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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篇”，英文术语text，汉语一般将其翻译为“篇章”“语篇”或“文本”，且常常与另一术语discourse（“话语”）混用。作为一种实际使用的语言单位，语篇是交流过程中一系列连续语段或是句子构成的语言整体，语篇一般具有形式衔接、语义连贯等特征。随着语篇研究的发展，语篇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语篇”是指具有独立交际功能的篇章，如一篇新闻报道、一首诗歌等，相当于传统意义的“篇章”。如黄国文先生的《语篇分析概要》（1988）、刘辰诞先生的《教学篇章语言学》（1999）以及郑贵友先生的《汉语篇章语言学》（2002）都倾向于此种定义。
而广义的“语篇”不仅包含具有独立交际功能的完整的篇章，还可以是一个篇章内部相对独立的语言单位。它既包含“篇章”又包含“话语”，甚至可以是一个词或是一个短语。根据系统功能语法的观点，语篇是一个语言使用的单位和语义单位，它不是一个比句子大的语法单位，或者说二者并不存在范围大小关系。如王宗炎的《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1988）对篇章和语篇的界定是：“口头或是书面语的一个单位，或长或短，一个语篇可以是一个词，如书写在出口处的‘Exit’，也可以是很长的一段话或者文字，如一次布道、一本小说或一场辩论。”哈里斯在其 Discourse Analy sis （1952）一文中也持此类观点。胡壮麟在其《语篇的衔接与连贯》（1994）一书中指出：他所采用的语篇概念是广义的“语篇”，统指“话语”（discourse）和“篇章”（text）。
本书的“语篇”采用广义语篇的概念。原因在于：从微观入手界定语篇有助于深入研究语篇材料，更好地发掘语篇新现象或是在传统语篇中找出创新点。如对网络语篇、超文本语篇，或是对独白、引语等语篇形式的研究。不仅语篇之间存在互文关系，而且由于话语层次关系的不同，在同一语篇内部也存在互文关系，会话语篇中普遍存在这种现象。从语篇的微观研究层面来着手，能够深入分析篇章内部不同语言结构的对话关系。而且在当前多媒体语言大发展的形势下，语篇的表现形式也突破了语言文字的单一性而走向多元化，传递的信息已不再由单一媒介组成，而是文字、数据、图像和声音等融为一体的超文本语篇。与传统语篇相比，网络大发展时代的语篇现象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和规律：语言文字、非语言符号（表情符号、标识等）、图片、视频、音频等，它们都可以作为意义的载体，执行着信息传递的功能。全方位调动视听符号成为当前叙事语篇的一大亮点。因此，语篇研究范围还包括了图像、音乐、符号等多种媒介载体。
“文本”一词同样是源自英文，即text，还可以表述为“本文”“正文”“语篇”等。目前，它被较为活跃地使用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中，也常被用于语言学或是文体学中。其含义的丰富性以及不确定性，给实际的理解和区分带来一定困难。一般来说，文本是指有待读者阅读的，由一定的语言衔接或语义连贯的规则而组成的语句或语句系统。
本书的核心概念是语篇，研究对象是语篇中的互文现象。我们知道，互文理论在文学理论或批评中得到广泛研究，文本的概念又被大量涉及和广泛使用，因此，为了保持承继性而继续保留这一广泛使用的概念，以避免概念的混乱。“文本”的概念和本书研究“语篇”的概念基本一致。在论及文学理论方面的相关观点时，为保留原有话语特征或引用规范，本书使用“文本”的概念。
克里斯蒂娃认为，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但互文不能被理解为摘抄、粘贴或仿效的过程，而是指文本中吸纳的语义成分总是超越当前文本的范围而指向其他先前文本，从而将当前话语置入更大的社会文本中。在克里斯蒂娃看来，互文既不是某一类文本的文类特征，也不是具有某种文类特征的文本，而是一切文本的基本特征。克里斯蒂娃虽然首创“互文”这一术语，但是她并没有使用过“互文本”这一概念。在她的互文体系中，互文是指来自其他文本的语句在当前文本中被重置、被打乱、被重新分配的动态过程。“文本”概念本身也是一个动态过程，而并非一个实体。这也导致她不关心如何从文本中识别和提取另一个文本的成分的问题。
后来的研究者在互文研究中派生出了“互文本”。文本和文本之间的转化吸收的关系是互文，而具有互文关系的文本自然而然就成了“互文本”。克里斯蒂娃认为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因此罗兰·巴特便顺理成章地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即在一个文本之中，可以不同程度形式地辨认出存在着其他文本，一切文本都是互文本。
实际上，互文的概念一产生就出现了如何定义“互文本”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界就展开了讨论，分歧的焦点在于：“互文本”是指文本本身还是指嵌入一个文本中的另一个文本？
有的学者把吸收了其他文本的文本叫作“互文本”，也有的把“互文本”当作一个集合来使用，它是“处在互文关系中的各种文本的总和”。还有一部分学者为了区分“互文本”和“源文本”的关系，认为“互文本”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之间的“活动空间”。也就是说，一个文本和另一个文本发生的关联体才叫“互文本”。经过互文理论的不断发展，文学理论领域的互文研究一般都认同：被当下文本所吸收的其他文本叫作“互文本”。
对于语言学角度的互文研究来讲，将“互文本”定义为被当前文本所吸收的其他文本，并不能科学反映文本之间的关系，难以建立语篇互文关系的概念层级系统。究其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究。
首先，语言学的互文研究需要对文本的关系和文本的层次进行有效区分，需要对语言研究中所涉及的所有变量明确化才能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文本之间的关系复杂，如果将被当下主文本吸收的文本称为“互文本”，那么“互文本”和具有互文关系的文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界定和说明。因此，将吸收了其他文本的文本称为“互文本”，难以明确反映文本之间的关系，不能突出文本之间的差异性。
其次，将具有互文关系的文本都作为“互文本”，则是从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对互文概念的界定出发的。“互文本”的概念能够限定研究对象的范围，进一步厘清文本间的关系。当然，语言学研究意义上的互文本和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本有所不同，语言学互文本的范围更小，研究对象由于结合形式链接和意义分析而更加明确。
最后，如果将具有互文关系的文本作为“互文本”，那么互文本内部必须进一步下位划分，才能建立一套文本之间明确的层次关系体系。即把被吸纳的文本称为“源文本”，而“主文本”就是当下阅读现场正在进行或正在分析的文本，是吸纳了“源文本”的文本。这样文本间的关系便明确下来，有利于我们将这种关系提取出来加以形式化，进而开展相关的语言学角度的研究。
因此，根据上述分析，结合从语篇语言学角度研究互文的需要，同时保持与文学理论术语系统的一致性，我们可以对语篇互文分析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做出界定：
互文是语篇之间关联、转化的一种性质或是动态的关系。
互文本则是具备互文关系的实体化的所有语篇。
主文本是当前正在解读的关联了其他语篇的现场语篇。
源文本则是被主文本关联的非现场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