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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韩星老师结缘，始于2018年4月。
彼时，承热心肠的《汕头日报》副刊编辑刘文华老师搭桥，收到韩星老师新出炉的力作《驱鳄记》。《韩江》杂志的几名编辑初读之后，都非常喜欢。况且，转眼就是韩愈治潮1 200周年，这部剧作的推出，可谓恰逢其时，对我们潮州这个海滨邹鲁来说，意义重大。限于篇幅，只能选发部分场次，大家又觉得有些美中不足。后来再细读，都深深地为剧作丰富、深刻的文化、哲学内涵所打动，该剧不像一般写清官为民除害的剧那般套路化，而是加以深化，从一般的政治视界上升到更高的思想文化境界，于是果断决定刊发全剧，以最快速度予以隆重推出。
刊物面世之后，《驱鳄记》好评如潮，编辑部同仁也为当初这一正确决策振奋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样刊送印之前，韩星老师特地叮嘱我，他自己还想再校对一遍。老一辈作家的谨严细致，让我们深为感动。自此联系渐多，他的随和与谦逊，以及对后辈热切的鼓励，慢慢打消了我的拘谨。每回交流，均十分投契，谈文论艺，多有暗合，我自觉大受裨益，便越发珍惜这样的机会。几年下来，虽未曾谋面，但也算得上是知交了。庄子曰：“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的交往，大约也可归于此类吧。
韩星老师是国家一级编剧，著作等身，其中《大漠孤烟》《巴山夜雨》获“全国戏剧文化奖·大型剧本金奖”，是潮汕地区戏剧创作的一面旗帜。作为一位勤奋的写作者，近些年创作剧本与编辑刊物之余，他也创作了不少散文随笔，在颇具影响力的“一壁残阳”公众号上陆续推出，日积月累，遂有了这册电子文集《人生之旅》。因多篇已被《韩江》选用，韩星老师便嘱我顺带作个序。我既受宠若惊，又觉得颇为不妥，他是成就斐然的名家，又为文坛前辈，我委实担不起这一重任。转念一想，集子里的作品，多数已一读再读，是我喜爱的那一类文字，确实有话可说，自己内心其实是十分愿意的，若再为世俗礼数所拘，再三推诿，不单显得见外，更有负彼此的缘分，就斗胆应下了。
文集共有25篇文章，透过这些回忆性的篇章，能完整地窥见他早年的生活轨迹，以及烙在上面的时代印记。
1955年深秋，他的父亲因“胡风问题”被开除出队，他陪父亲回到家乡普宁市占陇镇占梨村。那时他已十岁了，一切都记得很清楚。庄园在《陈韩星的艺术世界》里这样描述：“薄暮的黄昏，一个身体孱弱的少年独倚在残旧的房门前，栖在枯树上的乌鸦声声哀号，秋风卷扫着满地的落叶，少年的心被莫名的悲哀和忧愁紧紧地攫住，泪水汹涌而出，止也止不住，打湿了发黄干枯的岁月……”一切都改变了，他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一下子进入人生最苦痛的年代。
1965年6月，他在汕头一中就读，担任副班长，又连续五个学期当选“三好生”，文科成绩也比较好，本来满怀信心要考上大学，谁知其父所谓的“胡风问题”已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在他身上，高考档案早被盖上“该生不宜录取”字样。梦寐以求的大学梦破灭了，放榜那天，父子俩抱头痛哭。同年9月12日，作为汕头首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启程赴海南岛儋县红岭农场，至1978年2月返回汕头，一共在海南岛度过了13年，四师的各个农场和海南的许多农场，都挥洒过他青春的汗水。
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其实只是写实。
生活强加给他的重负，没有将他压垮，反而激发了他更为昂扬的斗志。正如海南农垦报社记者麦仁智在《精神的孤本厚度的剧作》中这样概括：“多年来珍藏着父亲长期蒙冤受屈生成的逆境奋发，和知青生活磨炼出来的吃苦耐劳、意志坚强的精神孤本，并用精神孤本在编剧及其研究领域阐释出既有厚度又有深度的1 000余万字的剧本、剧评和研究成果。”著名学者隗芾在《韩山韩水育韩星》中也写道：“另外一方面的动力，就来源于他年轻时的经历。家庭和个人的坎坷，成为他一生勤奋的原动力。”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2011年，他受聘在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学报编辑部当主任。9月初，学校教编剧的老师辞职了，他“客串”了一个学期的课。最后一节课，在一个有着冬日暖阳的上午，他深情地对学生们讲：“热爱生活、始终对事业保持饱满的热情、对生活和事业有着执着的追求，这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这既是期末寄语，更是对自己尘世经验的总结。
这样一个有故事的人，暮年回首，青葱岁月中的悠悠往事，若少了一些文字的记载，将是此生一大憾事。
