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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在外国列强的持续侵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下，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中国经济逐渐沦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引发了诸多历史剧变。农业上，传统农耕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男耕女织式的农业经济结构开始瓦解，商品经济化加快，如茶叶、棉花、油等经济作物开始大量占据耕地。工业上，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兴建了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既需要大量的资金，又能创造大量的财富。商业上，中外贸易总额增加，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兴起和发展。金融上，外国银行通过战争和借贷的方式，由东南沿海深入到内陆，攫取大量的经济利益，直接影响了工农业的健康发展，并刺激了清末朝廷资助筹办官办银行，为农村近代金融机构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清末新式银行的设立，标志着中国新式农业金融机构的诞生。不过其数量和比重少得可怜，国内的传统钱庄、票号及当铺，以及财大气粗的外国银行，仍然是主导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的实际金融力量。
钱庄俗称钱铺，又称“钱店”“银号”“钱肆”“钱米店”等，是传统中国社会主要的金融机构之一。
随着沿海城市和长江沿岸主要城市的开放，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江浙沪地区的钱庄发展最快，其中又以上海最多。清末，北京大小钱庄300余家，汉口大小钱庄500余家，上海大小钱庄600余家。
钱庄的业务主要是兑换银钱、发行期票，还包括存款、贷款、汇兑、发行庄票、买卖金银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及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不过在经济大变局下，传统钱庄深受外国经济势力影响。钱庄由于规模小、资金少，为了牟利，不得不与洋商洋行勾结，或借用洋商款项，或充当中间汇兑转账机构，或帮助洋行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材料。
钱庄与外国银行的业务往来，包括收付庄票、鉴定金银、买卖汇票、拆借款项等。如汇丰银行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就开始通过买办搭桥，对钱庄拆借款项。买办积累了资金后入股洋行，还自办钱庄，综合牟利。这些人一身二任，既是钱庄老板，又是银行买办，把外国银行与钱庄联系起来。他们把买办资本注入钱庄，改变了钱庄的资本结构，加重了钱庄的买办性。这种买办钱庄，依托租界和外国人的庇护，罔顾法律，勾结外国银行，为非作歹，大肆吸收国内外资金，牟取暴利。晚清时期上海道台多次布告，禁止上海钱庄的投机活动，但是租界不予配合，拒绝公布命令，还庇护其区域内的钱庄进行投机。
除了吸收内部资金，钱庄还利用洋行筹款，然后令国内商人进口洋货，输出农村原材料。这种特殊方式叫“庄票”。庄票就是钱庄为国内外金融及贸易机构开具的票据，凭此在规定期限内可以直接到指定的钱庄或者银行提取款项，是晚清民国一种重要的期票形式。银行在中国未普及前，庄票是一种在城乡比较流行的金融流通形式。比如当中国商人掮客向洋行购货没有足够现金时，洋行又不了解中国商人的资信，不敢赊销，于是商人便请求钱庄提供信用，钱庄便开出庄票，而洋行对钱庄的庄票比较信任，到期即可向钱庄收取现金。如此两处得利，共同推动中外贸易的发展。晚清中国农村的重要出口物品如丝、茶，之所以能够屡经农村、城镇、陆地、海洋，最终运到国外销售，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钱庄票号的融通。钱庄一般选择贷出巨款给当地商行收购丝、茶，待卖了丝、茶后再归还。外国列强对羊毛、猪鬃等农畜产品的掠夺，跟这个差不多。
