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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14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我们受欧盟属下的研究机构——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 （欧盟工会研究院）的邀请，到该研究院做学术交流与专题演讲。
欧盟工会研究院的Jan Drahokoupil博士接待了我们。Jan博士是个有趣的人，最初我们是通过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经济学家查旺斯教授认识的，很快他就成为我们研究网络团队中的活跃分子。
Jan博士的成长经历非常有意思，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的东欧青年成长和东欧经济变化的历史。Jan博士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在十多年前考取了德国慕尼黑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攻读完博士以后，由于成绩优秀，留在大学研究所做研究，主要研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问题。其间，他的专著在英国出版，确立了他在“转轨经济”领域的学术地位。
2015 年 11 月 5 日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组织国际研讨会，Jan博士是我们邀请的主讲嘉宾之一。当时他已经受聘于欧盟工会研究所，举家从慕尼黑搬到布鲁塞尔。
Jan博士在得知我们于 2015 年 10 月初要到法国巴黎高等政治研究院里尔分院讲课后，便立刻发出邀请，希望我们在完成法国讲课任务后，能够前往布鲁塞尔欧盟工会研究院进行学术交流。正是他的热情邀请，才有了我们在布鲁塞尔之行的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学术活动。
2015 年 10 月 10 日上午，我们乘火车到达布鲁塞尔，一出火车站，就碰到来接我们的Jan博士。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虽然在此之前我们邮件往来了多次，已经非常熟悉了，但如果不是他举着“Professor Zhu”的牌子，我还是认不出他。
当天晚上，热情的Jan博士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招待我们的还有Martin Myant教授和他夫人。Martin教授也是欧盟工会研究院的研究员。
Jan博士有一儿一女，当时女儿刚满 2 岁，令我惊奇的是，在德国出生的这对孩子，第一语言不是德语，而是捷克语。Jan博士骄傲地告诉我们，这对儿女是由他父母一手带大，所以他们最熟悉的是自己祖国的语言。彼时他 7岁的儿子开始学习英语、法语，还希望以后学习中文。
在Jan博士家留影
前排为Myant，后排从左到右依次为我、Jan博士、Martin教授夫妇
这种情况在欧盟国家的家庭很常见，很多孩子从小就掌握多种语言，尤其像比利时这样的国家，与德国相邻的城市很多人讲德语，与荷兰接壤的城市很多人讲荷兰语，还有比利时当地的语言，不过在布鲁塞尔，由于该城市的国际地位，英文成为很多人掌握的语言。
2015 年 10 月 14 日下午，我们与欧盟工会研究院以及比利时鲁汶大学联合举行的研讨会如期进行，会上我做了题为“中国工会与欧盟工会比较研究”的演讲。
我在研讨会上发言
研讨会上大家讨论我的演讲题目
说老实话，在接到欧盟工会研究院邀请之前，我对中国企业的工会没有很深的研究，只是知道中国的工会与欧盟的工会在政治制度中的地位、角色及在经济来源和独立性等方面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我在法国留学时，因为是半工半读，和企业有接触，所以对工会有一些了解，知道法国工会在法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是各个政治领袖在竞选中积极争取的对象。不仅法国如此，在西方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只不过重要程度不同。
回国后，我在国有企业工作过，国有企业的工会基本上是和政府站在一个立场，因为其经济来源是政府财政或者企业的营运成本。
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工会的角色在国内越来越被重视，但是这个领域待研究的问题还是非常多的。在研讨会上，Jan博士以及比利时鲁汶大学的教授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对中国工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关心。
研讨会之后，Jan博士就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对欧盟经济的影响，与我们展开了专题讨论和研究。这次讨论，无疑将对他在 2015 年 11 月 5日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因为这次讨论，加深了我们双方的科研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