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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界以及语言学界都基于研究的需要，在对互文理论进行定义和阐释的基础上，往往还会对互文的具体类别做出划分，以利于互文的具体可操作化而避免走向空泛。我们对此进行梳理与评析。
克里斯蒂娃（1986）基于索绪尔结构主义对语言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分析，并根据文本之间的关联性，将互文表示为横向轴（作者—读者）和纵向轴（文本—背景），认为一个文本在另一个文本中出现导致横向轴和纵向轴的重合。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将互文区分为水平互文（horizontal intertextuality）和垂直互文（vertical intertextuality）。水平互文指某一话语与其他话语之间的对话关系，垂直互文是指某一语篇之外的相关语境，即从各种角度以各种方式审视的与当前语篇存在关联的其他语篇。克里斯蒂娃将互文两分，并指出可以通过增删或扩展的方式，实现一个语篇向另一语篇的转换，其划分互文类型的目的在于对语篇的对话关系进行评析，因此在分析时并没有强调互文的形式依据。克里斯蒂娃定义的水平互文是强调话语之间的对话关系，而垂直互文则是强调理解一个语篇时需要考虑与当前语篇相关的语境。这些使得人们在理解某一语篇时必须具有相关的知识，否则阅读无法进行。
斯塔姆认为，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更多强调文本的外部关系。“词的状态”不仅被外部的“纵、横两方面加以界定”，它还有“深”的一面，即内部的上下文联系。同一文本内部各种要素之间也可以构成关系，即“外互文”（extratextuality）和“内互文”（intratextuality）的划分。
斯塔姆从微观角度定义了语篇的概念，将语篇内部由于话语层次的不同而形成的语篇结构关系也看作互文关系，使得互文为语篇内部结构分析打开了新视野。
斯塔姆所说的内互文和外互文是对文本关系的两种重要划分。外互文性是指文本的外部关系，即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联和互动。这种关系可能表现为引用、模仿、重构等形式，反映了文本在更大语言背景中的位置和影响。内互文性则关注同一文本内部各种要素的关系，即文本内部的互文性。在史态类新闻中，内互文性主要表现在文字、图像、音频、动画以及视频等多种因素的相互指涉上。以电视深度报道为例，其中的文字、图像和声音等元素必须相互依存、相互印证，以构建完整和清晰的意义。
在斯塔姆的理论中，内互文性和外互文性共同构成了文本的复杂网络，其中每一个元素都与其他元素相互关联，共同构建文本的意义。这种对文本关系的深入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分析文本，揭示其背后的深层含义和社会文化背景。总的来说，斯塔姆的内互文和外互文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理解和分析文本，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挖掘文本的意义和价值。遗憾的是他并没指出分类的依据以及建立可操作的分析体系。
Laurent Jenny（1982）将互文分为强势互文（Strong intertextuality）和弱势互文（Weak intertextuality）。强势互文是指从一个语篇中可以明确识别出其他语篇的话语，如引语、抄袭、转写等。弱势互文是指读者通过阅读当前语篇，能够通过语篇语义的关联，联想到其他语篇，如相似的话题或观点。 [1] Jenny在强势互文中明确了文本之间的界限，并对引语等语篇嵌入行为进行了说明。从语篇形式的角度入手，但没有依据具体语篇进行形式意义的分析。特别是弱势互文，强调联想关系，语篇之间的关联性容易走向空泛，缺乏可操作性。
强势互文和弱势互文是互文理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主要描述了文本间互文关系的不同形式和程度。强势互文性指的是在一个语篇中明显存在与其他语篇相关的部分，这些部分可能是直接引用、明显模仿或对其他文本的显著借鉴。这种互文关系在文本中非常明显，读者可以直接感知到，不需要进行过多的联想或解读。例如，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可能会发现某部作品对另一部作品的情节、人物或主题进行了明显的借鉴或模仿，这就构成了强势互文性。
相比之下，弱势互文性则更为隐含和微妙。它指的是在一个语篇中存在与其他语篇相似的观点、主题或意义，这些相似之处可能并不明显，需要读者通过联想、比较和解读才能建立起不同文本之间的联系。弱势互文性更多地体现在语义层面，它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背景知识和解读能力，才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文本间的互文关系。
在实际应用中，强势互文和弱势互文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文本的意义和背景。通过对强势互文性的分析，我们可以揭示文本间的直接联系和借鉴关系，从而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文本间的相互影响。而通过对弱势互文性的分析，我们可以挖掘文本背后的深层含义和文化内涵，理解作者的观点和态度如何与其他文本产生共鸣或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强势互文和弱势互文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实际分析中，我们需要根据具体的文本和语境来判断互文关系的程度和形式。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互文理论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理论观点的出现，我们对强势互文和弱势互文的理解也可能会有所变化。
