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北洋政府时期的农村金融，受政局影响，在曲折中演进。传统金融机构在新旧交替下加速消亡，新式银行在曲折中发展，开始对农村金融起实际作用。
北洋政府时期，依托于清朝权贵的山西票号的势力已消失，作为地方封建势力的金融支柱的各省官银钱局也纷纷倒闭或改组。钱庄业在辛亥革命中也倒闭了不少。新式银行大体有三类：一是北洋官办中央级银行；二是地方官办银行；三是各地私募银行。
北洋政府官办银行代表有二：一是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是在大清银行的基础上改组而成的，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除了经营一般的存款、放款、汇兑业务外，还代理国库、经理募集公债、特准发行钞票、铸造银币等业务。二是交通银行，北洋政府的另一个金融支柱。该行于1914年修改章程，改定股本为1000万两，除了继续经营轮、路、邮、电四系统存款为专有的特权外，还获得了代理金库、经付公债本息、代收税款等权利。地方官办银行是中央银行所设分行及军阀割据混战的混合产物。北洋政府时期南北军阀割据一方，筹建或控制各地的银行，但资本少、实力弱，又常被挪用，社会信任度差。影响较大的是各地私人银行，如虞洽卿筹办的四明商业储蓄银行。
值得重视的是，在北洋政府时期，正式的农业银行开始出现和运营。1915年，北洋政府拟订成立农工银行条例46条，并公布施行。该条例规定：农工银行以股份公司的形式成立，以通融资财、振兴农工为宗旨。其组织办法模仿德国农业银行的规模，总行设在北京，以县境为营业区域，并在县内以一行为限。条例还规定，农工银行的放款，五年以内分期摊还，以不动产作抵押；三年以内定期归还，以不动产作抵押；一年以内定期或分期归还，以不易变坏的农产品或渔业权和有价证券作抵押等。放款用途限于垦荒、耕作、水利、林业，购买种子、肥料及各项农业原料，农工业运输、囤积，购办或修理农工业器械，购办牲畜、修造牧场等。同时还规定，不动产一经登录或保价不得作抵押品，并以第一次抵押为限。每次放款额不得逾抵押品估值的三分之二。
1915—1921年，我国以县为单位的农业金融机关开始建立起来，是历史的进步。其中代表有四。第一是通县农工银行，1915年成立，直属于财政部，为北洋政府时期最早的地方农业金融机关。该行原定资本20万元，实收10万元。该行最初虽有官股，但最终改为商办。其放款业务有定期抵押放款和分期抵押放款两种。抵押品则以田地债据居多，用于肥料、牲畜、农具、种子、雇工、种棉、农屋、渔业、垦荒、水利、林业等。据统计，到20世纪30年代，该行放款近100万元。第二是江丰农工银行，1922年成立于江苏吴江震泽镇。资本总额定为20万元。经营业务分存款、放款、储蓄及买卖证券、汇兑等。它有三种形式放款：①农业放款，以生丝与米作抵押的农产抵押；②金银饰物作抵押品的动产抵押放款，获利明显；③以房地田业作抵押的不动产抵押放款，是农工贷款的主要项目。信用贷款到1927年共达50万元。第三是浙江嵊县农工银行，1923年正式成立。其业务除一般储蓄、存款、汇兑及保险外，主要经营桑蚕抵押放款，并设有堆栈。第四是农商银行，1921年创立，实质是以军阀为后台打着农业金融的幌子筹办的商业银行，与一般商业银行业务相同。
为筹设和管理各地农工银行，北洋政府于1918年设立全国农工银行筹备处，1921年改组为全国农工银行事务局，专门行使管理职能。不过就实际来讲，虽然很多银行名义上都挂着救济农村、发展农业的响亮招牌，实质上都是为官僚资本服务，为农村地主、富农、商业投机者以及经营农产运销、农产加工的城市工商业资本家服务。这些新式农业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但也助长了农村高利贷和商业投机的行为。由于贷款量少，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广大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
对农民来讲，比较实用的是新出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最早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起源于1923年河北香河的赈灾机构。其领导者是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1920年西北、华北大旱，300余县受灾，灾民近2000万人，饿殍遍野，粗略统计有50万人左右。中外赈灾团体纷纷成立，开展赈济工作，至1922年共筹款二三百万元，通过组织合作社的形式，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恢复和改善农民生活。1923年，我国最早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河北香河正式成立，将资金给信用合作社使用，推动农业放款和经济发展。此后各地农村信用合作社陆续出现。1924年，涞水、定县相继成立农村信用合作社。到1927年底，全国有近600家农村信用合作社，以河北为主，办得相当好。
由于农业经济落后，加之外国银行、钱庄票号、当铺以及军阀等势力的有意挤压、干预，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缓慢。如东北军阀张作霖最开始就反对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后经中外人士多次请愿交涉，才勉强保留下来。但受军阀混战的不良影响，加上币制紊乱、外国银行继续扩张，以及畸形发展的钱庄的存在，少得可怜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很难对广大农民提供多少实质性帮助。
欧洲银行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暂时减轻了对华金融侵略，但日美趁虚而入，尤其是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强迫中国大借款，企图在经济上全盘灭亡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等国卷土重来，为协调日、美等国对华金融侵略，牟取暴利，多采取银行团的形式，对华大量政治借款，直接操控侵夺中国财政税收，插手北洋政府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要务，甚至滥发纸币，扰乱中国金融。它们从中国吸收了大量的资金，加强了对中国人民的掠夺，使无数商民倾家荡产。
与此同时，钱庄的复苏和畸形发展值得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民族资本主义短暂繁荣，有利于深谙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钱庄之复苏和发展。钱庄在社会上为工商业所推崇，也为商界吸收资金。此外，钱庄注重信用，抵押品可以通融，加之中国商人视抵押借款有碍体面，故均愿意与钱庄往来。在放款数目和业务上，钱庄手续简单，放款数额不限。银行由于刚出现不久，发行的钞票及期票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大众信任。在信息上，钱庄及时调查了解市场情况，更能鉴别洋钱之真假，较受大众青睐。当时金融界的章乃器就曾说：“我们银行界对于社会经济的贡献，实在远不如钱庄。钱庄倘使全体停了业，的确可使上海的商界完全瘫痪。而银行全体停了业恐怕倒没有多大影响。”不过毕竟处于外国势力和封建军阀的夹缝中，缺乏稳定健康的经济环境及制度规划，因此到30年代钱庄很快再次衰落下去。
与此同时，北洋政府时期民不聊生，广大农民为了生存付出的代价相当大。为了尽可能榨取利益，高利贷横行一时，十分猖獗。农村高利贷的新旧形式五花八门，如“驴打滚”“牛犊账”“连根倒”“孤老钱”“九出十三归”等旧式高利贷，层出不穷。而实物抵押（如山东借青麦时借一还四的高利贷）、商店商品高利贷也十分普遍，所拟定的利息非常苛刻，丝毫不亚于高利贷盛行的古代，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激化了农村的社会矛盾，加剧了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