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依据使用数字技术的金融机构分类，可以将金融科技分为传统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科技和传统金融体系之内的金融科技（Cheng & Qu，2020）。现阶段大量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大型数字经济平台或其他新型金融科技公司开展金融业务所使用的外部金融科技，对于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体系内的金融机构运用数字技术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事实上，中国绝大多数金融资源都集中在商业银行，因此金融科技赋能驱动的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产生了什么样的经济效应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而现有文献主要立足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内部经济效应展开研究。
近年来，智能投顾、大科技信贷等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加速了金融数字化的进程（黄益平、黄卓，2018；蔡庆丰等，2021）。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是银行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产品、运营、组织管理、商业模式、战略制定等方面，对其经营活动进行变革的过程（谢绚丽、王诗卉，2022），现阶段大量银行正在通过数字化转型保持其在数字经济时代中的竞争力（Yoo et al， 2012； Vial， 2019；刘洋等，2020）。谢绚丽和王诗卉（2022）认为，商业银行的战略数字化指的是银行整体战略层面对数字技术的关注程度，业务数字化指的是银行将数字技术融合于自身提供的金融服务的程度，管理数字化指的是银行将数字技术融合于治理结构和组织管理的程度。
关于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现有研究的结论大致认为数字化可以促进银行经营提质增效，提升金融服务的能力。首先，银行数字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银行经营绩效，更好地应对新兴业态的冲击（谢绚丽、王诗卉，2022）。早期的相关研究侧重于银行信息化，认为银行信息化能够降低银行成本（Altunbas et al， 2001）、提升银行盈利能力（Beccalli， 2007； Koetter & Noth， 2013）。Akhisar等（2015）对欧洲国家银行的研究则发现，网上银行业务提高了银行的股本回报率（ROE）和资产回报率（ROA）。近年的研究则更侧重于银行应用数字技术的视角，沈悦和郭品（2015）认为互联网金融的技术溢出可以提高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杨望等（2020）的研究则发现金融科技通过市场竞争、技术溢出和金融创新驱动商业银行战略转型显著提升了商业银行运营效率。
其次，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增强了金融机构识别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在金融供给端提升银行的信息甄别能力，从而提升银行把控信用风险的效率，降低不良贷款率（李逸飞等，2022）。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面临着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会影响商业银行的借贷标准和主动风险承担行为，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会放大银行信贷投放行为的顺周期性，阻碍资金融通的实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促进银行对抵押品、交易记录、关系型信贷等信息的搜集与处理（Cennietal，2015； Mocetti et al， 2017），使商业银行对企业情况有更深入、更及时的了解，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商业银行的惜贷行为（梁方等，2022）。同时，数字技术应用对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的冲击（Pierri & Timmer， 2020），促进银行风险承担（邱晗等，2018；郭品、沈悦，2019）。张庆君和张港燕（2021）也发现，金融科技的应用降低了银行顺周期性，这主要表现在投入和技术应用角度。
再次，数字化转型可以影响银行的信贷配置行为。数字技术的应用优化了银行的风控能力，促进银行信贷配置效率提升（ Cheng & Qu，2020）。在信贷配置结构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增加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盛天翔、范从来，2020），提升创业者获得信贷的可能性（Ahnert et al，2022），缓解传统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提高金融机构为企业配置长期信贷的动力（李逸飞等，2022）。徐晓萍等（2021）利用银行与外部金融科技平台的合作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银行金融科技能够扩大零售贷款和信用贷款的规模，提高零售贷款和信用贷款的增速，促进贷款信用结构和客户结构的调整。孙旭然等（2020）主要对银行贷款的信用结构和期限结构展开讨论，发现银行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占比，从而改善银行贷款的信用结构和期限结构。罗煜等（2022）认为银行数字化转型可以优化银行业务流程，促进银行调整贷款的信用结构和行业结构，使银行可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同时，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以减轻信贷决策对企业资产价值的依赖（Gambacorta et al， 2020；黄益平、邱晗，2021），促使企业融资由抵押贷款向信用贷款转型。在信贷配置总量方面，金融科技赋能可以通过提高贷款规模而增加信贷可得性（胡俊等，2024）。
最后，数字化转型还会改变银行业的市场竞争格局。外部金融科技可以通过空间地理效应和产业竞争效应促进银行业竞争（孟娜娜等，2020）。银行业内部对数字技术应用程度的增加会加剧银行竞争，进而改善银行信贷的信用结构和期限结构（孙旭然等，2020），“挤出”数字化转型程度低的银行所占市场份额（Cheng & Qu，2020），推动银行精简线下分支机构（谢绚丽、王诗卉，2022）。大银行对数字技术的应用缓解了其信息劣势地位，缩小了与中小银行在获取软信息方面能力的差距，推动了大型银行服务重心下沉。大银行因其资金成本上的优势抢占了中小银行的优质低风险客户，对中小银行产生了挤出效应（金洪飞等，2020；王修华、刘锦华，2023）。张龙耀和袁振（2022）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降低了农村商业银行在县域金融市场中的份额。数字化转型驱使银行缩减分支机构和物理网点，在总量上降低了其对劳动力的需求，但在结构上表现为对低端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和对高端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余明桂等，2022）。
但同时也有研究提出不一样的观点。Solow（1987）提出过著名的“索洛悖论”，指出企业在IT技术方面的投资难以在统计数据中的投资回报率上得到体现，有部分研究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文献亦持有类似的观点。譬如，王海军等（2024）则认为金融科技对银行业绩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数字技术的应用削弱了银行当期业绩，平均滞后四五年后对银行业绩增进作用开始显现，并呈现边际贡献递增趋势。另外，胡俊等（2022）认为金融科技虽然可以通过提高运营、服务、风控三个层面的能力而提升银行经营绩效，但未能同时降低贷款利率，存在因便利溢价或定价歧视导致的“普而不惠”问题。还有研究讨论了数字化转型的银行异质性问题，谢治春等（2018）认为不同银行的数字化转型策略应结合银行实际有所差别，大中型银行选择闭环生态型或开放生态型银行战略的可能性较大，小型银行选择细分市场型或垂直分工型银行战略的可能性较大。王道平等（2022）认为，微观银行金融科技水平提升会增加银行风险承担倾向、加深银行间关联程度，进而导致其系统性金融风险显著放大，且这种影响具有时滞性和持续性，同时国有银行在金融科技水平提升时边际风险更低，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能有效削弱金融科技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
商业银行对数字技术应用程度的增加不仅对银行自身产生经济效应，还可以在银行之外产生经济效应。现阶段这一部分的相关文献较少，主要讨论的是银行数字化转型对融资需求端和外部金融监管的影响。
就对融资需求端的影响而言，银行增加对科技的应用可以通过提升信息甄别能力和优化风险控制模式这两条路径，合理引导信贷资源从“僵尸”国企转移到优质民企，引导资金流向小规模、高科技、低污染的企业，从而全面促进企业结构性去杠杆（张金清等，2022）。李逸飞等（2022）认为，银行金融科技能够有效突破传统金融体系下企业短债长用形成背后的供给端约束和需求端扭曲，因此提升了企业信贷配置能力，优化企业信贷期限结构，促进企业长期融资由抵押贷款向信用贷款转型，缓解了传统银行对于民营企业的“融资歧视”，通过提升银行信息甄别能力显著缓解企业短债长用行为的现象。
就对外部金融监管的影响而言，唐绅峰等（2023）认为，银行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具有较强逆周期性的资本缓冲水平和具有较强顺周期性的流动性水平，但数字化转型会弱化银行对资本缓冲水平和流动性水平的监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