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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习得关键期的概念最早由Lenneberg（Brown，1967）提出。他认为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比较关键。在这段时间内由于生理因素的作用，语言的习得最为容易，超过这段时间语言的习得能力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后来大量的研究报告证明语言习得确实存在着一定关键期，但是对关键期的时间问题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Lenneberg认为语言习得的关键期是从2岁到青春期的这段时间。有的学者认为5岁是母语学习潜能发展的高峰期（Krashen，1973），有的学者则认为5岁之前儿童从语言障碍中恢复的可能性最大（Bates，1993）。《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中提到，正常人的语言学习在6岁达到顶峰，随后逐渐减弱，在青春期之后，很少有人会完全掌握一门新语言（Pinker，1994）。蒙台梭利根据生物学的关键期，提出了自己的敏感期理论（梁舒静，2019）。她认为0~6岁正是儿童的语言学习敏感期。教育学家认为4~12岁为语言学习关键期，而在第二语言的学习上，同样也存在12岁以前的语言学习关键期。尽管意见不一致，但综合各种意见可以看出语言习得的关键期一般是指从出生到青春期前的这段时间，其中1~5岁较为关键。在关键期内通过接触自然的语言环境以及与语言环境的相互作用，儿童自然学会语言，而错过了关键期，语言学习的效率会大大降低（陈宝国、彭聃龄，2001）。
在我们的研究中，巴西华二代祖语生多数处于中小学教育阶段，这一时期被认为是语言习得的关键期。在这个阶段，孩子们也在学习如何使用语言进行交流，巴西的教育体制为华二代祖语生提供了一个多语言和多文化的学习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他们不仅学习葡萄牙语——巴西的官方语言，还有机会接触和学习中文。这种多语言环境对孩子们的认知发展和文化适应能力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增强了他们的语言能力，还帮助他们理解和欣赏不同的文化背景。
在家庭环境中，中文通常是沟通的主要语言。这是因为巴西华二代祖语生的父母大都是讲中文的华侨华人，不过更重要的是，这种家庭语言环境帮助孩子们建立了与中华文化的深厚联系。通过日常的家庭交流、节日庆典和传统习俗的实践，中文成为他们认识自己文化遗产的重要工具。
在学校环境中，巴西华二代祖语生不仅要学习葡萄牙语和适应巴西的文化环境，同时也面临着保持中文能力的挑战。华文学校在这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种双语或多语的教育环境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巴西华二代祖语生需要在中文和葡萄牙语之间找到平衡，这需要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灵活切换。巴西华二代祖语生的语言习得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语言技能的学习，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和支持这些孩子的特殊需求，对于他们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
20世纪80年代初，Krashen提出了“语言监控”理论（the monitor theory）。该理论由五大假说构成，即习得/学习假说（the 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自然顺序假说（the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监控假说（the monitor hypothesis）、输入假说（the input hypothesis）、情感过滤假说（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李莉，1997）。习得/学习假说是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Krashen认为习得是“在自然条件下的语言环境中非正式的下意识的学习”（subconscious learning）。学习是学习者“有意识”的学习（ conscious learning）（季绍斌，2003），是系统的、正规的（王小宁，2001）。在语言习得领域，学者们区分了习得和学习两种不同的语言掌握方式。在我们的研究中，这种区分在探讨华二代祖语生的中文和葡文学习过程中尤为显著。中文作为他们的第一语言，主要通过习得的方式掌握，而葡文作为第二语言，则更多通过学习的方式获得。
语言习得是一个潜意识的过程，通常发生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不涉及直接的语言教学。对于巴西华二代祖语生来说，中文的习得主要发生在家庭和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在这种环境下，孩子们通过日常交流、故事讲述和日常活动自然而然地吸收语言，无须通过有意识的学习努力。这一过程在孩子的早期发展阶段尤其显著，即在6岁之前，孩子们在与家庭成员的互动中自然习得母语。
相反，学习则是一个有意识的、结构化的过程，通常发生在教室里，即涉及正式的教育。对于巴西华二代祖语生而言，葡文的学习通常在他们进入小学时开始，这时他们通过正式的教育体系学习葡萄牙语的语法、词汇和书写。这种学习方式强调语言规则的理解和应用，需要有意识地记忆和实践。
