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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农民普遍贫苦，为了生存和耕种，出现了农贷、粟贷等金融形式。农贷形式最早出现在周朝。《周礼》记载：“凡民之贷者，与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凡有责债者，有判书以治则听……凡属债者，以其地傅而听其辞。”春秋时期出现“粟贷”，即粮食借贷。《左传》载曰：“宋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管子》也说：“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故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则请重粟之价金三百，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勤其事矣。”可见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注意到平衡农作物价格、控制利息及借贷等问题。
秦汉时期，农业经济有所发展，当时有关农村金融的农业借贷也比较兴盛。汉朝出现货币借贷与实物借贷并行的形式。《汉书·食货志》记载：“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受之，除其费，计所得收息，无过岁什一。”农村借贷形式比较多样。一是借贷种子，如《汉书》曾记载了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等帝王借种子给农民耕种生活的史实。二是借贷耕牛，如《汉书》载：“元始二年贷贫民犁、牛、种、食。”三是借贷耕地，如《汉书》载：“永初元年二月丙午，以广成游猎地及被灾郡国公田假与贫民勿租税。”四是借贷钱币，如《汉书》载：“遣使者循行郡国，被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三万勿出租赋，逋货米入皆非收。”《后汉书》记载得更明确：“假民有货者，户钱一千。”此外，还有不少的私人放贷，其中更是不乏高利贷。
魏晋南北朝至隋朝时期，农村借贷形式多样化。有沿袭前代的无息贷款，具有慈善性质，但很快就消失了。为数众多的是私人借贷和高利贷，如官僚贵族放债牟利。《宋书》记载了借钱换物：“（刘）休祐在荆州裒刻所在，多营财货，以短钱一百赋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彻白，若有破折者悉删简不受。民间杂此米，一升一百、至时，又不受米，评米责钱。凡诸求利皆悉如此。”《南齐书》记载了借债赎人：“虞愿为晋平太守，前政（前任太守）与民交关，质录其儿妇（不能偿债录其儿妇为质），愿遣人于道，夺取将还。”隋朝统一后，为了灾年赈济，建立了义仓制度，具有仁政或慈善色彩，有一定进步意义。《隋书》记载：“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储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不使损败。若时年不熟时，当社有饥馑者，以此谷赈给。”
唐朝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农村金融也有所发展。唐朝推出了三种借贷，即收质、纳质、质库，但利息一般较高。在农村，唐朝为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在农村金融方面有所推进。一是实行赈灾农贷。唐朝《康济录》记载：“代宗时刘晏掌财赋……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日，具州县雨阳丰欠之状白使司，丰则贵象，欠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若干蠲免，某月须若干救助，及期，晏不及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毙流亡饥草然后赈之也。”二是限制利率或提供无息贷款，帮助农民，禁止当铺泛滥，打击高利贷。《至元杂令》记载：“诸以财物出举者，每月取利不过三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亦不得回利为本……应京城内有私债经十年以上，曾出利过本两倍，本部主及保人死亡，并无家产者，宜令台府，勿为徵理。”三是继承和改革义仓制度，建设常平仓，平衡粮食价格。《文献通考》记载：“开元七年敕关内陇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彰、蜀、资、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每粜具本利与正仓帐同申，二十二年敕应给贷粮本州录奏：待敕到，三口以下给米一石，六口以下给米两石、七口以下给三石，给粟准米计折。”
宋朝商业经济较为发达，一度出现地区纸币“交子”。两宋对农业也较为重视。在农村金融上，两宋曾大规模向贫农借贷种子及耕牛。《宋史》记载：“太宗至道二年诏，官仓发粟数十万石，贷京畿及内郡民为种……治平中河北地震民乏粟，率多贱卖耕牛，刘涣知澶州，尽发公钱买之，明年，民无耕牛，价增十倍，涣复出所市牛，以原值与民，澶民赖不失业。”赈灾借贷也比较多，如《康济录》记载：“明道程子知扶沟，水灾民饥，请发粟贷之，邻邑亦请。司农怒，遣使阅实，使至邻邑，而令遽自陈，谷且登无贷可也。使至，谓程子盍亦自陈，程子不肯，使者遂言不当贷，程子则请之不已，力言民饥，遂得谷二千石，饥者获济，而司农益怒。视贷籍，谓户同等而所贷不等，檄县杖主使，程子言：济饥当以口之多寡，不当以户之高下，且令实为之，非吏罪。”《文献通考》记载：“元丰元年诏以滨棣沧州被水灾，令民第四等以下，立保贷请常平粮有差，仍免出息。”值得重视的是王安石变法中推行的“青苗法”，对农村金融影响较大。该法又称“常平新法”，要求各地以现存常平、广惠仓的一千五百万石钱为本，与转运司兑换成现钱，以现钱贷给广大乡村民户，有剩余也可以贷给城市坊郭户。民户贷请时，须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由上三等户作保，每年正月三十日以前贷请夏料，五月三十日以前贷请秋料，夏料和秋料分别于五月和十月随二税偿还，各收息二分。“青苗法”的初衷是好的，但触犯了地主、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农民在“青苗法”改革中难以获得实惠，反而容易被居心不良、有意钻空子的官僚和地主巧取豪夺以至于丧失土地，因此“青苗法”最终失败了。
元朝虽然短暂实行过赈灾农贷、义仓等行为，但滥发纸币，官僚、地主大肆搞高利贷，对农村金融经济破坏很大，金融发展还不及唐宋时期。到了明清时期，官方推广仓储制度，投资边疆屯垦，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明史》记载：“迤北来归就屯之人，给车牛农具，后又免沿边开田官军子粒，减各边屯田子粒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