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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祖语传承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作为我国语言传承研究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的祖语传承研究已成为国内语言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李春风，2019）。我国有关传承语最早的文献是继承语术语翻译（高虹，2010）。国内跟传承语相关的概念有祖语、遗产语言、祖裔语、继承语、祖籍传承语、族裔语等。祖语具有中断性、家庭性、归属性（高虹，2010）、保守性（李计伟、张翠玲，2019）、情感性、民族性、民间性、群众性、服务性和多样性（郭熙，2022）。
从整体来看，祖语传承研究主要包括祖语本身的研究、祖语传承主体——祖语学习者的研究和祖语传承环境的研究三大类。其中祖语本身的研究包括祖语习得、祖语使用、祖语学习策略等；祖语传承主体的研究包括祖语态度、语言选择、身份认同、学习动机等；祖语传承环境的研究包括家庭、学校、华人社区、华文媒体等（吴勇毅，2017）。
下面我们将围绕祖语本体研究、祖语教育研究、祖语学习者研究、祖语传承路径研究、祖语传承因素研究和文化传承研究展开综述。
祖语教育与华语研究衔接起来的重要基础是华语本体研究，这需要从祖语学习者的实态出发（郭熙、王文豪，2018）。关于祖语生理解和产出汉语关系从句的实验研究认为祖语儿童在侨居国需要更多的关键性输入来习得关系从句（吴菲，2016）。
按照华文作文水平测试的华文作文结构标准，即“部件完整”“层次清楚”“顺序合理”“详略得当”和“连贯衔接”五项标准（李银萍，2015），高年级汉语祖语生的写作只能算“半个母语”，其词汇和句法上的问题原因在于中文输入的不足和英语的迁移（刘海咏，2009）。刘熹蒨（2015）通过分析写作质量，发现印度尼西亚祖语生的字、词和句子的复杂度低于马来西亚祖语生。由于华裔后代在祖语教育上的特殊性，古滢（2012）结合《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的规定对美国5C教学方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语言标准化测试也是祖语教育中质量控制的组成部分。华语水平测试是面向海外华二代祖语生而设计的测试。在标准加常模的参照体系、认知加语言的等级结构、听说和读写尽可能严格区分的试题追求、强化对汉字能力的要求和强化中华文化背景的存在五个基本理念中，我们可以看到华语水平测试有别于汉语水平考试（王汉卫，2016、2018）。
祖语理论有利于帮助我们进一步厘清华文教学的性质，使我们在主体教学对象、宏观教学目标方面有新的认识（韩晓明，2018）。在祖语理论的指导下，海外华文教学重新划分为祖语教学、第一语言教学和第二语言教学（曹贤文，2017）。海外华文教学应遵循祖语教育规律。目前海外华文教材在对象目标、能力目标、题材设置、语法设置、参照标准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王秋萍（2018）结合对华文教材的考察和祖语习得的规律尝试性提出了一些解决策略。早期华文教材是海外祖语传承的重要载体和宝贵资源，应当加强对海外华文教材的抢救和整理，建立早期华文教材资源库（祝晓宏，2021b）。华侨华人华语基本信息资源数据库——华侨华人人口数据库、华语相关语言政策规划及华语使用数据库、华语机构数据库的建设势在必行，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目前海外华语及华文教学研究“家底不清”的问题（刘慧，2021）。
在学习年龄上，祖语学习主要集中在儿童和青年时期（郭熙、李春风，2016），海外祖语学习者呈现低龄化特征（曹贤文，2018）。
