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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忘记 2015 年 10 月 9 日。当天下午 5 点多，就在我结束最后一个讲座，兴高采烈地在学校门口留影，然后步行返回离学校不远的酒店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走在大街上，这里是里尔市的郊区，行人稀少。我的腋下夹着一个黑色手提包，漫步在夕阳下，一边走一边回味着愉快的教学过程，这是我到法国巴黎政治大学里尔分校做的最后一个讲座，一种久违的轻松感在心底油然升起。
很遗憾，这种愉快的感觉仅仅持续了十分钟，在我走回酒店的路上一个骑单车的小伙子从我身边飞快过去，抢走了我腋下的手提包，一瞬间，在我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时，那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已经不见踪影。
在那一瞬间，我站在路边愣住了，大概一分钟后才缓过一点神来，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大喊起来。当时天还是很亮的，大马路边有来来往往的车，尽管我不住地向那些汽车招手，但是没有一辆肯停下来帮助我。
我继续向前走，途中碰到两位法国中年男子，我用法语和英语告诉他们“我被抢劫了，请求帮助”，他们冷漠地摇摇头，拒绝帮忙。
就在我失魂落魄地继续在路旁寻求帮助时，四位高中学生路过，他们善良和纯净的面容，让我至今难忘。他们在我身旁停下来，问清楚事情来由，然后打电话报警。我因为手提包被抢，手上没有电话，身上没有一分钱，惊吓、恐惧使我的心脏病和高血压立刻就犯了。我瘫坐在地上，感觉天旋地转。
四位高中生虽然热心帮我打了电话，让惊恐万状的我有了一丝丝安慰，但是警察并没有来到事发现场。他们四个人又再一次给警察打电话，让我用法语再一次描述实施抢劫的小伙子的体型、年龄和抢劫的时间、地点等细节，警察在电话中让我们原地等待，然而我们等了几乎三十分钟，连一个警察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当时他们看见瘫坐在地上的我，一时也没了主意，只是一个劲儿地问我：“是否要叫救护车？”我估计当时我的脸色一定非常苍白。
就在大家都一筹莫展时，听我讲座的美国籍学生Gabrielle Blackman正好经过这个地方。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刻，她伸出的援助之手。
她扶起瘫坐在地上的我，对我说：“老师，我送您回酒店吧。我们外国人在法国被抢，就算警察来了，也只会被带到警察局做个笔录，没有人会帮你追究这个事情的。”（后来我的许多朋友告诉我，Gabrielle Blackman的话没错。事实上，路上被抢一个手提包，对警察局来说，真是一个不足挂齿的小案子。即使在法制比较健全的法国，也没有警察会重视这样的事情。）
于是，Gabrielle Blackman扶着我，一步一步向酒店移动，之所以说“移动”，是因为我当时头晕目眩，眼睛都是闭着的，完全靠着她的支撑，我才回到酒店。
在酒店大堂，我躺在沙发上，意识完全不清楚，估计低血糖也犯了，当时的血压在 160/110mmHg之间，低血糖与高血压同时发作，使我头痛欲裂，神志不清。
此时此刻，来了一位法国女士，应该也是一名住客，也许还是位医生吧，她看到我的情况，赶忙从大厅旁边的餐桌上拿了一小包白糖倒在我的嘴里，接着又给我喝了一罐含糖的汽水，十几分钟后，我的低血糖症状有所缓解，神智也慢慢开始清醒，Gabrielle Blackman一直陪着我，看到我的情况有所好转，才离开酒店。
回到房间已经是下午六点多，我依然头疼、头晕，躺在床上惊魂未定。当时我有三个选择：第一，通知法国学校负责外事的老师，让他们到警察局再次报案；第二，叫救护车到里尔市区医院看急诊；第三，自己平静下来，服用备的镇静药和降血压药。
好在与我同行的同事在此时非常镇定，在他的建议下，我们选择了第三个方案，服用自己带来的药，在酒店静养，几个小时之后，药效开始起作用，我的血压趋于平稳，头疼有所缓解，整个人也从过度惊吓中缓过来了。
后来回国以后，头疼、失眠和右边脸麻木的症状一直没有缓解，以至于我不得不到医院住院治疗，医生诊断为“惊吓后遗症”。为了治疗这个后遗症，我又经历了相当长的康复阶段，这是后话了。
2015 年 10 月 9 日在里尔郊区街头被抢，也许是一个偶发事件，与 2015年 11 月发生的震惊世界的法国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但是，这一事件不仅对我的精神造成极大的损害，也使我对法国的看法有所改变。
