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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起始于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现象的解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正是这次危机成就了凯恩斯主义。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价格危机之前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均未发生较大范围的危机，但石油价格危机的冲击从根本上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根基，从而推动了以F.E. Kydland、E. C. Prescott、R. Lucas、B. J. Long、C. I. Plosser、R. G.King、S.T.Rebelo等学者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学派的发展。
凯恩斯IS-LM模型和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作为宏观经济研究的主流框架，所遵循的MM定理假定忽视了金融摩擦在经济波动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在解释“大萧条”“次贷危机”等严重经济衰退形成的原因时缺少说服力。实现经济稳定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被宏观经济理论认为是宏观政策最核心的目标。在旧有宏观经济理论的指导下，经济政策的制定并未对金融稳定给予过多的关注。然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等一次又一次严重的危机使得金融市场摩擦、金融冲击、金融中介和信贷政策等金融因素在经济周期波动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逐渐被重视，金融加速器效应的研究也因此成为宏观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重点。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事实则说明，经济波动受金融部门的影响远远高于传统理论的预期。在此之后，金融摩擦在理论层面被更广泛地引入宏观经济模型。
金融加速器机制的理论渊源最早可追溯至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紧缩论”。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由于收入下降，企业在巨大的偿债压力下被迫出售资产，部分企业违约直接导致破产潮沿着信用链扩散，更多的企业为了偿债而低价倾销资产，造成价格进一步下跌并触发经济危机。当经济处于扩张期时，市场上的投资机会增多，企业倾向于增加杠杆扩大投资规模，以尽可能抓住投资机会并将其转化为收益，从而引起市场价格和市场利率上涨。随着市场上企业的借贷规模持续扩大，宏观经济出现债务过多以至于形成银行、企业、个人，乃至经济中的所有主体都缺乏充足的流动资金以清偿到期债务的现象，继而导致违约问题沿着债务链条扩散，造成债务人为清偿债务降价倾销资产→资产价格水平下跌→企业净值缩水甚至破产→宏观经济总产出下降与失业率上升的恶性循环。Fisher（1933）提出的这一思想为金融加速器理论的形成作了最初的铺垫。
随着Akerlof（1970）等学者对经济学领域中的非完全市场与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产生标志性突破，经济学中的公司金融理论开始将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引入传统的分析框架以探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行为。信息经济学的重大突破形成的研究成果阐述并揭示了信贷市场各交易主体之间金融摩擦问题产生的根源，在技术上为信贷市场中微观经济个体的行为研究奠定基础。Bernanke（1989）在分析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金融总量与货币数量的相对重要性后，认为金融系统在经济衰退过程中的崩溃才是影响大萧条的持续性和深度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地， Bernanke（1995）基本厘清了“金融危机→信用成本上升→真实产出持续下滑→经济进一步陷入萧条”的微观机理，在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研究的一般分析框架中纳入信贷市场摩擦的特征事实，提出了著名的“金融加速器”理论。
具体而言， Bernanke（1995）的观点是，物价下跌和货币紧缩将加重企业的债务负担，进而致使企业净值下跌，资产负债表状况不断恶化，宏观经济整体陷入“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而这一恶性循环又将加剧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加商业银行的信贷中介成本
，并导致企业的信贷萎缩。由于企业获取信贷的能力下降，企业被迫减少投资，致使资金无法有效配置到具有生产性的投资机会上，经济社会的总产出和总需求将随之下跌，导致宏观经济表现出持续衰退的状态。这一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相互影响的螺旋式向下反馈的机制被Bernanke（1995）称为“金融加速器效应”。
“金融加速器效应”形成的根源是信贷市场的金融摩擦。由于金融摩擦的存在，企业投资与企业净资产、留存收益和融资结构的关系变得愈加紧密。负向的不确定冲击恶化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同时也恶化了企业的外部融资条件，降低了企业从外部获得融资的可能性，因此外部融资依赖性高的经济主体受冲击影响的程度因为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存在进一步被放大。Bernanke和Gertler（1989）、Kiyotaki和Wright（1991）等的研究指出，由于信贷市场存在缺陷，金融摩擦使得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的可替代性变差，因此“外部融资溢价”是金融摩擦的具体表现形式，分为显性溢价和隐性溢价。显性溢价直接表现在贷款的利率上，这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的：一是企业在寻求外部融资时存在搜寻成本、签订契约成本等交易成本；二是在贷款合同签订前，作为外部债权人的商业银行需要付出一定的验证成本确认借款人的信用资质以缓解逆向选择的问题；三是在贷款合同签订后，商业银行需要支付一定的审计成本监督贷款的去向，防止企业挪用贷款造成违约，以此缓解道德风险问题，由此进一步提高了外源融资的价格（Hart & Moore， 1996； Kiyotati & Moore，1997）。隐性溢价则主要指商业银行要求借款人在贷款申请中提供第三方担保和在项目投资中投入的自有资金（Oliner & Rudebusch，1996），以使潜在的信贷风险显性化，提高借款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增强借款人如实汇报经营状况的动机。