1982年热拉尔·热奈特的《隐迹稿本》提出了“跨文本性”概念，并将其作为文学创作的对象，根据一个文本是出现在另一文本还是从另一文本中派生出来，将跨文性按照文本类属关系划分为互文性、副文本性、元文本性、超文本性和统文本性五种类别
，以此界定文本之间的不同关联。这一概念解决了互文相关概念不清的问题，强调互文的联系和转换功能。热奈特在互文中强调文本之间联系的功能，在超文本性里讨论文本转换的动态效果。对于互文，热奈特还指出了几种具体形式：一是具备引用标记的引用的形式；二是没有标注的抄袭的形式；三是暗示的形式。读者必须掌握当前文本与另一文本之间的转换关系，否则当前文本就很难被接受，如暗示、反语、双关、模糊语等。这种分析使得互文和超文本性是明确可识别的，并极大程度地形式化，使得互文的概念更加具体，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但是遗憾的是，热奈特并没有将其理论化、模式化，而只是对其进行了定义与说明，并没有结合互文语篇进行深入分析。
克里斯蒂娃、杰尼、热奈特对互文的划分不同，注重形式的程度也有差别，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研究目标，就是强调语篇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的发掘是为文学批评和话语分析服务的。这也导致互文理论在阐释上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因此很难在理论上固定下来并建立互文语篇分析的一套基本模式。
费尔克拉夫在其专著《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从文本、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三个向度对互文进行了阐述，并借鉴法国话语分析学派使用的术语，将互文分为表层互文（manifest intertextuality）和深层互文（constitutive intertextuality）。
表层互文是指特定的其他文本被明确地吸收到一个文本之中，主要表现为序列型互文、嵌入型互文、混合型互文三种形式。表层互文可以通过话语描述、预先假设、否定、元话语、讥讽等方式实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界限标记的，另一类是没有界限标记的。
深层互文则是隐性的，一个语篇隐含着其他语篇的语言特征，一个语篇可以以引语的方式引用另一个语篇话语，也可以通过改写、模仿等方式对语篇进行转换。根据费尔克拉夫的理论，表层互文可以包含五个范畴，即话语引述、预设、否定、元话语和反语。相对于表层结构，深层互文体现在它包含了形成一定篇章的各种篇章规约结构，诸如与不同篇章实践相关的体裁、话语或文体等。
在分析文本时，结合表层互文和深层互文的理论视角，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和解释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表层互文性提供了文本间直接关系的线索，而深层互文性则揭示了文本背后的深层结构和文化内涵。这种结合性的分析方式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挖掘文本的价值，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文本的社会文化背景。
费尔克拉夫采纳了福柯等人的“互文”概念，并将其进一步发挥，第一次从话语批评的角度对互文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明确划分了互文语篇的具体形式，这些形式使得互文变得更为具体，更加系统地阐释了互文概念对于话语分析所具有的潜在意义，这也为语篇的互文分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的互文语篇分析多受其影响或启发。但是费尔克拉夫的互文分析是结合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而进行的，互文类别划分还有不清晰和值得商榷之处，例如他将预设作为明确互文的一种形式。如果将预设作为互文的一种形式，互文又重新回到了“文本皆是互文”的克里斯蒂娃时代。虽然他将互文作为话语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却没有将互文分析从话语分析中独立出来，建立一套完整的互文语篇分析体系。另外，明确互文仅有形式分析，还不能将互文完全厘清，因为一个词语由于高频使用或者其他原因必然在多个语篇之间出现，但是不能说由于某一个共同词语的出现，这些语篇之间便具备了互文关系。还有一些语篇中可以明显看出引用别人的话，但是没有注明暗引的情况，作者并没有考虑在内，而这种暗引的方式在语篇中经常出现。另外，有时明确互文和构成互文彼此交错融合在同一语篇内，费尔克拉夫的分类方法很难将其完全区分开。互文分析，除了互文形式外，还要结合互文语篇的意义，从形式意义相结合来入手，而费尔克拉夫对于深层互文显然缺乏必要的形式分析。
互文理论被引介到我国之后，互文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语言学发展角度来看，互文的形式化程度越来越高，并且更加注重从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来进行语篇互文分析。
辛斌（2000）从阅读者的角度将互文划分为具体互文和体裁互文两种。具体互文是指篇章包含具体的来源，即写作主体明显引用他人话语，“涵盖强势互文、显性互文和不加表明引用他人话语而产生的互文关系”。体裁互文是指在一个篇章中不同风格、语域、体裁的混合交融，即巴赫金（1981）所说的“异体语言”。他认为体裁互文涉及集合主体，如某一社会阶层或群体，并指出互文分析必须摆脱客观描写的实证主义的影响，注重语篇互文功能的分析。
