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12年8月，我在贵州省锦屏县隆里村的一个潮湿闷热的网吧中遇到了一个20岁的青年A。A初中毕业就没有念书了，当时没有工作，也不准备到外地找工作。A告诉我，他之所以没有工作打算，是因为在外打工的父母积攒了一些钱。A是当时村里典型的留守“农民工二代”，他的父母从隆里前往温州务工，并在温州生下了A。当A回到隆里后，无事可做、对未来没有目标的他每天都会到网吧打游戏，与其他留守少年们一同消磨时间。他们彼此熟识，大部分时间都在网吧中组队玩射击类游戏，一边玩一边高声议论游戏的内容，不时说脏话、吸烟，有时候登录QQ聊天或看视频节目。

这段与隆里网吧少年们相遇的经历源自我在硕士阶段做的一个人类学田野调查项目。我向来认为“民族志”这种人类学研究方法是我所知的社会研究方法里最天真烂漫、最具有诗情画意的一种。于是，抱着这种对于“民族志”的向往之情，在2012年7月24 日至8 月11 日，我与项目组中其他19 位素未谋面的伙伴们奔赴隆里——这个本不该与我的生命发生联系的地方，展开了我对乡村互联网的田野调查。尽管互联网在隆里挺普及的，但它并非浮在表面，不容易被发现。因此，在试图走进田野的过程中，我曾因为“找不到隆里网吧”和“找到网吧后因兴奋而忘记了田野调查伦理被老板轰出去”而陷入“自己不适合搞社会研究”的一蹶不振中。

在我因无法开展研究而失落时，三个正在钓鱼的小男孩竟主动提出要带我去村民口中那家神秘的“网吧”。这家网吧是无证经营的“黑网吧”，面积有五六平方米，共有14台供客户上网的老旧电脑。网吧的顾客大部分是未成年的瘦小男生，管理网吧的也是一个未成年男孩。为了躲开政府的查封，这家网吧隐藏在一家杂货店的内堂，必须走过一条堆满废品的走廊，再走上天井里的楼梯才能到达。研究者进入田野总需要一些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如果没有向小男孩“询问网吧”的偶然行为，我这个外乡人是很难发现这家网吧的。换言之，这些小男孩成了我进入田野的“引路人”，与他们在偶然中建立的关系，便是我进入田野、开展质性研究的关键。从隆里回到广州后，我将这次田野调查所搜集到的质性材料写进了硕士论文。尽管在答辩时，我的论文被痛批成“不像写论文，像写故事”，但这次“真枪实弹”的实地研究，为我继续在质性研究的学术道路上摸爬滚打储备了一笔了不起的财富。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质性研究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质性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都存在着质性研究。那么，质性研究究竟是什么呢？质性研究的研究取向是什么？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有什么区别？质性研究有什么特定的理论与方法？实际上，学界对于质性研究的定义是十分模糊的，由于其跨学科的性质，质性研究对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来说有着不同的含义。诺曼·肯特·邓津（Norman Kent Denzin）等人认为，质性研究并没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相反，质性研究是一种采用多种方法而展开的研究，其强调研究者们在自然情景中采用观察、访谈、拍摄等方法对各种材料（田野点环境、人们的生命故事等）进行系统性的收集，并试图对自然情景中人们的生活进行理论性诠释与批判。在具体的研究范式上，质性研究者们不仅会使用民族志、符号学分析、话语分析、档案分析、文本分析、精神分析等方法，而且会广泛地借鉴结构主义、功能主义、民俗学、性别研究、文化研究、地理学等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帕特里克·阿斯帕斯（Patrik Aspers）等人认为，质性研究具有区分性（distinctions）、过程性（process）、接近性（closeness），以及能帮助人们增进对现象的理解（improved understanding）这几个主要的特点。具体而言，质性研究主张将社会中的人们看作具有不同特征、不同生命历程的“具体的人”，其强调研究者要在一定的时间段中直接或间接地进入田野，与被研究者、被研究现象建立关系，从而对自然情景中各种习以为常的、吊诡的现象进行诠释。

概言之，尽管学界对于质性研究尚未有较为明确的定义，但综合学者们的有关论述来看，质性研究是指研究者们在尽可能自然的环境下，采用一系列质性研究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和长期的研究，从而对事物获得一个较为细致、动态、全面的认识。与20世纪初相比，学界对于质性研究在概念、术语、理论和方法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且都有了很大的飞跃，而质性研究方法也在各研究领域（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地与不同的研究取向、研究方法进行对话。

