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教学的乐趣

2014 年 5 月，我来到法国里尔市与法国巴黎政治大学里尔分校签订学术交流协议。

你能想象吗？这座带着烟囱的红砖建筑，就是现在的法国巴黎政治大学里尔分校（Sciences Po Lille），只不过，2016 年时该校已经搬到新址了。

走在学校里面，抬头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四层铁架子把两座红砖建筑连接在一起，学校的墙上还有一个铭牌，可见这里原是一个名为FranÇois FURET的工厂的历史建筑。

校园内的涂鸦也带着浓浓的工业气息。

一个大红色的校牌在红砖大楼的中央高高悬挂，不注意还真不容易发现它的存在呢！

事实上，这样的工厂建筑，在里尔郊区比比皆是。还有一个建筑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就是这个标有ONERA的圆筒形建筑，经过了解才知道，ONERA是法国航空航天研究院的缩写。也就是说，过去工厂的厂房，现在已经改造成航空航天研究院的研究室了，这算是工业城市向高科技城市转型的一个缩影吧。

就连我们住的酒店也是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

如果没有“Sciences Po.Lille”这个指示牌，在一群旧厂房里，估计很难找到法国巴黎政治大学里尔分校。

这个分校全部安置在一栋红砖大楼里，和法国其他大学一样，学校只有课室、图书馆、教师办公室和行政办公室。学生下课就离开学校，回各自住处。

2014 年 5 月下旬，我代表暨南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与法国巴黎政治大学里尔分校签订学术交流合作协议。正是因为有这个协议，两个学校便开始有了正式的学术交流活动。我和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德学教授在 2015 年 10 月到这个学校进行专题讲座。法国巴黎政治大学里尔分校外事处处长Patrick Madel lat教授和他的同事Philippe Liger-belair教授也于 2015 年 11 月访问了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凡是对法国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著名的法国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这所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72 年，在普法战争结束后，埃米尔·布特米等人创立了这所大学。法文校名“Sciences Po”取自大学原名巴黎政治科学自由学校（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它设有 9 个研究中心，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四大学科领域享有国际盛誉。

然而，使这个大学真正扬名的是许多法国政要都毕业于此，例如，弗朗索瓦·密特朗、雅克·希拉克、尼古拉·萨科齐以及弗朗索瓦·奥朗德，所以这所大学也被誉为“政治家的摇篮”。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留学法国时，对这个学校就已有所耳闻，当时中国文化部选出的不少公派进修生（其中有不少我的朋友）就是在法国巴黎政治大学学习的。没有想到的是，二十多年以后，身为教授的我，有机会再次来到法国这所著名的大学做专题讲座，这是当年留学时绝对没有想到的。

我们来到学校时是 2015 年 10 月 1 日，恰值中国的国庆节，于是，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学校入口电子屏幕上出现的鲜艳的五星红旗的图像，与“欢迎中国暨南大学刘德学教授、朱乃肖教授到学校做学术专题讲座”的电子屏幕，轮换出现。这确实给我们一个不小的惊喜。

走进大厅，我们还看到中法两国的国旗、欧盟的旗帜以及学校的校旗。原以为是我们到达学校上课正好是中国的国庆节，学校才挂出中国国旗，后来才知道，节日只是原因之一，因为学校对中国的重视，中国的国旗常年挂在学校门口的大厅里，这让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师生有一种亲切感。

当时，学校门口大厅的电子屏幕上，“欢迎中国暨南大学朱乃肖教授做题为ë自从 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介绍í系列讲座”的欢迎语也非常醒目。这两块电子屏幕从我们 2015 年 10 月 1 日抵达直到 10 月 9 日离开，未停止播放，每次看到它，我都感觉非常亲切。最起码，我们的教学得到他们的充分重视，也许作为老师，被尊重的感觉比获得任何物质奖励都重要。

在这里，我给学生做“Economy Reform in China Since 1980s”系列讲座，一共有六次课，每次三个小时。为了让外国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个讲座，我设计了六个题目，每次一个题目，第一讲是简单扼要地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哲学思维、饮食习惯、区位地理等。因为很多外国学生对中国并不了解，要在短短三个小时内，让同学们对中国有个总体初步印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备课时花费了不少时间，才把如此多的内容浓缩在三个小时的讲座中，这一讲的准备时间远多于其他五讲。

第二讲是介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不可分，虽然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我的重点，但是如果学生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点儿都不了解，那么也无法真正了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是我的专业长项，因此这一讲也花费了不少时间。欣慰的是，很多学生的考试论文里在谈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时，都谈论了与这一讲内容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让我觉得自己备课的功夫没有白费。

从第三讲到第六讲是我最熟悉的经济体制改革内容，涉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时期划分，不同时期的特点，国有企业改革与私有企业改革，中国农村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互联网经济与工业 4.0，中国深圳低碳小镇试点等方面，我向同学们做了全面介绍。