辛斌希望从阅读者的角度对互文进行有效区分。如将暗引的使用划为具体互文，将风格语体等因素划分为体裁互文，其目的在于使分类更加细致和清晰。显然，辛斌的研究主要关注文本之间的语义关系，因此相对于实证更强调功能。这就使得互文在类型划分完毕之后，具体类型的分析和操作方法难以找到归宿。特别是体裁互文，缺少了形式依据，只能使得文本的解读出现“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现象，最终又使得互文回归了主观体验。另外，暗引的情况和风格、模仿等应该属于同一类型，因为我们不能明确地将其从一个语篇中分离出来。当然，即使是风格框架的模仿，我们也可以发掘形式标记，如韵律特征、虚词、字数、段落结构等。因此，互文类型划分之后如何有效对语篇结构进行分析是关键。
刘辰诞、赵秀凤（2011）认为，互文的体现方式有两种：形式互文和语义互文。形式互文是指用具体的语言符号体现出来的互文关系，可以分为符号互文和结构互文。符号互文是指某一语言形式在另一语篇中的重复使用，最典型的是引语和典故。结构互文是指一个语篇中某种特定的明显的结构特征在其他语篇中的重复使用，如法律文本中某一格式的重复使用，这些形式使得语篇在语言结构上相互指涉。“语义互文是指篇章功能上的互文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同一体裁的篇章之间的互涉关系。每一种体裁都有自己的社会功能和意义潜势。作者和读者通过体裁的这种互涉性可以分析语篇的各种类型以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使用时的混杂现象是怎么样反映意识形态的。”
刘辰诞、赵秀凤基于语篇分析形式和意义结合的考虑，将互文类型划分为形式互文和语义互文，指出了互文语言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只有形式和语义的结合才能完整发掘语篇意义和结构特征。但是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对形式互文做进一步的说明，将形式互文划分为符号互文和结构互文的同时，没有进一步厘清互文中语言符号的同指现象与互文关系的差异（如不能因为两个语篇都评论了《西游记》，而简单断定两个语篇间具有互文关系），没有区分语言的体式风格与互文的关系的差异（不能因为风格、体裁相同而简单划定为互文关系，如不同药品的说明书是否具有互文关系，作者认为如果语篇的互文关系无所不在，那么互文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邓隽（2011）在归纳互文本质的基础上，指出互文研究体现在三个层面：心理联想互文、文本印迹互文、语言形式互文。三者层层包孕，以心理联想互文范围最广，文本印迹互文次之，语言形式互文范围最小。其认为语言形式的互文研究才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指出“凡是从一个文本中能够分析出来任何其他文本对它产生了影响，这些文本之间就有了互文关系”，并结合新闻主报道语篇和新闻评论语篇的互文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邓隽从意义和形式两个方面关注互文，这种考察较为切合语言学的研究现状，符合语言学形式和意义的相互验证的基本特征。在此之前，语言学界对互文的考察缺乏系统性方法和形式化操作，较少关注互文在语言形式方面的表现。我们知道心理联想的互文形式普遍存在于语篇的产生与文本的接受过程（如阅读）中，由一篇文本生发开来可以联想到多个相关的语篇。但是，心理过程是临时偶发的、转瞬即逝的念头，我们能够感知，却无法将其形式化呈现出来，无法再现它的链接路径。要想清晰描绘出构成互文关系的文本间的联系，必须找到客观证据，因此心理联想形式互文的操作性不强，对语言学研究的价值有限。
如果在心理联想发生时，能够发现并找出文本间相互关联的印迹，那么就进入了文本印迹形式的互文研究。语言学要求以实证科学的态度进行研究，因此文本印迹形式的互文研究是可取的。但是文本印迹的有无是一个动态发生的过程，而且文本印迹关联证据的多少也有程度上的差异，这对语言学的价值也有所不同，如语词的引用、句式的套用、结构的模仿，文本的评论或是毫无形式标记的剽窃等。这些形式上可辨识的或是语义上可论证的文本印迹，都可以作为判定互文关系的依据。仅仅依靠文本印迹，又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我们不能说存在一致之处的两个文本就一定存在互文关系，我们要弄清这种一致之处是文本间的互文联系造成的，还是作者自身因素或同名巧合造成的。例如，两个从未有所交流的评论家对小说《西游记》做出非常相似的评论，我们不能说这两篇评论本身就存在互文关系，但是如果一位读者在检索《西游记》的相关评论时，检索到了这两位评论家的评论，并且为他所用时，那么这两篇文本就在读者这里构成了互文关系，因为这两位评论家共同解读《西游记》这一语篇。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文本印迹互文也存在难以判断和难以操作的情况。
虽然文本印迹互文的形式特点使得互文研究的范围缩小，为展开具体的互文分析提供了便利，但是在文本印迹互文中，由于语义论证（如同一观点或风格）的形式主要依靠文本生成者个人化的论证活动且存在文本巧合的可能，这与语言学研究要求形式明确的特征相违背，因此很难完全将其纳入研究范围中。
通过上述对互文类别划分演变历程的系统梳理，我们发现：语言学化框架下的互文研究必须遵循形义结合的研究原则，在以形式为依据进行操作的同时，要充分考察语篇之间的意义关联。互文理论的语言学化，就是要探索语篇互文的语义规律和形式表征，进而研究互文对语篇及其语篇结构的影响，推动语篇分析走向深入。
[1] Laurent Jenny．“The Strategy of Forms”．In Tzvetan Todorov（eds.）． French Literary Theory Today ： A Reader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3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