不过它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钱庄的资本少，国内政治腐败动荡，不得不依靠外部资本甚至外部势力作为依靠，才能应对日益增加的社会需求，从中牟利，迫使国内钱庄与外部银行及势力高度绑定，难以独立，变成外资控制中国金融市场和牟取暴利的工具，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成为外资套取国内资本、转嫁危机的空手套，进而危害金融及市场经济稳定，扰乱社会秩序，损害政府威信。
钱庄一旦过度听信外资，盲目透支信用，滥发期票或者收购，则暗藏破产危机。由于钱庄本钱少，不重抵押和保证，一遇意外，贷款收不回来，便要倒闭。1894—1911年钱庄发生过两次重大倒闭风潮。第一次是1897年发生在上海的“贴票风潮”。所谓贴票，即钱庄向借钱的鸦片贩子开具的期票，到期本息兑换，意图获取短期暴利。最初少数钱庄经营贴票，到期还可兑现，尝到了甜头。闻到腥味的其他钱庄，纷纷加入，广泛发行，泛滥成灾。投机商人利用高利率骗取大量社会存款，但是鸦片等抵押物又不能及时卖出去折现，导致最终不能兑现，信用破产，迫使大批钱庄倒闭。
第二次是清末上海的“橡胶风潮”。当时有一个英国骗子叫麦便，在上海开设一家“橡胶公司”，利用报刊、洋行、钱庄、官绅等各种渠道上下游说，大造经营橡胶即可获巨利的舆论，疯狂兜售股票，立即吸引了大批的投机客。投机客资金不够，就向钱庄借款买股票。钱庄不辨真假，也跟着凑热闹，对外大量贷款，自己更是购买了巨额股票。没想到此人玩的是空手套白狼的把戏，抛出全部股票后就携款潜逃了。投机商和钱庄被坑了个底朝天，股票成了废纸，筹划在农村广种橡胶也没有了下文，接连破产倒闭，引发短期经济动荡。
这说明钱庄虽然能够起到融通中外资金的金融作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但是说到底由于存在私人性、封建性、狭隘性等弊端，在动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很难发展成适应经济发展的银行体系，必然会走向没落。到北洋政府时期，钱庄一度衰落，后来又逐渐有所恢复，但已经是强弩之末，最终还是被国家银行体系所取代。
票号，是北方的称呼，乃“票据商号”之意，俗称“票庄”或“汇兑庄”。它的主要业务职能是汇存款项和跨地汇兑，尤以汇兑为特色。票号俗称“山西票号”，因为票号主要是由晋商最早发起经营的，规模最大的也是晋商，所以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帮派性，但不具有全国性。山西票号是一个总称，内部派别众多，如平遥帮、祁县帮、太谷帮、太原帮等。
山西票号按权限、职能来划分，分为总号和分号。总号位居山西境内，分号散居国内外。总号“大权总揽”，拥有最终的决策权、人事权、利益分配权、经营权等，起一锤定音的作用；分号则在总号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在一定地域、人群内部拥有较高的职权。清末民初的山西票号十分发达，在国内各大城市都设有分号，在国外也有据点，东至日本的大阪、神户，西达中亚，北至沙俄，南至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
票号的资本较大，据清末史料披露，超百万两的有6家，如榆次常家100万～200万两，祁县乔家400万～500万两，太古曹家600万～700万两，介休侯家有700万～800万两，几十万两的则有十几家，可见山西票号的资本实力较为可观。山西票号的资本之所以较一般钱庄雄厚，得益于其特殊的资本组成。票号很少为个人独资，以合资为主，按股集资，如银股和人力股（劳力多年的伙计，参与分利）。
票号经营牟利的方式比较多样。其中国内外存款和汇兑是主要的利润业务。山西票号通过吸收国内外及官府或私人存款，赚取代保代管的利息（其中扣息是其重要利益来源）。晚清贪污腐败严重，官私用款巨大，票号通过存款业务获取了大量的利益。不过相比于存款，跨地汇兑才是山西票号周转全国的生命力所在。山西票号通过人际关系、贿买等方式，获取官方的现金、银票、汇款、书信、银票等异地汇兑特权，将汇兑业务最大限度地进行地域人群扩展。可以说下至乡里私人，上至官方军队，内至城乡都市，外至边关僻壤，都有山西票号的影子。如1876年左宗棠西征向外国银行借款140多万两，就是由驻沪山西票号长途转运的。
