文本、图像、声音等多媒体元素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基于互文理论的多模态研究关注不同模态之间的引用、模仿、改编等互文关系。这些关系不仅存在于同一模态内部，也跨越不同模态之间。例如，在广告中，文字描述可能与图像内容形成互文关系，共同传达产品的特点和优势。这种跨模态的互文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多媒体文本的整体意义。
多模态研究还关注不同模态在构建意义时的相互作用和协同作用。不同模态之间可能存在互补、强化或对比等关系，这些关系共同影响着文本的意义表达。例如，在电影中，画面、音效、文字等多种模态相互交织，共同营造氛围，推动情节发展。通过对这些模态的互文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电影的叙事策略和表达效果。
基于互文理论的多模态研究还关注媒体文本与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之间的互文关系。媒体文本作为社会文化的产物，必然受到特定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影响。通过分析媒体文本中的互文现象，我们可以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进而理解媒体文本如何反映和塑造社会现实。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基于互文理论的多模态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定性方法可以通过深入分析具体案例来揭示不同模态之间的互文关系和意义的构建过程；定量方法则可以通过统计和比较大量数据来揭示互文现象的分布和特征。这些方法相互补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多模态文本中的互文现象。
朱全国（2013）从传统诗画关系出发，指出文字符号与语象之间处于不同的层次。语象和图像都具有通过隐喻的方式表达意义的功能，语象和图像可以深化或提示对方表达不足的方面，从而形成互提的实质。聂绛雯（2014）指出图像与语言文字之间在表达上具有互文关系，图像与文本具有语言指引标记、记号指引标记、图像说明三种互文形式标记，为图像与文本的分析建立了可操作的分析关系。周毅、王建华（2016）指出政务新媒体多模态话语“图-语”互文的“图”具有标识性、人像化和低信息值特点，“语”有锚固和补全图像意义的功能。王莹、辛斌（2016）选取德国《明镜》周刊的封面语篇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探讨分析这类语篇的互文性的理论路径，而后结合实例，说明如何考察这类语篇在形式和意义生成方面的特点。侯建波（2019）结合多模态和互文性理论提出适合网页新闻漫画的多模态互文性资源系统，分析凤凰网《大鱼漫画》栏目涉及美国议题的网页新闻漫画，指出多模态文本间互动构建了网页新闻漫画的功能，形成人际关系构建、评价网页新闻、故事化新闻情节和调侃新闻人物的功能。邓谊、冯德正（2021）结合体裁分析和多模态话语分析构建了多维度框架，对新冠疫情期间企业微信推文的话语类型、语步、交际目的和多模态符号资源进行质性和量化分析。张德禄、张珂（2022）发展了一个把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和多模态积极话语分析理论融为一体的多模态批评（积极）话语综合分析框架，并通过对两个多模态语篇的实例分析做了说明。姚远（2023）考察了综合运用文、图、影、声等多模态的多元立体开放式结构，归纳其特具的“精”“畅”“感”“联”四大特征，建构在线语篇生成与评判规范标准。王海峰、郑琪（2024）结合多模态分析手段，试图从表意系统互文、中外文化域互文和联想互文三个层面对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中的建筑术语翻译进行研究分析，并探讨多模态建筑术语互文在术语概念、文本意义和文化价值层面形成的语用功能与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