生活的种种磨砺，淬炼了韩星老师不凡的品性。“回来的路上，我从远处再看一眼大南山，我看到起伏的山峰，像一个个强壮的人，肩并肩，手拉手，似一个坚定的集体。”（《大南山——我生命的摇篮》）这几句话，读者所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巍峨的大南山了，更是作者强大坚韧的心。《得画小记》里面，又有这样的叙述：“2018 年岁末，刘启本先生托他女儿刘文华送我一幅《天马》画，我一看就十分喜欢，对文华说：‘这马有点像我的外表，沉沉实实、稳稳当当的。’”这里无疑就说得更加直接了。
不管命运如何跌宕起伏，他始终随缘而适，保持着一份静气。在《风雨天涯路——我与苏东坡的灵魂际遇》一文中，他写到1965年，年仅19岁的他，就来到了海南儋州，在红岭农场务农。海南，古称天涯，是出了名的蛮荒之所。苏东坡曾慨叹到了儋州“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其时，他的真实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首先是“食无肉”。比如1969年初夏，团文宣队解散，他们“四条汉子”一起去八连开新点。团部开来一部小拖拉机，扔下一口大铁锅、一袋米和一包盐就开走了。这意味着他们四个人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只能靠这些米和盐度过了。回忆起这段日子，他的文字中没有一点怨气，反而是表现出了随遇而安的从容与豁达。
文中还写到两次惊险的经历。其中一次是1967 年，为了躲避武斗，他返回汕头住了一年，每天坚持临摹《九成宫碑》和练写美术字。用他自己的话是“外面斗得天翻地覆，我在家里岿然不动”。一年之后，有所小成，回到农场，立即付诸实践，开始书写标语和毛主席语录牌了。这种静气，贯穿了他的一生，正像他自己所言：“这大致也和我这一辈子的心境差不多，就是能静下心来做事，既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只是专心致志、一以贯之、从容不迫地从事自己所喜欢的艺术创作和相关研究。”
我特别留意到《有梦时代诗意盎然》中的“人格精神”一词。那是2017年，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朱国庆在微信上告诉韩星老师：“你的作品有两点是别人没有的，即人格精神和古诗传统，这就是我理解的独树一帜。”所谈及的，当然是剧作，韩星老师自己也进一步作了解释，承认“‘人格精神’就融化在剧作的人物和情节中”。而我更愿意把这句话理解为“人格精神”就融化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更融化在其骨血里。
他还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和一颗细腻的心。当年在湛江一个生产队的晒谷场旁，有一栋茅草房，他捕捉到这个家一个很有意思的场面：“一张长板凳上，摆着七个从大到小的陶碗，连筷子也一样从大到小，就这样依次排列，碗里已盛了粥，大约只有七八成的样子，奇怪的是每碗粥上放着的也是均匀的从大到小的咸萝卜。”母亲一声“吃饭”，七个小男孩便应声奔向各自的陶碗面前，端起碗筷喝起粥来。而且，“看那小孩身上穿的，也都是一般的土布，但都洗得很干净，穿在各自的身上也很得体”。他还留意到女主人的笑容，“那笑容与这简陋粗劣的茅草房很不相称，就像是一朵盛放的玫瑰花开放在杂草丛生的小沟边”。他的心一下子就柔软了，发自内心佩服“她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能有如此恬淡的心境，把生活安排得这般有滋有味”。韩星老师把这般恬淡安逸的心境归结为“优雅”二字。细究他的知青之途，不也是“在生活的夹缝中总能活出摇曳风姿”吗？
评论家谢有顺说得好，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很多时候，散文最后比拼的，还是文字背后的那个人——人的思想、人的品格、人的生命亮色。像韩星老师这样时时处处闪烁着“人格精神”的人，笔下流淌出来的文字，是很值得期待的。
时下一些散文，动辄下笔万言，洋洋洒洒，但炫技的成分多，初看五彩斑斓，让人眼花缭乱，稍为挤一挤，水分还是多了些。当装饰性的构件纷纷卸下后，文章就没有多少嚼头了。这些文章，简言之，就是没有血肉筋骨，不耐读。韩星老师说过：“凡优秀作品都是性情之作。”“真正的戏剧作品必须写出个体的人内心的情感——艺术就是真性情。”其剧作如此，散文亦然。或许因了散文独特的文体特征，其“真性情”呈现得尤其淋漓。
纵观集子里的文字，多为真情所支配，真实、坦诚、深刻，有一股直达人心的力量。
他写50年前，即1969年，红岭农场宣传队解散，自己被派驻到红岭山中的七连。那时的七连，有一株气根飘拂，树冠葱茏蓊郁、遮天蔽日的大榕树。在这个清凉世界里，中午大家都挤到树下，让微风吹去一身的汗水和劳作的疲惫。在那段艰辛的日子里，这棵大榕树为知青们的心灵撑起了一片绿荫。他发乎内心地感慨：“只有在那样的生活里，人属于自然，才能触摸到生命的真谛，找回自己，返璞归真，看淡人生的一切。”2006 年5月，他专程去看那株大榕树，却听老职工说，有一次台风，大榕树被吹倒了，他呆呆地在大榕树的原地站了很久很久，回想当年它带给知青们的种种便利，回想起令人无限舒适和眷恋的那一片绿荫，眼中溢满泪水，心中充满惆怅。这样的叙说，瞬间把人带进那个令他魂牵梦萦的绿荫里，久久停驻在字里行间。