相比存款扣息，汇兑的收益要大得多，套路也更多。汇票收益有三：一曰汇水，类似于跑腿费，指的是票号按照时间和路途向客户收取的水脚银，一般获利不菲；二曰存款转放款或贷款的利息差价，有些票号收放的利息差价甚至高达五厘；三曰折色牟利，即借口刚收上来的金银或其他抵押物，成色或质量不足，按照细微差距折色收取，等到放款或者对外贷款的时候却以足色或高质量出售，从中套取差价。第一种是比较实在的，后两种则体现了票号好利奸猾的一面。
山西票号与农村金融经济关系密切。山西票号曾发行一种叫“土票”的汇兑期票，专门收购农村的土地、鸦片及其他较为值钱的货物。晋商通过“土票”投机，从贫困的河南农民手上套取了大量的土地，更四处活动，从云南、贵州、四川、浙江、陕西、甘肃、东三省农民处收购了大量的鸦片，然后囤积居奇，从中套取暴利，成为显赫一时的土地投机商和大鸦片贩子，但对地方农村经济并没有起到多少正面的作用。
清末山西票号在中国城乡盛极一时，据称在1906年前后山西票号年度汇款总额可达2000万两，但到民初之后却很快衰落了。这主要是由于山西票号存在先天性的结构弊端。第一个原因便是山西票号组织和运营具有极强的家族性、地域性，家族和同乡经营观念牢不可破，缺乏必要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票号掌权者均是山西人，外省人想要跻身票号上层牟利，简直比登天还难。这就必然地限制了外省优秀人才和巨额外资的加入及票号的扩大经营。其组建和运营围绕着总号及其初建家族展开，内则至亲，外则同地亲戚好友，再外则同乡，先亲族而后外人，层级森严，难以逾越，形成一个闭环。这是山西票号的核心问题，虽然内外有目共睹，众口非议，常说改革，但是一旦涉及高层股权分割，影响家族利益，则往往戛然而止，始终难以改变。这背后反映出山西票号经营者观念守旧，不能与时俱进。1904年，清政府预备组建新式银行，号召北京等地的钱庄票号入股组建。为了保住自己狭隘的股权和总控制权，山西票号拒绝加入，不愿转变成新式银行。
第二是内部制度不合理。山西票号的信用放款具有重大缺陷——只重视私人关系的信用，不注重实物抵押，一遇突发状况，极易血本无归。再就是颇为人诟病的低薪高福利待遇模式。山西票号给伙计开的薪金很低，但给的日常饮食起居待遇却比较优厚。大掌柜薪水不过二三百两，伙计才四两左右，而发放时间比较长，常常隔三年才算一次。表面上是用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把管理服务人员拴在店里，尽可能榨取其劳动剩余价值，实则违背基本的生活和经济逻辑，滋生腐败，侵蚀资本，大量伙计赌博宿娼、盗取银本、花天酒地成风，与勤俭致富的初衷背道而驰。
第三是裙带主义下的用人弊端。由于家族性和地域性，山西票号不可避免地存在严重的裙带主义。经营规范、牟利多少等，全看伙计的主观素质。虽然票号也有惩罚制度规定，但是一旦处罚涉及中上层，则变成一纸空文，不了了之。长此以往，则恶性循环，难以振作，形成相当严重的人事弊病。
第四则是现代银行的发生和发展对传统金融机构之生存产生巨大的革命效应。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增加对华输出，建立了更多财大气粗的现代银行，在管理规划和职能服务上，比传统票号更加合理和便利，逐渐替代了山西票号在城乡金融上的融通作用。清末筹建的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等国家银行及各省相继成立的官银钱号，替代了票号所经营的国库及官款业务，而大量的外资银行和江浙众多的钱庄，以及近代官办邮政业的崛起，也夺走了票号很多汇兑生意，导致山西票号的跨地域优势日渐萎缩甚至消亡。
外国银行对中国农村金融经济有直接和间接的重大影响。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在华设置的银行越来越多，其中英国数量最多，实力最强，代表性的有汇丰银行、东方银行（丽如银行）、汇隆银行、呵加刺银行、麦加利银行；第二是法国，代表性的有法兰西银行、东方汇理银行；第三是德国，代表性的有德华银行、德意志银行；第四是美国，代表性的有花旗银行、旗昌洋行；第五是日本，代表性的有横滨正金银行、正隆银行；第六是俄国，代表性的有华俄道胜银行；第七是荷兰，代表性的有荷兰银行；第八是比利时，代表性的有华比银行。这些外资银行依托列强武力和不平等条约，积极配合外国列强对华商品倾销和资本侵略，把中国的财政经济完全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中，具有很强的侵略性。
清末民初外国资本对农村金融经济的侵略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而间接侵略的危害更大。