自Bernanke等学者构建了系统的金融加速器理论后，后续有大量研究从不同角度对金融加速器的存在性进行实证检验，在深入剖析金融加速器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深化了对不确定冲击传导机制和经济波动来源的认识，这些研究的落脚点主要集中在如何更好地平抑经济波动。
在金融加速器理论发展成熟的过程中，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运用实际数据实证检验了不确定冲击经由金融信贷市场传导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机制，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可以归结为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状况是投资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譬如， Pratap和Rendon（2003）通过建立一个动态模型分析企业投资和企业债务的关系，研究企业的流动性限制对实际经济活动的影响，发现企业投资与财务状况具有正相关关系，企业的流动性对企业投资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赵振全等（2007）研究发现中国存在显著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表现为对于相同特征的各种不确定冲击，经济波动在信贷市场处于紧缩状态下的反应均明显强于信贷市场处于放松状态下的反应。闵亮（2010）发现负债融资水平越高，上市公司在宏观经济衰退时期受到的冲击越大。Roman等（2010）通过分析捷克448家公司1996-2002年的财务数据，发现资产负债表状况决定了企业利率的支付。Claessens等（2012）认为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存在导致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并通过分析数十个国家上百个金融和经济变量之间的同步性与作用机制，发现金融因素的变化会影响经济萧条和复苏的长度与深度，同时经济萧条的过程中若出现房价的崩溃，经济萧条的时间会更长，经济衰退的程度会更严重，而新兴经济体经济周期受金融因素影响的程度会更深。这些结论证明了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存在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由于企业外部融资依赖的程度和特性存在差异，不确定冲击通过信贷市场金融摩擦的放大将产生不对称效应，因此金融加速器机制作用的重要特征是它的多重不对称特点：一是周期层面的不对称，资产负债表状况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在经济衰退时期比扩张时期大，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状况与企业投资支出的相关度在经济低迷时期更高；二是规模不对称，资产负债表状态对规模较小企业投资的影响比对规模较大的企业的作用大。另外，国内部分学者的研究还发现金融加速器效应还具有行业不对称、区域不对称的特点。
首先是周期不对称。Gertler和Gilchrist（1993）发现，不确定冲击通过信贷市场传导作用的效果在经济扩张时期和低迷时期是不对称的，小企业的利息保障倍数对存货投资的影响在经济低迷时期高，在经济扩张时期低。Balke（2000）研究发现不同信贷条件下不确定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在信贷条件收紧时，不确定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更大。Vermeulen（2002）研究发现，资产负债表对投资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下行时期更为显著，状况差的资产负债表能放大货币政策的冲击，抑制企业的投资支出。然而，不同于既往从企业投资与资产负债表状况的角度研究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微观实证文献， Roman等（2010）直接对企业所支付利率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没有发现货币政策对经济周期影响的不对称性。国内的研究则发现，企业资产负债表状况对企业投资支出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的影响更大（袁申国、陈平，2010）。
其次是规模不对称。Oliner和Rudebusch（1996）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的时期，小企业的现金流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度远高于规模较大的企业的。Gertler和Gilchrist（1993）研究发现，在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后小企业的销售量年均增长速度落后于大企业约4个百分点，小企业对联邦利率变化的反应要远远快于规模较大的企业。Rondi等（1998）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之后，规模较小企业的存货和投资量对利息保障倍数的变化相比于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加敏感。Nagahata和Sekine（2005）研究则认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恶化对规模较小且无法进入债券市场融资的企业的影响大于可以进入债券市场融资的企业。吴建环和席莹（2007）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对不同规模高科技企业的影响，发现货币政策对规模较小企业投资和净值的影响相比对大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Roman等（2010）发现金融市场准入对企业的利率支付特别重要，资产负债表的状况随企业规模发生变化，同时货币政策对小公司的影响大于货币政策对大公司的影响。国内的研究也发现，金融加速器效应对小企业的影响明显大于中、大型企业（袁申国、陈平，2010）。