这两种语言掌握方式在巴西华二代祖语生的语言能力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中文作为母语，通过习得的方式获得，这使得他们在中文的掌握上具有潜在的流利性和自然性；而葡文作为在学校学习的语言，虽然可能具备结构上的准确性，但可能缺乏使用中文时的自然流畅感。
此外，在中国和巴西之间的频繁流动对于巴西华二代祖语生的语言能力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这种跨国流动使他们处于一个独特的双语环境，既有助于他们加强对母语的掌握，也为他们学习第二语言提供了实践的机会。然而，这也可能带来语言技能发展的不均衡，特别是在他们尝试平衡两种语言的掌握程度时。
巴西华二代祖语生的语言能力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无意识的习得和有意识的学习。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语言习得理论的核心观点，也揭示了跨文化背景下语言能力发展的特殊性。
语言管理理论（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是新兴的语言规划理论，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或权威机构的语言管理方法不同，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基于个人和社区交际的语言管理方法。语言管理分为简单管理（simple management）和组织性管理（organized management）两大类（权妍姬，2016），个人和家庭的语言管理一般为简单管理，而学校等的语言管理属于组织性管理（王英杰，2015）。博纳德·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于2016年在《语言管理》一书中引用了“语言管理”。语言管理是针对语言使用问题制订的语言政策。费什曼（Fishman，1972）提出了语言域的概念并将该术语应用于社会语言学中。语言域指的是一个社会空间，包含参与者、地点和话题，可以是家庭、学校、教堂、小区等（博纳德·斯波斯基、张治国，2019）。不同社会空间的语言政策由语言实践、语言信仰（语言意识）和语言管理三个部分组成（博纳德·斯波斯基，2016）。语言选择属于语言实践，体现语言政策。
本书旨在深入分析巴西华二代祖语生的语言实践，其中包括他们的语言水平和语言选择。为此，我们进行了一系列问卷调查，旨在收集这一特定群体详细的语言使用情况。通过这些数据，我们不仅能够了解他们对中文和葡文等语言的掌握程度，还可以探索他们在不同语境下的语言选择偏好。
问卷调查主要关注几个关键方面：巴西华二代祖语生的语言水平（包括听、说、读、写能力）、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情况，以及他们对不同语言的态度和偏好。此外，我们还关注家庭和学校环境中的语言实践，以及这些实践如何影响巴西华二代祖语生的语言能力和选择。通过分析调查结果，我们可以揭示巴西华二代祖语生语言实践背后的深层动因。例如，家庭的语言环境和教育态度可能对孩子的语言偏好和能力产生显著影响。家长的语言选择、对中文和葡文的重视程度，以及他们对子女语言教育的投入，都是影响因素。同样，学校的语言教育策略和实践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不同的学校可能采取不同的语言教学方法，这些方法可能对学生的语言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我们特别关注华文学校如何平衡中文教学与葡文教学，以及这种平衡如何影响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文化认同。
此外，我们还考察了社会文化因素对巴西华二代祖语生语言实践的影响。这包括社会语境中的语言态度、文化认同和双语能力的社会价值。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巴西华二代祖语生的语言选择和偏好，反映了他们在巴西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适应和发展。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巴西华二代祖语生的语言实践，旨在深入理解这一特殊群体的语言能力、语言选择和语言态度。通过探讨家庭和学校的语言意识和语言管理，我们希望为了解和支持华巴西二代祖语生的语言和文化发展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也是民族认同、社会认同的重要工具。“认同”包括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地域认同、性别认同等（周庆生，2016）。20世纪90年代，博尼·诺顿（Bonny Norton）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框架下，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提出了“语言和认同理论”。该理论认为不能把语言学习者看作一组具有稳固心理特征的集合体，而应把他们视为具有主体能动性的、内心情感变化丰富且矛盾的、与社会关系作用和反作用的人，随着历史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语言和认同理论”为语言学习领域提供了将个体语言学习者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的综合性理论。目前国内对语言认同的内涵尚未完全形成共识。
