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孩子

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孩子生来不善也不恶，但具有向善和作恶的发展倾向。我认为，孩子天生并没有犯罪的本能，也没有任何邪恶的自然倾向。犯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一种变态的爱。

一天，我的一个学生——一个9岁的男孩，在玩一个游戏。他边玩边愉快地自言自语道：“我真想杀了我妈。”他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因为当时他正在造一艘船，他所有有意识的兴趣点都指向了造船这个活动。事实上，他的母亲自己生活，很少见他。母亲并不爱他，他在潜意识中明白这一点。

但这个男孩——这里最可爱的孩子之一，在生命开始之时，并没有犯罪的想法。其实就像老话所说，“爱而不得便生恨”，每个青少年犯罪的案例都可以溯源到爱的缺失。

犯罪显然是仇恨的表现。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研究都能归结到对他们为何会产生仇恨的研究。这是一个关于自我意识受伤的问题。

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孩子首先是利己主义者，其他人都无关紧要。当自我得到满足时，我们就有了我们所谓的善；而当自我未得到满足时，我们就有了我们所谓的罪。罪犯报复社会，是因为社会未能通过对他展现爱来欣赏他的自我。

世界上的年轻帮派成员们也在寻找幸福，我可以做个大胆的猜测，他们在家庭和学校中的不幸福是他们反社会行为的根本缘由。他们本应在童年时期拥有的幸福，被在搞破坏、偷窃和殴打他人的过程中获得的虚假幸福所取代。由于他们心力交瘁，本应是快乐的东西变成了仇恨。我相信，青少年犯罪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在于在婴儿时期给予他们幸福。现在到了所有试图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好人们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问题源头的时候了——惩罚和恐惧是错误的开端，更错误的是童年时期爱的缺失。这不是个理论，因为在夏山早期有很多问题孩子，后来几乎所有孩子都作为正直的人走向了世界，仅仅是因为他们在这里得到了爱，也仅仅是因为自由使他们快乐。

仇恨和惩罚永远于事无补，唯有爱会治愈，这是荷马·莱恩50年前就已经证实了的。夏山从来都不是一所“问题”学校，但当它初建时，它招收了许多被传统学校开除的学生。35年前，它的学生中有为数不少的小偷、骗子和破坏分子。据我所知，在夏山待了至少3年的学生中，只有一人最后进了监狱，他是因为在战争期间销售黑市汽油而被定的罪。颇为遗憾的是，他的加油站距我有200英里，其实我当时也蛮缺汽油的。

在那期间，我也遭遇了很多问题。我以前曾经写过，但这里值得再赘述一遍：我以为我是通过心理分析治愈了他们，但那些拒绝来做分析的人也被治愈了，所以我得出了个结论：治愈他们的不是心理学，而是能做自己的自由。

如果人性本恶，那么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罪犯数量与来自贫民家庭的罪犯数量应该是一样的多，但富裕人群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自我。他们可以用钱来买快乐，他们拥有雅致的环境、深厚的文化氛围以及引以为傲的出身，这些都能满足自我。而在贫穷人群中，自我是无法得到满足的。

一个男孩出生在一个破败的街道上，他的家庭不具备文化底蕴，没有书籍，没有严肃的对话；他的父母愚昧无知，还会打骂他；他所就读的学校有严格的纪律和沉闷的科目，限制了他的兴趣；他的玩耍场所就在街角；他对性的看法是色情和污秽的；他在电视上看到有钱、有车和拥有各种奢侈品的人；青春期时，他加入了一个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快速致富的团伙——我们要怎样治愈一个有这样背景的男孩？

荷马·莱恩一直秉持的观点是：自由可以治愈问题儿童。但像荷马·莱恩这样的人太少了。莱恩在40多年前就去世了，但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一个处理青少年犯罪的官方机构吸纳他的观点。青少年犯罪依然需要通过权威且经常通过恐吓来治理。这样产生的一个可怕结果是青少年犯罪呈逐年增多的态势。

因未曾亲眼所见，我无法公正地评判少年犯教养院和工读学校。其中的一些可能非常不错吧，但就我所读到的来看，我认为他们所使用的方法：自上而下的管制、艰苦的劳作、不容置疑的服从、自由时间的缺乏，只会使囚犯变得狡猾。惩罚无法治愈个体和社会的顽疾。