在行业不对称方面，袁申国和刘兰凤（2009）对中国制造业30个子类行业的行业层面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大小进行分析，发现有一半的行业表现出明显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因此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当考虑其对不同行业的影响。还有部分学者研究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金融加速器效应。邹琳华和柯翠（2009）认为，我国房地产行业的高负债水平和在国民经济中的高占比导致其存在显著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在经济收缩阶段房地产行业可能因为金融加速器效应而出现过度下滑，并极可能因此引发宏观经济的进一步紧缩与衰退。曹永琴（2011）则发现，运营资本比重越大、银行信贷依赖程度、财务杠杆水平和劳动密集程度越高的行业以及企业平均规模越小的行业，受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越大，由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大多数具备受金融加速器效应影响的特征，因此其受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也最大，这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的失业问题。
在区域不对称方面，袁申国等（2009）研究了货币政策通过企业资产负债表传导过程中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发现广西等7个省级行政区房地产信贷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不符合金融加速器理论，而上海等16个省级行政区则存在明显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测算得出金融加速器效应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上海市，其次是江西省和云南省，效应最小的是辽宁省和陕西省。
信贷渠道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不完全信息理论的快速发展而被学术界逐渐认同并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信贷市场摩擦在经济中有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信贷配给作为商业银行的理性行为阻滞了利率机制在信贷市场的发挥（Stiglitz & Weiss， 1981）。
就现阶段国内外研究所提供的经验证据而言，金融加速器效应在三个方面对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产生影响。首先，货币政策效果的传导可以通过抵押担保机制作用于企业，而金融加速器效应影响了抵押担保机制，阻滞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效果。Kiyotaki和Moore（1997）对信贷周期的分析是最早探讨货币政策传导抵押担保渠道的研究。由于信贷配给因素的影响，企业提高获取信贷的概率以满足生产和经营所需，通常选择抵押资产以增加获取银行贷款的机会，而企业信贷的可得性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投资水平，进而间接影响着经济波动。在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影响下，抵押品价格下跌将影响企业获得信贷支持的可能性，削弱货币政策传导至实体经济的效果。
其次，货币政策的效果还受金融加速器效应导致的外部融资溢价干扰。自Bernanke等（1999）构建了从金融摩擦角度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金融加速器理论后， Cooley等（2004）、Gertler等（2007）、Christiano等（2008）、Gilchris等（2009）深入研究信贷市场的金融摩擦，证实外部融资影响企业财务状况，且财务状况恶化将迫使企业减少投资，缩减生产规模，进而对经济波动带来负向冲击。由于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利率渠道起作用，但企业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恶化将使企业获得信贷的难度增加，从而阻碍了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传递（ Nagahata & Sekine， 2005）。
最后，金融加速器效应的非对称性特征也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传导。Gertler和Gilchrist（1993）检验了在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时，银行对不同企业的信贷量的变化，结果显示银行对小企业的贷款数量下降，对大企业的贷款量不降反升。袁申国等（2009）的研究发现，信贷市场金融加速器效应的高低，反映了该市场传导货币政策效率的高低。因为货币政策变动后，金融加速器效应高的地区，投资的变动大，从而产出的变动也大，经济受到的影响相应地也就更大一些，货币政策的执行效力更显著一些。曹永琴（2011）认为，把握金融加速器机制的行业非对称效应规律并发挥货币政策在调结构方面的作用，对于中央银行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中央银行应尽可能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配合信贷政策在总量和结构上调控经济。
自Bernanke等学者构建了系统的金融加速器理论后，学术界涌现出大量关于金融加速器效应对经济波动作用影响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多以Bernanke等（1999）提出的模型架构为基础，认为不仅技术等供给方面的因素是经济波动的来源，宏观经济政策同样可以通过信贷市场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影响产出等实际经济变量。Bernanke等（1999）的模型设定不同于新凯恩斯标准动态模型之处在于其假定信贷市场存在金融摩擦问题，导致金融加速器效应产生并影响其产出状态，这一假定与现实经济更为吻合。参照Bernanke等（1999）的模型设定将金融加速器引入到新凯恩斯标准动态模型中的研究代表有Gertler等（2003）、蔡辉明（2004）、Dib等（2006）、崔光灿（2006）、Christensen等（2008）等。此类模型多是在“黏性价格”假设下得到关于金融信贷市场的存在对经济萧条的“加速”作用，没有具体分析这种加速效应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黏性价格的影响。
另外，赵振全等（2007）的研究发现，信贷冲击对于信贷市场状态变化的作用最为显著，其次是货币冲击和价格冲击，最后是实际冲击。进一步的检验还表明信贷市场在宏观经济波动形成的过程中既是重要的波动源，同时也是波动的有力传导媒介，因此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充分考虑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客观存在，并通过判断和预测信贷市场对于政策操作的反应选择合理的政策工具、调节规模和时机，以消除金融加速器效应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从而切实增强宏观调控的合理性、稳健性以及可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