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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织理论始于物理学研究，并不断扩散到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近年来，随着管理学界对自组织的不断关注，此类研究的重点开始从自组织现象、过程深入自组织的决定因素和后果。近年来，更多的研究开始聚焦于自组织与移民空间、企业网络、知识共享等行为的潜在关系，形成了相关的研究范畴。
自组织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演化机制。它在地理学中往往与在政府自上而下规划之外的、自发形成的移民空间相关联。自组织的人居空间重点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自组织机制怎样产生 ［80］ ；第二，自组织如何塑造人居景观；第三，自组织如何对城市社会产生作用 ［81］ 。人居空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主体能动性和外在约束力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之下，城市移民能够将自己的需求和属性注入人居环境中，构建并改变空间结构状态，形成持续和相互作用的过程。自组织的移民空间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往往具有共生性、乡缘性和自适应性 ［16，82］ 。
首先，自组织的移民空间具有共生性。移民空间往往嵌入城市区域经济体系中，与外部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和知识交换，偏好于在靠近就业场所附近形成聚落，呈现明显的产业依附性，如大学城附近的城中村、夜市等 ［83，84］ 。以广州大学城周边的贝岗村、南亭村为例，城中村自组织充分利用了原有空间特点并将其演绎为与城市不同的形态结构，并与其依附的空间有较强的关联，既通过道路“血管”重建开放系统，也通常以紧凑的街道构成重要界面，食、住、行、游、购、娱密切衔接，最大限度地方便了居住群体的生活需求。另外，夜市是城中村活跃的自组织空间，提供一种不同于城市门禁社会的新型人居结构。城中村的主干道往往充当夜市商业街的角色，“夜市”中的流动摊贩能够活跃夜晚的街道，提供繁荣的夜间经济，加深城市体验。同时，“夜市”能够通过吸引外来人流，将它的商业活动和周围地区融为一体。总的来说，无论是城中村，还是城中村中的“夜市”，都是一种新型的人居结构，一个空间可重构的实践场所。
其次，自组织的移民空间表现出明显的乡缘性。移民社区中，乡缘网络往往构成了相对稳定的人居空间 ［79］ 。聚居族群关系网络能够利用传统网络所隐藏的信任、互惠、声誉等要素来规范移民聚居空间的生活次序和商业道德，从而维系空间秩序。在熟人或者半熟人的移民社区中，如果做出不守信用的事情，其声誉和信任都将被摧毁，日后也将无法在同伴之间立足 ［16］ 。故此，移民社区与社会网络的复合化既有利于聚落空间的稳定演变，也有利于城市的社会网络建构。
最后，自组织的移民空间具有自适应性。例如居民在修筑自建房屋时，一旦掌握了主要决策权，并且自由地对住房设计、营造维护与管理等程序以及生活环境作出贡献时，能够塑造并激发个体和社会的潜能。也就是说，自组织主体在与环境及其他相关者依据一定的规则或者模式发生非线性作用的过程中，既能产生自组织、自学习、自适应等行为，又能基于其以往的经验来修正其反应规则，以寻求一种与环境相适应的生存发展策略 ［82］ 。广州市海珠区下渡村的案例显示，如果社区类型从外来务工人员社区转变为学生社区，那么社区环境也会根据市场原则改善，从而不断弥补市场供给的缺位，体现了自组织移民空间的适应能力和调节能力 ［85］ 。
自组织在管理学中被称为“网络” ［25］ 。Thorelli在《网络：介于市场与层级之间》中将网络视为市场与层级之间的中间组织形式 ［86］ 。而Powell则否定这一说法，认为网络是市场与层级之外的第三种组织模式 ［46］ 。后续有学者认为网络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企业通过正式或隐含契约所构成的相互依赖、共担风险、长期合作的组织模式和契约治理规制 ［87］ 。之后，学界出现一系列新术语来概括这一新的组织形式，如组织网络 ［88］ 、网络组织 ［89］ 、组织的网络形式 ［46］ 、网络治理 ［90］ 、战略网络 ［91］ 等。本书把这些术语统称为“企业网络”。
