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就业模式变化迅速,大量城市或农村劳动力由于技能欠缺、资金不足、规避税收等而选择进入政府管制之外的非正式部门,形成非正规就业经济 [1-3] ,目前此类就业已经成为各个城市的重要就业形式 [4] 。然而,由非正规就业经济活动引发的交通拥堵 [5] 、扰乱社会治安 [6] 、欺骗广大消费者 [7] 以及地痞斗殴等“脏、乱、差”现象 [8] ,使这一经济活动群体被视为城市问题的主要根源。对于非正规就业者群体的管理和引导成为相关政府部门面临的关键问题,也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热点问题。
1973年,国际劳工组织在《就业、收入和平等:肯尼亚增加生产性就业的战略》这份报告中将非正式部门界定为未经政府承认和不受政府管制的经济部门,如流动摊贩、三轮车夫、街头卖艺者、拾荒者等,指出他们均具有低门槛、低技术、低效率、低收入等就业特点,是一种降级的劳动力 [9] 。故此,在多元、异质、匿名的“城市主义”背景下,非正式部门往往与“落后”相联系,被视为城市边缘或底层,人员分散,组织程度低,流动率高,内部活动缺乏秩序和管理。与此同时,学界却开始揭示这些看似“无序”的底层社会群体的“有序”和“有利”,经典之作如波士顿北部的街角青年 [10] 、新墨西哥的Maxwell街市 [11] 、深圳“平江村”货运市场 [12] 、北京“浙江村”制衣市场 [13] 等研究。这些案例均揭示了非正式部门内部存在一套“类单位制”“公司制”或“嵌入制”的管理运行机制,是一种群体自组织的呈现。这些非正规就业者群体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交往以地缘、血缘等乡土社会关系为纽带 [14] ,依附于特定的社会空间 [15] ,展现了外来人口通过以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而塑造的“非国家空间” [16] ,形成一种自组织和自管治状态。
旅游非正式部门是指在旅游业管理部门有效控制以外的旅游小微企业或自我就业部门,经营目的是解决就业问题,其类型包括无证经营的小旅店、工艺品制作者、流动小吃摊、脚踏车司机、个体出租车司机、无证导游等 [17,18] 。他们没有统一的组织,散处各地,可能与正式部门并存于中心城市,也可能散处于乡村休闲度假地带 [19] 。旅游非正规就业作为一种典型的非正规就业,更为强调就业群体内部的自组织行为。区别于其他行业的非正式部门,旅游非正式部门体现了更为明显的“需求趋势”特征。旅游非正规群体大多由流动性高、地域分散且远离客源市场的就业者构成,他们拥有的资源、资金有限。因此,他们急需获取、积聚、整合资源,在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中生存下去 [20] 。故此,旅游非正规群体更为强调群体的自我管理,他们常常通过互惠、尊重、共享和协调的逻辑来实现资源整合,提升群体的凝聚力和话语权,以实现群体的可持续发展。Steel对秘鲁中心广场的研究指出,旅游非正规群体在长时间经营后将形成一个甚至多个非正式组织,组织中有领导者和跟随者,层级分明,分工合作 [21,22] ;Crossa的研究进一步阐明,非正式组织内部逐渐衍生内发性的多元交叉关系网络,来帮助组织实现更好的自治理 [23] ;Wen等则提出,中国的旅游非正规群体的自组织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它基于一套江湖理论,以仁爱、义气、礼待作为价值核心,来实现群体内部的自我协调和自我约束 [24] 。由此可见,学界对旅游非正规群体的引导和管理研究开始从“他组织”逐渐深入“自组织”,强调一种“人本”理念和“参与”观念。然而,已有研究更多地停留在旅游非正规群体自组织现象的提出和形式的叙述,对于自组织过程和机制的挖掘尚缺乏。本书对广州塔景区周边非正规旅游摄影从业者的自组织行为进行研究,尝试还原其自组织发展的具体阶段,并剖析自组织的支撑体系和社会影响,为旅游非正规群体的自组织研究提供有效的理论实证补充。
广州塔景区于 2010年建成开业,是当前广州的新城市地标,来到广州的游客大多会到访广州塔。广州塔景区开业以后,一些进城农民工或者城市失业者迅速捕捉到广州塔带来的商机,从各地来到广州,从事旅游摄影。由于没有工商注册登记,也没有缴纳营业税,他们游走在景区的广场上做生意,形成了旅游非正规群体。经过了 10多年的发展,目前该群体的规模已经超过了 100人。如此规模的城市旅游非正规群体在缺乏政府持续有效管理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失序”,必然存在管理组织或机制在其中发生作用。而前期预调研也发现,广州塔周边的非正规旅游摄影从业者自成群体、自定规则、自我管理,实现了有序的自组织。故此,本书以其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其自组织机制。详细探究:城市旅游非正规群体是如何实现自组织的?自组织背后的支持机制是什么?自组织带来怎样的社会影响?该群体的自组织行为对于其他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管理和引导有怎样的借鉴意义?一一回答以上问题,能够更好地解读旅游非正规群体的内部特征以及他们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可以丰富旅游非正规就业研究的本土化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