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我把法国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因为无论是当年的留学生活，还是近几年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法国之行都给我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是完美无缺的，只不过很多不愉快，或者不幸的事情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罢了。
遇到抢劫事件后，我和法国朋友以及在法国旅居多年的中国朋友说起这样的事件时，没有想到的是，旅居法国的华人朋友们，十之八九都有类似的经历。甚至我的论文指导教授——希腊经济学家Koatas Vergolous，其夫人——一个旅居巴黎几十年的希腊人，也有类似的经历。
我的好朋友Mary也告诉我她经历的一次被抢劫事件。那是十年前一个冬季的傍晚，她带着孩子走在回家的路上，两个小青年突然从一条斜马路旁窜出来，把她推倒在地，对她拳打脚踢，把她斜挎的书包肩带生生拉断，抢走书包。书包里现金倒不多，但是有居住证和工卡，所以Mary本来想追上去抢回书包，但是当时身边的一儿一女已经受惊，大声对她呼唤：“妈妈，妈妈！”Mary意识到，保护孩子比抢回证件更重要。于是，她一手搂着一个孩子，踉踉跄跄地回家了。从此以后，她书包里的证件永远都是复印件，再也不敢把证件原件随身带着了。
Mary在巴黎听到我在里尔被抢劫的经历，才告诉我这个发生在她身上的真实故事，虽然这已经是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她告诉我时，仍然心有余悸。
“为什么以前没有听你说过？”我问。“这种不愉快的事情，我希望早些忘记，所以从不向朋友提起。但是我自己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种伤害会跟随我一辈子。”Mary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大马路上的汽车来来往往，看到我呼救的手势，没有一个停下来，而且路过碰上的两个法国男士，也不肯提供帮助？我原来以为，法国人的素质很高，看来也不过如此呀！”我说。
“这种事情你就不明白了。如果你在马路上摔倒，流血了，或者骨折了，不能动，坐在马路上，一定会有法国人上前帮忙，问你是否要去医院，或者帮你叫救护车。但是你要是被抢劫了，法国人会认为，那是警察的事情，你找警察就好了，他们无能为力。”Mary说道。
我不知道Mary的解释是否符合大部分法国人的价值观——“他们只管自己应该管的事情”，但是在路上遭遇抢劫得不到路人的帮助，是我的亲身经历，使我不得不相信她的解释。
听完Mary的故事，我最初还以为是个特例，但是住在好朋友Louxi家时，她也告诉了我她曾被抢劫的经历。
五年前，Louxi在一家法国公司工作，因为刚到巴黎，经济比较拮据，在寸土寸金的巴黎市中心租不起房子，就在十三区租了一间小公寓。按说十三区位置不算偏僻，但是她从来不敢在天黑后出门，因为法国的冬天天黑得很早，通常六点多天就黑了。
有一天下班回家，应该还不到七点，在一条小巷的拐弯处，她突然被一个人从背后勒住了脖子，接着她的手提包被抢走了，她还被推倒在地，整个过程只有十几秒。当她惊魂未定地从地上爬起来时，那个劫匪已跑得无影无踪。
Louxi告诉我：“我跌跌撞撞地走到附近一家咖啡店，老板看到我惊慌失措的样子，问我出了什么事情，当他知道我被抢劫以后，见怪不怪地扬扬眉毛，耸耸肩膀，然后告诉我，附近有一个警察分局，可以到那里报案。”
“根据他提供的路线，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警察分局，向警察说明了情况，让我非常失望的是，值班的警察除了做笔录以外，没有给我任何帮助。由于摔倒时腿部受伤，最后我还是自己叫的救护车去医院包扎了伤口。”Louxi愤愤不平地对我说。
虽然以前在报纸、网络上看过不少类似的报道，但是当这样的事情真正发生在朋友和自己身上时，感觉很不一样。我们当然不能用这些事情来否定整个法国社会，因为这种事情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这个世界既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如果能生活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里，那就是我们的幸运。”这是好朋友Mary的忠告。我想，她的话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