企业网络所强调的是，企业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与它所嵌入的关系网络是高度相关的，一个企业的关键性资源可以从企业的外部来获得 ［92］ 。以美国的典型制造业企业为例，它所创造的最终产品中有 55％的价值是外购取得的，而且大部分中间投入品都有专门的供应商来负责提供。另外，Dyer对于生产率与交易伙伴资源共享意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间长期的稳定性交易关系的确能够带来可观的关系租金和竞争优势 ［93］ 。刘东则指出，20世纪 80年代以来，西方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迫于强大的市场竞争开始对企业竞争关系进行调整，从对立竞争纷纷走向合作竞争，也因此使战略联盟、供应链伙伴关系等企业网络形式成为诸多企业用来实现资源共享的核心战略 ［94］ 。另外，很多学者开始研究企业网络的构建动机，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和资源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指出，当一个企业试图在关键市场创立自己的分销渠道、后勤网络、生产厂房时，总是存在巨大的成本和风险，而企业网络的构建有利于降低成本和风险。资源理论则认为企业网络的构建是为了探索和实现资源、机会的平等配置。Hinterhuber等总结出了网络成员加入或者建立一个网络时的动机：①进入国外市场；②降低风险；③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④增加市场份额；⑤获得技术与专利；⑥获得信息；⑦降低内部竞争；⑧对竞争者构成威胁；⑨政府的影响。 ［95］
可见，网络关系可以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源泉。21世纪的企业组织格局已经演化成“小企业、大网络”，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竞争，而是企业网络之间的竞争。即使是中小企业，只要它们以正确的方式进行网络组织的构建和运作，也可以在大企业占统治地位的产业中获取市场份额而赢得绝对的战略优势。总的来说，网络作为市场与层级之间的一种组织安排的概念，将其引入企业的组织与管理中，实现了自组织与企业网络的融合。
知识是组织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性资源，是组织管理的重要对象 ［96］ 。一般来说，知识主体行为是嵌入在一个具体的、实时的社会联系系统中，是包含在网络与人群社区中的 ［97］ 。自组织的驱动因素是关系网络，因而自组织系统内往往集聚着强连带，社会网络密集。高密度的强连带往往伴随着知识共享与迁移，特别是在一些高知识含量的自组织系统中。传统的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并不需要花费额外的精力进行知识迁移 ［58］ 。也就是说，社会连带搭建了知识源头与知识接收者之间的桥梁，能够让知识畅通无阻地从源头通过中介流动到知识接收者。然而，上述观点仅仅适用于独立的、高度编码的简单知识迁移情景。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完整地迁移非独立、非编码的复杂知识是困难的，而迁移涉及双方的强连带，比弱连带对复杂迁移的分享更为有益 ［98］ 。
自组织的强连带在知识共享中具有“动机”“互动”“默契”三方面优势。首先，在动机优势方面，自组织所衍生的强连带往往附带着高度信任。这种高度信任包含了正式的权责关系与互动所带来的信赖 ［50］ ，从而具有更强的动机为系统内的其他个体提供帮助且更可靠。因此，知识源头更愿意花费更长的时间对复杂知识进行说明、分享和交换。其次，在互动优势方面，自组织的强连带更能允许知识源头和知识接收者之间进行双向互动。这种双向互动对于复杂的知识迁移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知识接收者很可能在最初的接触中不能完全吸收新的知识，而往往需要多次互动来实现知识的完全迁移，而自组织所附带的强连带恰好为频繁的双向互动提供了支持 ［40］ 。最后，在默契优势方面，知识迁移建立在迁移双方的相互理解之上，紧密相连的双方发展出一种基于连带的特定思考模式，用于处理他们之间的复杂知识共享与迁移，比如Uzzi描述过亲密接触对于服装设计师和合作商之间关于时装款式的沟通是极为重要的 ［56］ 。相反，弱连带的双方往往因为缺少基于连带而形成的频繁互动和特定默契，导致沟通困难，使知识共享和迁移本身成为一种负担。
另外，知识共享的方式、程度也受自组织系统的网络属性影响，如中心点位置、结构洞位置、边缘位置等。首先，处于中心点位置的行为者与自组织系统中的其他成员关联较多，具备较好的知识共享环境，因而可以很快地获得各方面的知识 ［29］ 。因此，如果处于该位置的行为者有共享和吸收的意愿，那么该自组织系统的知识共享就比较容易发生。其次，结构洞位置的行为是网络中的知识流动的“阀门”，网络中的知识能否顺利地流动、如何流动，掌握在占据结构洞行为者的手中 ［58］ 。位于结构洞的知识拥有者或者接收者，都有机会获得来自多方的非重复知识，并成为信息的集散中心。最后，处于边缘位置的成员有更多的机会与外界建立联系，接收异质信息源的机会较多，可充当信息桥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能够推动更大范围的知识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