讲课是一个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过程，当然，作为老师，站在讲台上，注视着学生们渴望知识的眼睛，看着他们认真做记录，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因为是第一次在国外大学做系列讲座（以前在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第八大学里大多数是做一场或者两场讲座），对讲学的效果如何、学生是否能掌握所有的知识要点，我心里并没有数。直到一个多月以后，我回到中国开始接收注册我这个系列课程的 44 位学生提交的课程论文，在批阅论文的过程中，我再次体会到做老师的喜悦。

44 位注册课程的学生中有 41 位同学提交了论文，因为我的专题讲座并不是必修课，学生们自愿参加，不提交论文的学生只是没有分数，对其学业并无影响，但提交论文的学生，其分数可以计入总学分。

参加我的专题讲座的学生，不仅有来自法国的，还有来自美国、韩国、德国和中国的学生。其中几个来自中国的交流学生（来自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告诉我，在法国，听中国老师讲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感觉特别亲切，讲座的内容对他们来说非常熟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

因为法国巴黎政治大学里尔分校是一个国际化程度相当高的院校，学生来自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大部分课程是用法语和英语授课的，我们的课程要求全程用英文授课。虽然我曾在法国留学，攻读的是法国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回国以后使用法语的机会很少，法语大大退步了。因此在讲课时，我只是在比较风趣的解释中用一点儿法语，一是为了让学生有亲切感，二是因为我的法语已经不足以用来讲课，只能应付一些日常生活和简单对话。

阅读和批改学生的课程论文，于我而言，是讲课之外的另一种享受。41位提交课程论文的学生，绝大多数获得良好和优秀，满分是 20 分的学分中，有 18 位同学得到 18 分，其余学生分数在 15 分左右。这样的成绩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得了 18.5 分的学生，他是最优秀的。这位同学写的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难能可贵的是，他是在法国乡村跟着祖母长大的孩子，法国乡村的生活使他对中国农村的改革历程特别关注，他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为论文搜集资料，论文中不仅有我讲座的内容，还有不少他自己的观点，阅读他的论文有一种丰收的喜悦。

Philippe Liger-belair教授告诉我，他教过的学生中，曾经最高得分是 19分，是这个学校历史上的最高分。那么，这位得了 18.5 分的学生，应该也算名列前茅吧。我不禁为自己能有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和无比欣慰。

对于过了花甲之年的我来说，上课已经不是一种轻松的事情了。每次上课的时候我都很兴奋，讲起课来很激动。但是下课以后，累得连话也讲不动了。而且课间休息时，我必须及时补充能量，吃饼干，喝牛奶、热巧克力，否则就没有力气支撑下去，会有一种“能量不足”的感觉。

对我来说，现在给学生上课当然是驾轻就熟的，可是我不会忘记自己第一次上课时的窘况。

那是 1982—1985 年读硕士时的往事。因为我就读的是师范大学，学校要求每个研究生都要参与教学实践，也就是要给本科生上课。我记得当时是给本科三年级学生讲授“经济学原理”。每个课时是 45 分钟，我准备了近 2 个小时的教案。

因为是第一次上讲台，我很紧张，生怕讲不好，特别请父母当学生来试听。我父亲是中国比较教育学的三位奠基人之一，他的专长是研究而非讲课。我母亲是心理学教授，专长是讲课而非研究。母亲讲课时常常神采飞扬、声情并茂，经常获得学生们经久不息的掌声，她自己也非常享受讲课的过程。母亲讲课时中气十足，即使在百余人的大课室，也不用扩音器。她 70 岁高龄时仍坚持授课，还愿意讲下去，但是她当年的学生，也就是后来的领导们都不敢再聘请她了，怕她年纪大了讲课出什么意外。母亲 90 岁以后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经常在半夜自己讲起课来，讲课的内容都是心理学知识，可见她对这个职业有多么热爱。

父母听我试讲的第一课是在家里进行的，至今我还记得他们认真的样子——手里都拿着笔和纸，一边听我讲，一边记录我需要改进的地方。我很庆幸自己成长在一个教师之家，父母对教育工作的那份热爱也传给了我。虽然在退休前的十年我才又回到教育领域，但是在此之前，在企业工作的十年，对企业员工的培训是我最乐意做的工作。

第一次走上讲台的经历并不顺利。虽然有家里的那次演练，但是真正走上讲台上课时，我还是出了洋相。准备近 2 个小时的内容，我不到 30 分钟就讲完了，然后站在讲台上，不知所措。这就是后来大家所说的“挂在黑板上了”。

好在听课的学生们刚刚从中学实习回来，他们的教学实习是给中学生上课，对我这样“被挂在黑板上”的情况非常理解。课间，不少同学来安慰我，提醒我：“不要太紧张，语速不要太快，该重复的地方要重复两到三遍。”

这次经历非常难忘，后来，虽然讲课对我来说，可谓驾轻就熟、久经沙场，但是“被挂在黑板上”的经历至今不敢忘记。

上完最后一节课，我高兴地离开学校，但是没有想到，就在拍完下面这张相片十分钟后，发生了一件让我“恨”法国的事情。 Y9DO6Lr+Od8q9BRWT/Zfb2eNzuY5CU0XajuqK+IjuYl8RT4Gh5ZP4Wfhv8Nmj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