直接方面：外国银行直接支持本国商品对华倾销、掠夺中国的廉价原料，赚取高额利润。一是导致传统种植业经济解体，很多中小手工业破产，大量农民失业，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二是夺取了原本属于中国的优势产业，如种茶业、丝织业、棉纺业等，将广大的农村变成外国资本的原料产地，造成畸形发展。再就是外国银行对华恶意倾销鸦片，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贫苦和动荡。三是外资在国内投资设厂，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许多破产或贫苦的农民不得不转变成产业工人，被压榨更多的劳动价值。有些还被利欲熏心者卖到国外，引起了人口规模上百万的“猪仔”贸易，给海外华侨华人带来深重的苦难。
间接方面：外国银行强横要求清政府赔款或者接受巨大的政治贷款，并制定种种不平等条约，全方位控制和侵害农村金融经济，使清政府不得不增加税费，间接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清政府向外国举借外债4600万两，其中通过外国银行进行的约占74％。由汇丰银行一手包办的达2900万两，占全部借款的63％以上。
中日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2.3亿两。清政府迫于赔款和赎金，接受了危害巨大的三次政治大借款。第一次是俄法借款，共4亿法郎，年息4％，折扣94.125％，限期36年，以中国关税作抵押。第二次是英德借款，共1600万英镑，仍以关税为抵押。第三次借款是1898年3月，为偿付甲午赔款，又与英德签订了1600万英镑的借款，年息4.5％，折扣83％，期限45年，以关税、盐厘担保。外国资本通过间接的贷款，假借清政府之手，直接夺取了中国在国内关税、厘金、盐税等方面应有的自主权。除了强制性的政治借款之外，各外国银行还疯狂地以投资的形式掠夺中国的铁路权和矿藏权。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兴起了铁路借款潮。如1897年12月芦津铁路借款60万两，由汇丰、麦加利、华俄道胜三行经办；1898年6月芦汉铁路借款1.125亿法郎；1898年10月关内外铁路借款230万英镑；1902年10月正太铁路借款4000万法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连自己的土地、矿藏都不能自主了。
再就是在中国境内发行纸币，直接夺取中国的货币自主权，掠夺农民的财富。中日甲午战争后，各外国在华银行进一步在中国非法发行纸币。仅以英、德、法、日、美五国银行的情况来看，麦加利银行发行两种钞票：一种是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银圆券；另一种是五两、十两、五十两、百两银两券。其流通区域多在上海与香港。汇丰银行发行两种钞票，与麦加利一样，多流通在香港、上海、广州；德华银行发行银圆、银两两种钞票，以山东为流通中心；横滨正金银行发行银圆券，以东三省为流通中心；东方汇理银行发行钞票，流通于越南及滇越铁路一带，云南各地也有流通；花旗银行发行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钞票五种，以上海为流通中心。1900—1911年，汇丰、东方汇理、麦加利、花旗、横滨正金及华俄道胜银行将所发行钞票折合成它们本国货币的数额。这些银行所发行的各种纸币，凡属以中国通货市场为对象发行的，固然全部在中国境内流通，以中国以外地区通货市场为对象发行的纸币也在中国广泛流通。例如在法属印支（今越、柬、老三国）发行的东方汇理银行券，常通行于云南、贵州。
另外一个不利于农村金融经济的是，外国银行通过各种手段大量吸收国内资金，减少了国内金融机构的存储量和对内支持经济活动的能力，使农村金融缺乏必要的充足资本，崛起和发展之路十分艰难。据粗略统计，对华金融和贸易最多的汇丰银行，在1890年存款总额为1865年的41.8倍，存款余额高达9335万元，同期放款余额为6388万余元。1900—1906年，该行实收资本1000万元，其纸币发行额最低年份为1251万元，最高达1905万元。1907—1911年，该行实收资本为1500万元，而纸币的发行额最低为1503万元，最高达2531万元，超过其实收资本68.8％。进入民国初年，政局动荡，中国剥削阶级为了转移财富，都把外国银行当保险库，纷纷前去储存，从而充实了他们的营运资金，进一步削弱了农村的财力，制约了现代农村金融的发展。