于我而言，质性研究是一种既有趣又接轨时代的研究方法。一方面，质性研究更加注重对人类行为、态度和文化的深入了解，要求将“自己”作为一种方法，深入研究情景，在各种偶然性中与千奇百怪的人、物、故事建立联系，并时常对自己使用的方法、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日常生活的各种现象进行深刻的反省。因而，质性研究也是一种艺术，其永远充满着偶然性、动态性、创造性，且因人而异。另一方面，在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文化习惯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而社会中的结构性变化也使质性研究逐渐变得更为多元、包容和开放。质性研究不断地对研究议题、研究方法、呈现形式进行具有数字化特性的革新，从而为人们提供对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的系统、深入、动态理解。譬如，许多质性研究的研究者们开始关注直播、游戏、手机约会、宠物文化、虚拟偶像等数字时代的新现象，开始使用虚拟民族志、线上半结构访谈等方式开展质性研究，并使用非虚构小说、纪录片、声音装置等各种可视化、可听化的形式呈现研究结果。

质性研究及其研究方法在数字化时代的对话与发展，使我萌生了一个撰写符合这一时代特点的关于质性研究方法的教科书的念头。在我看来，现有的关于质性研究方法的书籍虽然对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的理论、工具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但其涵盖的内容大多是与传统质性研究相关的理论和实践，并未充分考虑到数字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等结构性力量的变革为人们社会生活带来的新现象、新需求，以及为质性研究带来的新趋势。因而，在《数字时代的质性研究方法》这本书中，我想要将各种以往没有呈现在质性研究方法教科书中的田野历程，以及数字时代中有代表性的质性研究案例一一分享出来，使有志进行质性研究的读者更好地理解质性研究的本体论与方法论，并将这些概念与方法运用到对数字时代中各式各样现象的阐释与批判中。在这些具体的案例中，读者或许能够明白应该如何开启一项质性研究，如何使用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式收集质性材料，在研究时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伦理，以及如何使用相关的理论和工具对质性材料进行分析；与此同时，我想要进一步分享与探讨数字时代背景下，质性研究者们应该如何选择田野以及如何被田野选择与接纳。在我这些年的质性研究探索历程中，我曾因无法进入田野而感到沮丧，也曾因无法与“引路人”建立关系而失落，还曾被在田野中日复一日、平凡无奇的等待所带来的无聊淹没，甚至遇到研究构想被完全推翻的情况。这些难以被复制、被标准化，无法实现预测、无法写进研究报告中的历程，正是众多质性研究者认为质性研究方法最为迷人的理由。

需要指出的是，在本书中，我主要介绍的是适用于当代文化人类学的质性研究方法。这也与我的学术起点和研究经历有关。一般而言，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学术起点往往有三：第一，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 nowski）对近代人类学影响深远。他关注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是第一位亲自在当地进行长期的民族志研究，并以客观的民族志材料取代过往充满研究者主观论述的人类学家。第二，在中国，费孝通的研究也启迪了大批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他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关键概念。其认为，中国社会中的关系是一种以“己”为中心的动态关系，其强调血缘、地缘、等级的重要性，并认为个体相互间的关系角色形塑了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第三，亦有不少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者受到了以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学者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启发，他们认为社会的实践是被建构的，揭示了话语的生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于我而言，我的学术起点和研究取向与他们有所不同。在我大多数的研究中，我更多的是从劳动社会学、媒体人类学、性别研究等角度出发，关注在现代高度工业化、高度城市化、高度城乡区隔的背景下，数字化社会中具有各种背景的人群如何面对极速降临在社会中的种种变化，他们的公私观念、亲密关系实践如何在现代工业社会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发生转变，从而对社会提出一种更为动态、开放的解释。而这些内容，也将在本书中一一呈现。我期望的是，通过此书提供的理论资源与实践例证，能帮助读者打开对质性研究的想象，开始倾听和理解不同的声音、观点、需求，并探索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不同地方、阶级、性别、种族的人如何生活和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

本书分为六章：第一章介绍了质性访谈法的基本概念和使用情境，以及质性研究的研究流程和抽样方法；第二章讨论了质性研究的理论基础、质性研究方法的类型和非虚构写作的当代发展；第三章深入探讨了质性访谈法的种类、访谈前的准备和访谈中的伦理问题；第四章关注质性研究方法的具体实践，介绍了质性研究者该如何进入田野，如何开展合格的访谈；第五章主要介绍了扎根理论的渊源、类型和研究工具，以及整理质性资料并撰写报告的方法；第六章综合了前五章讲述的内容和方法，并试图引导学习质性研究课程的学生和相关研究者撰写质性研究论文。

最后，我想对我的导师、合作者、受访者、朋友、学生表示感谢。在这一路上，我一直在和他们对话，一起探索、学习，并将继续在田野中走下去。

刘亭亭
202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