海外华人语言认同作为语言认同中的组成部分，如何建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建构并维持身份认同，是语言认同研究领域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周庆生，2016）。本书旨在通过深入分析巴西华二代祖语生的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情况，探索他们对巴西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我们不仅关注语言能力的层面，还试图揭示语言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复杂联系。语言态度是理解个体语言选择和使用的关键因素。对于巴西华二代祖语生而言，他们的语言态度反映了他们对社会文化环境的态度。我们通过调查和访谈来收集关于这些学生对中文和葡文的看法、偏好以及使用频率的信息。特别是他们对使用中文的情感联系和葡文的实用性之间的看法，能为我们加深对他们文化认同的理解提供帮助。
语言使用情况则直接反映了个体的语言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巴西华二代祖语生如何平衡中文和葡文的使用，不仅展示了他们的语言能力，也体现了他们对巴西社会的适应程度。我们关注他们在不同场合（如家庭、学校、社交活动）的语言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如何影响他们的社交圈和文化认同。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巴西华二代祖语生对巴西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语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文化认同和社会归属的标志。巴西华二代祖语生在中文和葡文之间的语言实践，以及他们对这两种语言的态度，揭示了他们在巴西多元文化环境中的定位和自我认同的构建过程。
此外，我们还考虑到了社会、教育和家庭背景对巴西华二代祖语生认同感的影响。例如，家庭的语言政策、学校的多语言环境、社会对双语能力的看法等因素都在塑造他们的文化认同和社会归属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综合考察巴西华二代祖语生的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情况，深入理解他们的文化认同和对巴西的归属感，不仅有助于了解这一特殊群体在巴西社会中的地位和发展，对于促进跨文化理解和融合也具有重要意义。
“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是研究流动人口和移民的重要理论之一。该理论最早源于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迁移法则”，在此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学者唐纳德·博格提出了“推拉理论”，从运动学的观点来看，人口迁移是两种不同方向力量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人口迁移的力量，一种是阻碍人口迁移的力量（邹新树，2005）。“推拉理论”指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们通过流动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推力”指流出地中不利于个人价值实现的经济条件，“拉力”指流入地中利于生活条件改善和个人成长的经济条件。人口的流动迁移就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张志锋，2013）。另外，无论是流入地还是流出地，都同时具有反拉力和反推力（马明，2016）。
在本书中，我们旨在通过运用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深入探讨和分析华二代祖语生在中国和巴西之间流动的动因。我们关注的核心在于理解这种跨国流动背后的“推力”和“拉力”，即促使这些华二代祖语生从一个国家移动到另一个国家的各种因素。
“推力”通常指的是促使个体离开原始居住地的因素。对于巴西华二代祖语生而言，这些“推力”可能包括寻求更好的教育机会、家庭的经济或职业需要等。例如，一些家庭认为中国能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或文化环境，这促使他们将孩子送回中国学习。
相对地，“拉力”则是指吸引个体到新目的地的因素。对于在中国和巴西之间流动的巴西华二代祖语生来说，这些“拉力”可能包括被巴西更开放和多元的文化环境、更宽松的生活方式，以及巴西社会中更多的机遇吸引。此外，对于那些在巴西出生或长大的华二代祖语生来说，巴西可能提供了更强的社会和文化归属感。
在分析这些“推力”和“拉力”时，我们还考虑了家庭背景、社会经济状况、教育体制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这些因素在不同家庭和个体中的作用各不相同，从而导致了巴西华二代祖语生流动决策的多样性。
此外，我们也关注这种流动对巴西华二代祖语生的影响，包括他们的语言能力、文化认同和社会适应能力。流动不仅是物理上的移动，也是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转换。对这些华二代祖语生而言，不断地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切换可能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通过分析巴西华二代祖语生在中国和巴西之间流动的动因，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力机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特殊群体的需求和挑战，对于制订更有效的跨文化教育和社会融合策略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