中国最早主张建立银行、发行纸币的是太平天国洪仁玕，但因为太平天国很快灭亡，其主张就变成一纸空文，没有实现。继续宣传银行思想的是早期维新主义者郑观应。不同于洪仁玕的私人银行，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官办国有银行，将银行视为商务之本、百业总枢，推动经济的发展，挽救统治危机。这一极具远见的建议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
甲午战败，举国震动，开始奋起直追，建设国有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应运而生。它招商股500万两，借户部库银100万两，于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近代银行的始创。在管理上，它模仿汇丰银行体制，内部设置中国经理和外国经理，各自处理业务和行政。该行从开业至辛亥革命十多年间，存款最多时可达四五百万两，放款有五百万至八百万两。因清政府授权该行发行纸币和兼办代收库银，其资金的去向一是商业放款（主要是向外国银行放款），二是实业放款，三是对钱庄拆借。由于盛宣怀在该行的股份中占很大比重，从表面上看该行是一个商办民族资本银行，实际上是一个以盛宣怀为代表的官僚买办和封建势力共同控制的资本主义式银行。
为进一步解决财政危机，1904—1905年清政府筹划成立了户部银行，以便整理币制，推行纸币。1905年8月清政府成立户部银行，在天津、上海设分行，即国家银行的创始。1906—1907年又在汉口、济南、张家口、奉天、营口、库伦（今乌兰巴托）设分行。1908年清政府颁布《大清银行则例》，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定为国家银行，也是我国最早的中央银行。改称“大清银行”后，又增报资本600万两，扩充分号达35家，是清末最大的新式银行。
1907—1908年，清政府应对社会提倡兴办新式工业、挽回路权、反对铁路借款、自办铁路的要求，筹资500万两建立交通银行，由邮传部控制，主要办理轮船、铁路、电报、邮政四个单位的一切款项收付，办理存款、汇兑、借款等业务，筹措资金，经理债票、股票，借以振兴轮、路、电、邮四政事业。
在清末筹建银行挽回利权的思潮中，私人银行、地方银行开始增多。私人银行方面：1906年，周廷弼创办信成商业储蓄银行；1906年，尹寿人创办信义银行；1907年，浙江铁路公司创设浙江兴业银行，总行初设于杭州，分行设于上海、汉口、天津、南京、北京、郑州等处，业务逐年发达，后为江浙财阀的重要金融机构；1907年，虞洽卿等于上海创办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地方银行方面：1902年，在天津建立直隶省银行；1906年，在成都建立浚川源银行；1909年，在杭州建立浙江银行；1911年，在福州建立福建银行，在成都建立四川银行。此外，还有十几家地方官办银号。
跟农村有直接关系的则属清末建立的筹设农业银行。1908年，李颂臣为调剂农业资金，发起创立了历史上第一家农业银行。该行模仿德国的银行，实行有限股份制，以放款于农工为宗旨，规定：以田地、园林、房屋或工业实产、股票、债票作抵押的放款，其借款额不得超过抵押产值的十分之七；房屋作抵押，须附保险契约，否则借款不得超过实值的十分之五；有股户五人以上连环担保，可不用抵押品，惟借期短，以五年为率，其借款总计不得超过银行资本十分之一；以产作抵，可以放出短期借款，但不可超过本行放款金额的五分之一；保管金银及其他一切重要物件；汇兑；储蓄；长年定期存款。但在具体业务上，它有很强的典当色彩，对新兴的工农业资本家有利，对贫苦的农民没有多少好处，反而成为了巧取豪夺的套利机构，所以成立得快，消失得也快。
清末中国新式银行的出现，根本目的是发行货币，补充财政收支不足，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它是中国资本主义微弱发展的一种反映，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产业和商业的发展。然而，它在资本、制度、用人、职能上都存在很多弊端，加之上层争权夺利，政局动荡，社会普遍缺乏信心，以及外国银行和国内传统金融机构的有意抵制甚至恶意竞争，其对社会经济影响微弱，尤其是对农业经济起到的作用极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