莱恩从伦敦法院带走了一些顽固不化的男孩和女孩，他们反社会，是一些以当暴徒、小偷和黑帮而臭名远扬的顽固分子。这些“不可救药者”来到了被他称为“小联邦”的改革阵营，在这里，他们找到了一个自治和充满爱的社区，这些少年犯被爱所治愈——其实是被与孩子同一战线的权威所治愈。渐渐地，这些年轻人都转变为正派、诚实的公民，他们中的许多都被我视作朋友。

莱恩在理解和处理犯罪青少年方面是个天才，他不断通过给予爱和理解治愈他们。他总是在犯罪行为中找寻隐藏的动机，他坚信每一次罪行的背后都有一个原本美好的愿望。他发现跟孩子谈话并没有什么用处，只有行动才见效果。他秉持的观点是，要让孩子戒除不良的社会行为，就应该让孩子活出自己的欲望。

有一次，他的一个年轻的被控人雅比斯愤怒地表示，他想砸碎茶几上的杯子和碟子。莱恩直接递给他一根铁棍，让他拿去砸。雅比斯真的砸了。第二天，他找到莱恩，寻求一份比他以前做的工作责任更大、薪水更高的工作。莱恩问他为什么想要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雅比斯回答说：“因为我想赔偿这些杯子和碟子。”莱恩对此的解释是，砸杯子的举动使雅比斯内心的压抑和冲突得以充分释放。事实上，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权威的鼓励，通过砸碎物品的方式排解愤怒，这肯定对他产生了有益的情感影响。

荷马·莱恩的“小联邦”中的青少年罪犯都来自城市中臭名昭著的贫民窟，但我从未听说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又重回黑社会的。我把莱恩的方式称为“爱的方式”，把让犯罪者感觉像在地狱的方式称为“仇恨的方式”。由于仇恨从未治愈过任何人任何事，我得出的结论是：地狱的方式永远无助于任何年轻人成为社会人。

然而，我内心非常清楚，如果我现在是一名治安官，并且有一个顽固、消沉的罪犯要对付，我可能也会感到束手无策，不知拿他如何是好。因为就我所知，现在英国没有像“小联邦”那样能将他送过去的感化院——说这话我感到很羞愧。莱恩于1925年去世，我们的英国当局竟没有从这位伟人身上学到一星半点儿的东西。

然而，近年来，我们优秀的感化官团体却表现出试图更多地了解罪犯的真诚愿望。精神科医生也一样，尽管受到法律专业人士的敌视，但他们在教导公众青少年犯罪不是一种邪恶而是一种需要同情和理解的疾病方面，已经付出了诸多努力。这股大潮正在流向爱而非仇恨，流向理解而非偏执的道德愤慨。这是一股缓流，即使是缓流也能冲刷掉一些污物，假以时日，它必将积流成河。

据我所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能通过暴力、残忍或仇恨将一个人变好的。在我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我曾与许多问题儿童打过交道，他们中有许多犯过罪。我看到过他们是多么的不快乐和恨意满满，多么自卑和情绪混乱。他们骄傲自大，只因我是老师，是他们父亲的化身，是敌对方，他们便对我不加尊重，我曾生活在他们上紧了弦的仇恨和猜疑情绪中。但在夏山，这些潜在的罪犯在一个自治的社区中进行自我管理，他们在此可以自由地学习和玩耍。

在心理学发现无意识的重要性之前，孩子被认为是具行善或作恶意愿的合理个体。孩子的头脑被认为是一张白纸，任何尽职尽责的老师只需要在上面谱写剧本就行了。现在我们明白了，孩子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体，而是动态的变化体。孩子试图用行动表达自己的愿望，在本质上，他是自我中心的，他总是试图去验证自己的权力。

如果凡事都有性，那么凡事也都有对权力的驱动力。当孩子的愿望受挫时，他会产生憎恶。如果我从一个聪明的3岁男孩那里拿走他的玩具，要是他能做到的话，他一定会想杀了我。

有一天，我和比利一起坐着。我坐在一张黑橙条纹相间的躺椅上。当然，我在比利眼中是他父亲的化身。

“给我讲个故事。”他说。

“你给我讲一个。”我说。

不，他坚持说他不能给我讲故事，我必须给他讲一个。

“那我们一起讲一个，”我说，“我讲完的时候，你接着往下讲，行不？好，从前呵，有一只——”

比利看了看我椅子上的条纹，“老虎”，他接上我的话。我就知道我是个带条纹的动物。

“它就趴在这所学校外面的路边。一天，一个男孩走在这条路上，他的名字叫——”