在学习动机上，由于祖语生独特的家庭文化背景，语言学习动机相对较为复杂（邵明明，2018）。东南亚祖语生语言学习动机较强，对任务价值的认同感也较强，更偏向融合型动机，学习焦虑较弱（原源、吕静、原一川，2016）。印度尼西亚祖语生在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课堂上均存在焦虑，其中听力焦虑较低，写作焦虑较高。职业发展和交流动机是日本祖语生学习中文的主要动机，其中，自我提升和情感动机为一般动机，外在动机为次要动机（邵明明，2018）。柬埔寨祖语生学习动机最强的三个变量是融入型动机、学校和教师（宋靖武，2020）。有的学者则通过个人研究认为传统的融入型动机正在对华二代祖语生的学习动机失去解释力，研究没有发现被试显示出强烈的对华人社区的融入性意愿（闫姗姗，2020）。
在祖语生的语言使用上，东南亚华人后代会说中文普通话的比例小于欧美地区，方言社区交际占主导地位（郭熙、李春风，2016）。
祖语对于个体的群体认同和保持语言的多样性有积极的作用，陈建伟（2013）通过分析国外祖语代际传播文献，认为祖语的代际传播是祖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意大利华二代族群认同感最高，文化认同感最低（张巧宏等，2021）。
在祖语传承的路径上，东南亚地区学校的祖语教育仍然是主要途径（郭熙、李春风，2016）。家庭语言模式是祖语传承的最后堡垒（陈保亚，2013）。家庭语言实践的实施与家庭内部的语言规划密不可分（王玲，2017），要重视在华国际家庭的语言教育规划研究（李英姿，2017），关注家庭语言维持与转用（李嵬、祝华、连美丽，2017）。
语言传承的路径也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不断发展。孔江平（2013）从有声语言和口传文化认知的角度讨论了全面精确传承语言文化的理论基础。杨慧君（2017）认为可以使用新媒体网络视频等搭建交流平台促进语言文化的传承和传播。
语言政策、言语社区、家庭环境、家庭语言策略、语言意识是影响祖语传承的因素（陈建伟，2013）。
研究发现，把祖语纳入官方的教育体系会促进人们使用祖语（Jeon，2008），反之则会对祖语的学习起到消极作用，甚至让人产生对祖语的抵制行为（Zhang&Slaughter-Defoe，2009）。李国芳和孙茁（2017）通过对加拿大华裔的研究构建了家庭语言政策连续发展的模型，在现有的家庭语言政策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为海外多语的宏观社会环境下移民家庭的语言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家庭语言政策是祖语教育的原生驱动力，要增强华侨华人家庭的语言规划和政策意识（白娟，2019）。
相关研究结果表明，语言使用和学校教育对华二代祖语生的语言水平影响显著（原鑫，2020）。祖语生的学习动机是祖语保持的重要因素（韦九报，2021）。在动机中家庭的因素显著，家庭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华裔家庭父母的传承语意识（王玲、支筱诗，2020）。王琳璐（2016）讨论了加拿大二代移民继承语习得的因素和造成继承语面临流失的因素，认为保护和鼓励二代移民进行祖语学习至关重要。在二代移民中，华裔学习者的语言使用情况比较复杂，华裔家庭的语言背景对祖语的认同具有重要影响。研究发现，在日本家庭成员中，祖父母对第二代继承语学习者的语言保持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父母对语言的态度和语言水平直接影响日本华裔家庭的语言选择和使用（邵明明，2018）。除此以外，祖语生同伴也是华二代祖语传承的影响因素（张巧宏等，2021）。
语言传承的是一种文化，具有界定一种语言的文化属性的功能，在国际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金玉顺，2011）。在语言教育的对象里，语言具有文化传承的维度，以文化传承的视角还原语言的意义，为补充语言论范式的学科教育能力提供了新的途径（谢荣娥，2017）。中国的文字是人类文明的奇迹，文字具有中华文明传承的纽带作用（刘金萍、傅惟光，2012），此外还要充分认识到汉语言文学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谢大顺，2021）。
在东南亚国家，年轻的祖语生逐渐融入居住国的文化，也逐渐偏向居住国的语言使用（郭熙、李春风，2016）。
文化传承体现在语言的景观上，王婷（2019）从语言景观的视角出发，提出了文化传承的原则和策略，为未来文化传承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