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确定冲击指的是经济体所处的环境中突然出现了之前难以预测的高影响事件。近年来,随着全球各领域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形式各异的不确定冲击逐渐显现并增多,对中国的经济稳健运行构成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需要应对的风险挑战、防范化解的矛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
以“黑天鹅”和“灰犀牛”
为代表的不确定冲击大量显现,表明现阶段全球经济已进入一个“非常态世界”。近年较为典型的不确定冲击包括硅谷银行破产倒闭、俄乌冲突、新冠疫情、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中美贸易战、英国脱欧等,这些冲击的发生无一不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形成巨大冲击,干扰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由此变得更为严峻和复杂,不确定性大幅上升,经济下行的压力亦不断增大。
不确定冲击的大量出现增加了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为衡量中国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程度,借鉴Jurado等(2015)测度经济不确定性的方法
,并选取中国的宏观经济变量,计算得出提前1期
[1]
、提前3期和提前12期的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
U
(1)、
U
(3)和
U
(12)。不确定性理论模型如下:
变量
的未来
h
期不确定性
可以表示为基于
t
期信息
预测的期望值
与未来
h
期的真实值
之间的条件偏离程度,即可以表示为:
其中,
表示基于
t
期信息
得到的条件期望值。如果将与宏观经济相关的总变量集合
中所有变量使用一定的权重
进行加总,即得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可以表示为: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所有的条件波动率提取公共因子得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选取的货币政策有关变量14个,其他宏观方面的变量31个,一共45个变量,所选取的中国宏观经济变量详见表3-2。
表3-2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构建选用的中国宏观经济变量
(续上表)
(续上表)
根据式(3-2)计算得出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U(1)、U(3)和U(12)如图3-7所示。从图3-7可见,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出现大幅上升,并在2009年下半年达到峰顶,随后逐渐回落。在2014年中、2015年中、2018年下半年、2019年底至2020年初出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明显提高的波段,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反映出实际经济运行情况和预期的偏离程度。
图 3-7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的时序变化
除了整体层面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外,由于许多冲击源自政策的变化,因此进一步使用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联合发布的月度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 [2] 衡量我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时序变化如图3-8所示。
图 3-8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时序变化
从图3-8可见,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2015年下半年至2017年下半年出现一个小型的波段,指数在2017年初达到峰值。从2018年上半年开始,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不断攀升,并在2019年和2020年几乎全年维持在高位,虽然在2021年初指数出现小幅回落,但自2021年起至2022年中,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程度又出现大幅升高的现象。
宏观的经济不确定性会被经济中的微观个体感知,从而影响其对未来经济的预期,进而改变投资与经营策略。参考聂辉华等(2020)构建的企业不确定性感知指数 [3] ,其用以衡量企业个体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图3-9显示,样本期间企业感知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总体上不断提高,个别个体的不确定性感知程度大大高于其他企业,近年来这类个体感知的不确定性程度相对于总体出现更大幅度的增加。
上述典型事实与指数的时序变化均表明近年来外生冲击出现的频率变得更为密集,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大大提高。
图 3-9 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的时序变化
[1] U (1)代表利用 t 期的信息预测未来1期的偏差, U (3)和 U (12)以此类推,样本区间为2007年1月至2022年12月。
[2] 该指数以中国大陆的中文报纸《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与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SCMP )为分析对象,识别出报纸每月刊发的有关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文章,并将识别出的文章数量除以当月刊发的文章总数量,最终得到月度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其中,TPU指数是根据《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新闻报道计算而得,EPU指数是根据《南华早报》的新闻报道计算而得。
[3] 聂辉华等(2020)通过从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提取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的关键词,构建衡量企业个体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的指标。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的指标构建方法有两种:一是Fepu_1=(不确定性句子数量/总句子数)×100;二是Fepu_2=(不确定性词语数/总词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