“唐纳德。”比利说。唐纳德是他的密友。

“然后老虎跳了出来，接着——”

“把他一口吃掉了。”比利马上接上。

“然后德里克说：‘我不能让这只老虎吃掉我兄弟。’于是他拿着左轮手枪，走上这条路。老虎又跳了出来，然后——”

“把他也吃掉了。”比利兴奋地说。

“然后尼尔气疯了，说：‘我绝对不会让这只老虎吃掉我整个学校的。’然后他抄起两把左轮手枪出去了。老虎再一次跳了出来，然后——”

“当然是把他也吃掉了。”

“但然后，比利说，这可不行。于是他揣着他的两把左轮手枪、他的剑、他的匕首和他的机关枪，朝这条路走去。老虎又跳了出来，然后——”

“他把老虎给杀了。”比利羞怯地说。

“太棒了！”我叫道，“他杀了老虎。他把老虎拖到门口，自己进到门里面，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这时一名教职员工说：“现在尼尔在老虎肚子里，我们得需要一位新校长，那我提议选——”

比利低下头，沉默不语。

“我提议选——”

“你应该清楚是要选我。”他有点恼火地说。

“于是，比利成了夏山学校的校长，”我说，“那你觉得他做的第一件事会是什么？”

“去你房里，拿你的车床和打字机。”说这话时，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或尴尬。

比利喜好权力，他的幻想是有关权力的幻想。我听到他给其他男孩讲他一次性能开多少架飞机的离奇故事。自我无处不在。

不切实际的愿望是幻想的开端。每个孩子都会幻想自己伟大，但他所处环境中的每个因素都在告诉他，他很渺小。孩子只能通过逃离这个环境才能战胜环境，他振翅高飞，在幻想中继续梦想。开机车的愿望是一种强有力的动机，能操控一列高速驰骋的火车，是权力的最好体现之一。

彼得·潘很受孩子们的欢迎，不是因为他长不大，而是因为他会飞，还会打海盗。这个形象在成年人中也很受欢迎，是因为成年人想做孩子，不需要承担责任，无需为生存而挣扎，但又没有哪个成年人真的想永远做孩子。对权力的渴望促使孩子长大。

那些被称为犯罪分子的年轻人正试图表达他们被压制的权力。我通常会发现，那些反社会的孩子、破窗者团伙的头目，在自由之下变成法律和秩序的坚定支持者。

早期，一个名叫安茜的女孩来到夏山。安茜在她以前的学校里一直是不法分子的头目，那个学校因此而无法容忍她的存在。来夏山两个晚上后，她开始跟我打着玩，但很快就不再是玩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踢我、咬我，一遍又一遍地说她要让我发火。我就不发火，一直保持微笑。这可真不容易。后来，我的一位教工坐下来，放了一段轻柔的音乐，安茜这才安静了下来。她的攻击部分是出于性，但在权力方面，我代表着法律和秩序——我是校长。

安茜发现生活相当令她困惑。她发现在夏山，并没有成年人制定的法规供她去违抗，她觉得自己就像一条离开了水的鱼。她又试图在其他学生中挑起事端，但这招只在非常年幼的学生中能见点儿效。她再次试图通过领导一个反权威的帮派，重拾她习以为常的权威。她对法律和秩序确实有执念，但在成年人控制的法律和秩序领域，没有她展现权力的余地。退而求其次，她选择了抗拒法律和秩序。

她来了一周后，我们召开了一次全体大会，安茜站起来嘲讽了一切。“我会投票支持法规，”她说，“就因为能有一些违规的乐趣。”

她的宿管员站起来，说：“安茜的意思是，她不想要每个人都会遵守的法规，那我建议我们干脆不要任何法规算了，让我们陷入混乱吧。”

安茜大喊着“好啊！”然后带着一帮学生走了出去。她很容易就做到了这一点，因为那帮孩子年纪较小，他们尚未到形成社会良知的年龄。她将他们带到车间，他们都操起锯子，宣称要锯倒所有的果树。而我，像往常一样，去花园里挖土。

10分钟后，安茜找到我，语气温和地问道：“我们是不是得做些什么来阻止混乱，并重新建立法规？”

“我无法给你任何建议。”我回答说。

“我们可以再召开一次全体大会吗？”她又问道。

“你当然可以，只是我不会参加。我们已经决定要混乱了。”她悻悻地走了，我继续挖土。

不大一会儿，她就回来了。“我们刚开了一次孩子们自己的会议，”她说，“我们投票决定召开一次完整的全体大会，你会来吗？”

