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天涯路
——我与苏东坡的灵魂际遇

海南，古称天涯，是个蛮荒之所、朴野之地。在古代，流放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绍圣四年（1097），苏东坡以62岁高龄被放逐到海南儋州。

1965年，我仅19 岁，也被“放逐”到海南儋州，在红岭农场务农。在读高中时，或多或少也读过苏东坡的文章诗词，知道他到过儋州，所以我到了儋州，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到了苏东坡生活过的地方，有一种亲切感，也总觉得似乎苏东坡在陪伴着我。

有了苏东坡的陪伴，心里踏实了许多，不再空泛泛的。林语堂说过，我们的心里，如果有一两个自己喜爱的诗人陪伴着，那就不枉了此生。当时大概就是这样的心境。

苏东坡曾慨叹到了儋州：“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其实我们当时的情形，比苏东坡也好不到哪里去，主要还是“食无肉”。

我在海南，就有过三次最极端的“食无肉”的经历。

一次是1969年初夏，团文宣队解散，我们“四条汉子”一起去八连开新点。团部开来一部小拖拉机，扔下一口大铁锅、一袋米和一包盐就开走了。这意味着我们四个人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就只有靠这米和盐度过了。怎么办？好在潮汕人骨血里天生就有一种灵活机敏的基因，能够随遇而安、随缘而适，坚韧地求得生存。我们观察了一下，八连处在山林之中，时不时有黎族猎手经过，看他们猎枪上挂着的，不是山鸡就是鹧鸪，不由眼前一亮——拿山鸡或鹧鸪来煮粥，不是再好不过吗？于是跟猎手商定，每天送一次，不是山鸡就是鹧鸪，如是山鸡要两只，如是鹧鸪要四只。山鸡每只一元，鹧鸪每只五毛，统共每天都是两元，由四人“AA制”（当然其时还没有这个名词），每人五毛。当时我们的工资每天也就五毛钱（一个月15元），这样就等于白干活了，但总算是保住了身体，度过了这段艰辛的日子。

还有一次是1972年，我已调到海口兵团宣传队。当时全省号召学屯昌，我与兵团政治处一位副处长一起到六师十团（乌石农场）三连蹲点，为期三个月。规定只能在食堂打饭菜，不能到职工家里吃饭。食堂整天就是“三瓜”（冬瓜、南瓜、木瓜），而且很少见到油花，这怎么受得了？于是我又在想“歪主意”。到三连不久的一天，晚饭后，我饥肠辘辘，独自一人蹓出三连，往乌石小镇走去（我打探好了，离三连步行不到半小时的路程就有一个小镇）。我想，有小镇就必定会有小餐馆。果不其然，刚到小镇，挨在路边的就是乌石饭店！而且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餐馆里端菜送汤的居然是我的一位高中女同学陈乔奇！什么都不用说了，先来一碗粉条汤！我掏五毛钱，自然那碗可爱的粉条汤，搁满了肉丸和肉片，价钱远远不止五毛！我跟乔奇说，不客气了，以后就照此办理，她也欣然答应。我回连队后，把这好消息告诉副处长，但他还有点犹豫，怕犯纪律。我说怕什么？条文上并没有说不能到饭店吃饭，凡是没说能或不能的，我们做了，就没有事。他被我说动了，第二天晚饭后便跟我去了一趟。尝到了甜头后，我们就进入自由境界了，三个月也就这样熬过去了。

第三次是1974年10月，其时兵团刚刚改制为农垦总局，我和农垦文工团创作组的同事邝建人奉命到湛江的红湖农场体验生活，时间也是三个月。我们分配到的生产队很穷，是水库移民。每餐送饭的只有用盐腌制的萝卜缨和芋头梗——又一次严峻的考验！我们到职工家里串门，看有没有“可乘之机”。果然机会又来了！有位职工说他可以每个星期给我们杀两只鸭子，煮好让我们享用，每只两元。我们欣然答应。于是每个星期三晚上和星期六晚上，我们就可以享用到香喷喷的鸭肉，肚子总算又搪塞过去了。

除了“食无肉”，在海南我还有两次苏东坡不可能遇见的惊险经历。

大约是1975年夏天，有一天，我陪穆华团长到阳江农场（原六师七团）看望正在那里演出的农垦文工团。我们坐的是像电影《列宁在1918》里面苏联红军那种小吉普车，穆团长坐在副驾驶位上，我坐在后面。快到阳江农场了，车子从黎母山脉一个比较陡的山坡上开下来，车速越来越快，突然，就在一秒钟之间，车子来了一个大旋转，停在了公路中间！司机和穆团长猛然受到撞击，惊瘫在座位上，我坐在后面，倒没受到伤害。我定了定神，打开车门一看——天哪！吉普车的右前轮整个掉了出来，正沿着山坡往山下滚动！令我更为后怕的是，吉普车右前轮掉出来的时候，吉普车的车头正好撞在了路边的一处沙土堆上（维修公路备用的），于是才转回到公路中间，不偏不倚，前后只差半米！就是说，如果车子往前半米或往后半米，掉下山坡的，就不只是一个轮子，而是整部车子了！真是千钧一发、惊险至极！