文集里有一篇题为《情沁肺腑的想念》的短文，其实用“情沁肺腑”来形容其文字，也是再恰当不过的。在《序〈知青歌曲珍藏版〉》中，他直面那个“狂热而又沉重的年代”，揭开历史的面纱。“当我们回首那一段岁月时，谁能说得清心头的那股滋味？——到底是值得自豪，还是只有遗憾？是虚幻一场，还是仍然值得回味？然而，不管如何，当年，我们的的确确是抱着满腔热情，高举着红旗，唱着激情的歌，告别亲人，告别家乡，投身到广阔天地中去的。在山乡，在农村，在北大荒，在海南岛，到处都有我们这一代中华优秀儿女留下的饱含热泪的歌……”1978年起，大批知青回城了。“但是，历史可以过去，却永远不会消亡，只要我们这个民族继续存在下去，这段历史就总会发出沉重的回响，给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中国人以同样沉重的震撼和启迪。”
一行行文字，仿佛立了起来。这一刻，读者的眸子似乎穿越时空，看到作者正被激情驱使着，用力在键盘上敲下这些字眼。他的胸口，好像有一盆火，熊熊燃烧着。文章的最后，多了一份冷静与释然：“我们这些人，已遍布社会各个角落，并且都已成为社会的中坚——因为，过去了的那个年代，毕竟锤炼了我们，那是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年代！”
深夜，读着这样至情至性又充满人生况味的文字，我被深深震撼着，心久久无法平静。
很少有人能做到“提笔就老”，更多的人，是进入了晚年文字才愈见精纯。对一些人来说，老境即化境。抵达这一层，方能写出好文章。
老年人读过的书多，积几十年之功，字里行间，有较为浓厚的文化气息；大半辈子的人生风雨，一路走过来，生活阅历也丰富，感慨殊深；加之步入老龄阶段，名利早看淡了，心态日趋平和。这些因素，都是产生好文章的有利条件。孙犁就说过，人越到晚年，他的文字越趋简朴，这不只与文学修养有关，也与把握现实、洞察世情有关。
并非所有老年人的文章都是好的。好多文章内容上往往是炒冷饭，缺乏新意，再者结构松散，搭不成架子，加之唠叨重复，满篇废话，又充溢着衰惫之气，不堪卒读。所谓的化境，是以内心的宁静通透作为前提。正如韩星老师所言：“人生，不只是一种岁月，更是一种历练。一个人欲望太强，就会在各种诱惑面前迷失心智；一个人急功近利，势必缺乏长远目光、毅力和恒心。”最终呈现的，是文字的简洁。文章短，字数少，不一定就是简洁。简洁，是一种“无字处皆有字”，非常不容易。写得短，却自有“不言之妙”，引人长久回味，方是真正的文章妙手。《湛江往事》的结尾：“那位贤惠而优雅的母亲和那七个可爱的小弟弟，你们现在也都过上好日子了吗？”寥寥数言，背后蕴含着的，是无穷尽的信息，让人顿觉余韵悠远。品读这样的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
韩星老师有着深厚的艺术素养，表现在散文上，是善于营造意境，质朴清澈的文字里，不乏诗意之美。他读完沈红回忆其祖父沈从文的散文《湿湿的想念》后，情不自禁地写道：“我深感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一路之上，反复寻味，它就像湘西沅水湿湿的雾气，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印象最深的，是《在家乡的日子》，他深情地回忆：“家乡虽然平淡无奇，但她有一种特殊的气息和气象。这种气息也许来自田野上那悄无声息的和风，也许来自每家每户屋顶上那袅袅盘桓的炊烟，也许来自家乡小河上那薄薄环绕的晨雾；这种气象也许来自空旷乡间不时飞过的啁啾叫着的小鸟，也许来自茂密草丛间不时蹦出的小蚱蜢，也许来自不高不低悬浮在半空中的小蜻蜓……这种气息和气象使人感到的那种温馨不是随处都有的，只有家乡才有。”浓郁的诗情，感染陶醉着每一名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读者，更吸引诱惑着久居都市的人。这是散文，更是诗。
集子里还有诸多笔墨摇曳的神来之笔，显示出作者抒写时的好状态。《得画小记》里：“1985年初夏，在一次汕头市文联举行的画展上，林毛根先生送给我一幅画，画的是他最擅长的紫藤和小鸡，题词是‘明珠璀璨’，落款处还写着‘是日风和日丽’，看来毛根先生画这画的时候心情不错，只是这‘明珠璀璨’令我不安，我不记得当时做了什么事或有了什么成绩，毛根先生会这样鼓励我。”这样的段落，真妩媚。
陈韩星老师信奉的格言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记得他在电话里说，《人生之旅》出版后，他想写的文章，就基本写完了。我却固执地以为，只要精神不老，岁月的沉淀下，他的笔端，还会流泻出更多感人肺腑的文字来。
——陈维坤，1975年出生，潮州人，潮州市湘桥区作家协会主席，《韩江》杂志特邀散文编辑。（写于2022 年5 月13 日，载《潮州文艺》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