“一个完整的全体大会？”我说，“那我会去的。”

会议上，安茜很严肃，我们平和地通过了我们的法规。混乱期间造成的全部损坏则是一根晾衣杆被锯成了两半。

多年来，安茜在领导她先前学校的帮派对抗权威的过程中获取乐趣，而煽动反叛其实正是她所憎恶的事。她讨厌混乱。在内心深处，安茜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但她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渴望，只有当她领导别人时，她才会感到快乐。在反抗老师的过程中，她试图让自己显得比老师更重要。她憎恨法规，只是因为她憎恨制定法规的权力。

我发现这种关乎权力的案例比关乎性的案例更难以治愈。人们可以相对容易地追溯到那些让孩子对性产生不良认知的事件和教义，但要追溯成千上万的使孩子成为一个残酷成性的权力人物的事件和教义，确实是有困难。

孩子渴望长大，是一种对权力的渴望。仅仅是成年人的体型就会令孩子产生自卑感。为什么大人们就被允许熬夜？为什么他们就能拥有“最好”的东西——打字机、汽车、好的工具和手表？

男生们喜欢在我刮胡子时也将皂液涂在脸上，吸烟的欲望也主要源自他们想长大的愿望。通常，学校里总有一个孩子权力受挫最大，也因此，这个孩子就会成为学校里最难对付的家伙。

我曾犯过一个错误，就是在其他学生来校前的10天，将一个小男孩带入学校。他很高兴地跟老师们待在一起，坐在教职员工办公室里，自己住一间卧室。但当其他孩子到来时，他变得非常反社会。他独自一人时，曾帮助制作和修理了许多物件；但当其他人到来时，他反倒开始破坏东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不得不突然停止作为一个成年人；他不得不和另外四个男孩一起睡在一个房间里；他也不得不早睡。他的暴力抗议使我决定，再也不给孩子将自己认同为成人的机会。

只有对权力的限制才能对一个孩子身上的邪恶有效。人性是善的，人们想做好事，他们想要爱和被爱。仇恨和反叛只是受挫了的爱和权力。

有一次，我对一个新生——一个反社会的男孩——说：“你搞这些愚蠢的把戏，只是为了让我揍你，因为你的生活一直是场不断的暴击，但你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惩罚你。” 这个学生就此不再搞破坏，因为他不再需要满心仇恨。

几年前，当我还相对年轻的时候，一个小男孩从一所学校转来我们这里。他在以前的学校里乱扔东西，甚至威胁要杀人，吓坏了所有人。他也在我身上尝试了同样的把戏，我很快得出结论：他是在用自己的脾气来制造恐慌，从而引起别人的注意。

有一天，当我走进游戏室时，我发现孩子们都聚在房间的一侧，另一侧站着个手里拿着锤子的小恐怖分子，威胁要打任何接近他的人。

“住手，孩子！”我厉声说，“我们不怕你！”

他丢下锤子向我冲来，对我又咬又踢。

我平静地说：“你打我或咬我几次，我都会还给你。”我的确是这么做的。很快，他就停了手，冲出了房间。这不是我给他的惩罚，却是一个必要的教训，教他明白一个人不能为了自己的快感而任意伤害他人。

诚然，很难决定什么是惩罚、什么不是惩罚。一天，一个男孩借走了我最好的一把锯子。第二天，我发现锯子被扔在雨中。我告诉他，我不会再把那把锯子借给他了。那不是惩罚，因为惩罚总涉及道德观念。把锯子丢弃在雨中对锯子不好，但这种行为并不牵涉道德。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不能借用别人的工具然后损坏，也不能损坏别人的财产或伤害别人。因为让孩子随心所欲，或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做他想做的事，对孩子是无益的。这会造就一个被宠坏的孩子，而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不会是个好公民。

在夏山学校，我们曾有过一个12岁的男孩，他因为反社会而被多所学校开除过。而在我们学校，这个孩子变成了一个快乐、有创造性、合群的男孩。少管所的权威会彻底毁掉他。如果自由能拯救这种病入膏肓的问题儿童，那么自由能为数以百万计的、被强制权威所扭曲的所谓的“正常”儿童做些什么呢？

爱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爱是许可。我知道，孩子们要认识到自由和约束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物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真理，并切实地理解。最后，它确实好用，几乎每次都是。 ncoRWYxI5NsGOvTN32Y2CXH6Mq8HnhtR6vUVvCowb4+G3ot23XXWnAUR+RoFfV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