我至今都还在庆幸——为什么这么幸运？如若不然，就没有今天的我了。如果把这解释为苏东坡在天之灵暗中护佑我，可能不会太牵强吧？

还有一次，是在此之前，1967年。那年夏天，一个晚上，从场部传来消息——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我一听立即觉得不妙——我们宣传队就在场部附近，万一造反派端着枪冲到宣传队来为非作歹，怎么办？特别是这里还有几个女青年。我叫大家马上熄灯，赶紧收拾收拾，然后由我们几个男的挑着行李，几个女的带着随身细软，一路悄无声息地离开红岭，摸黑走了25里（即12.5 千米）山路，天亮前到了芙蓉田农场，在此拦车往海口而去。

就在这一次，我从海口坐船返回汕头，一住就是一年。到了1968年8月24日，才与一大批和我同样为了躲避武斗而回汕的知青一起，集体乘船返回海南。

在汕头的这一年，我每天都待在家里练写毛笔字。我请已在广州美术学院读书的陈国威同学教我，他教我临摹唐代欧阳询楷书《九成宫碑》和练写美术字，每写完一叠，就寄给他批改，类似今天的函授。感谢陈国威同学，一年后，我的毛笔字和美术字，都有模有样了，回到农场，立即付诸实践，开始书写标语和毛主席语录牌了。

我很奇怪当年我为什么那么有静气——外面斗得天翻地覆，我在家里岿然不动。回想起来，这大致也和我这一辈子的心境差不多，就是能静下心来做事，既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只是专心致志、一以贯之、从容不迫地从事自己所喜欢的艺术创作和相关研究。

我曾在一篇《试谈出世与入世》的文章中写道：

……我几乎从稍为懂事便开始背负一种无从逃脱的时代阴影，直到1978年我从海南回到汕头，这种阴影还没有消失（1980 年父亲才收到一份胡风错案的《平反通知书》）。可以说，从青少年时代开始，我就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只觉得能平平安安过一辈子，就是莫大的幸福。在人生的长河中，我时时记起苏东坡的两句诗“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我对这两句诗的理解是：在红尘中看破红尘，在名利中不逐名利，在生死中勘破生死，凡事贵自求不贵他求。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虽生活在浓重压抑的气氛下，却又能在内心平衡中求得精神的解脱，而这种解脱的终极目的，是顽强地把握自我，做自己该做的事，走自己该走的路。

…………

超然物外的直接效应就是心境平静。唐宋士大夫所追求的人生精神境界是静虑修心，亦即中国式的佛教——禅，禅的直接指向也就是在尘世中求得宁静。我对佛学没有什么专门的研究，我只是取我所需，觉得在当今世界，能保持心灵上的宁静，是搞创作、做学问的人一种极其宝贵的修养。正如诸葛亮所言，学须静也，非静无以成学。在一定意义上说，学问、作品是做出来的，也是“坐”出来的。只有静下来，坐下来，才能做出学问，写出作品。

又是苏东坡！他在临离开儋州时写的《雨夜宿净行院》里的两句诗“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成了我的座右铭。回汕后，我决意要写苏东坡，于是便有了《东坡三折》（由相对独立的三折戏组成，分别取苏东坡中、老年时，在黄州、惠州、儋州三次谪居的生活创作经历构思而成）。

我在《艺术就是真性情——历史歌剧〈东坡三折〉创作谈》中写道：

《东坡三折》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歌剧《蝴蝶兰》之后独立创作的一个三幕剧。我特别欣赏苏东坡这个历史人物，起因是由于当时苏东坡所贬的儋州和自己在海南岛当知青时是同一个地方，虽隔着数百年，却似乎有种莫名的类似遭遇。论才能和平生功绩，我自认为根本不能和伟人相比，但是在情感上，我的经历、我的感情，很多却能与苏东坡的作品取得精神上的契合。不管是数百年前的苏东坡还是数百年后的自己，我们的感情是共通的，因为艺术本身就是无所谓界限的，这就是灵魂上的一种际遇、一种契合。可以说，《东坡三折》是我的一部心灵之作，是真性情的产物。

《东坡三折》1985年获得上海戏剧学院与《新剧作》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戏剧、电影、电视文学创作函授班”优秀作品一等奖；2000 年获得“首届全国戏剧文化奖·大型剧本银奖”。

在我所有的艺术创作中，最愉悦的莫过于写苏东坡了，我沉迷于苏东坡月下泛舟那缥缥缈缈的黄州赤壁，我似乎与苏东坡一起，躺在海南那高高的桄榔树下，仰望那特别深特别蓝的夜空……

《东坡三折》是我十三年风雨天涯路最主要的创作收获。

（写于2017年10月18日） gs0vbU334Z6WZiyGy0IcdBge64kMFYl0zwSwzrMgKcxEhl58HOMX95W5U1Rm6MZ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