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管理

我们这所寄宿学校与走读学校相比的一个优势，是我们可以实行社区自我管理，由孩子们自己制定规则。在走读制学校中，没有什么需要特别管理的，因为学校只意味着上课。而在夏山，在全体会议上很少会提及关于上课方面的问题，大多数待处理的问题都存在于课堂之外，比如违反就寝规定、恃强凌弱、骑别人的自行车、丢弃食物、在静默期间制造噪声之类。对我来说，这种社区生活对孩子的教育，绝对比世界上所有的教科书都重要得多。

民主不应该是等到有投票权的年龄——21岁才出现的，要是这样的话，它根本就不是民主。成为为候选人登记投票的成千上万人之一也不是民主。在夏山，我们可以在一个大厅里聚集，可以各抒己见，也可以以某种市政会议的形式投票表决。

我们的民主可能比政界的民主更加公平，因为孩子们对彼此相当仁慈，且没有既得利益者。此外，这是一种更真实的民主，因为规则是在公开会议上制定的，且不会出现无法控制的人当选代表的问题。

夏山的学生对自己的民主制度的忠诚令人惊叹，其中既不包含恐惧，也没有怨恨。我曾见过一个男孩因一些反社会的行为而出席了一次冗长的特别会议，我也看到他在会上被裁决。通常，刚刚被判罚的孩子会被选为下一次全体会议的主席。

孩子们从不曾中断的正义感令我惊叹不已，他们的管理能力很强。在教育领域，自我管理具有无上的价值。

某些类别的违规行为属于自动罚款的条目。如果你未经允许就骑别人的自行车，会自动罚款6便士；在镇上爆粗口（但你在学校里想怎么骂就怎么骂）、在电影院里有不当行为、攀爬屋顶、在餐厅乱扔食物——这些以及其他一些违反规则的行为都会被自动罚款。

惩罚几乎总是以罚款为形式——交出一周的零用钱，或错过一场电影。

经常听到的对孩子担任法官的反对意见是他们的惩罚过于严厉，我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相反，他们非常宽容。在夏山，从来没有出现过严厉的判决，而且惩罚总是与违规行为有一定的关联。

三个小女孩打扰了别人的睡眠，对她们的惩罚是她们必须连续三天，每晚都提前一小时上床睡觉；两名男孩被控向其他男孩投掷土块，对他们的惩罚是他们必须推车运送土块，帮忙平整曲棍球场。

主席经常会说，“这个案子真是傻到让人无语”，然后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经常也会有人提议放弃某个议题。

当我们的秘书因未经允许骑了金杰的自行车而受审时，他和另外两名也骑过这辆自行车的教职员工被责令在金杰的自行车上，绕着前面的草坪彼此推行10次。

四个小男孩爬上了属于正在建造新工作室的建筑商的梯子，他们被判罚连续在梯子上上下攀爬10分钟。

全体会议从不征询成年人的建议——我只能记起一次例外。三个女孩突袭了厨房的储藏室，会议对她们处以没收零花钱的处罚。当晚，她们再次突袭了厨房，会议又做出禁止她们看电影的处罚；然后她们第三次突袭了厨房，会议陷入了困顿，不知该如何是好。主席向我征询意见。“给她们每人些奖励。”我建议道。

“什么？为什么呀？如果那么做，你会让整个学校都去突袭厨房的。”

“不会的，”我说，“试试看吧。”

他真试了。其中两个女孩拒绝接受这笔奖金，三个人都宣布再也不会偷袭储藏室了——此后，她们真的约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再去。

全体会议上，傲慢行为非常少见，任何的傲慢行径都会遭到社区的嫌恶。有个11岁的男孩，很好出风头，以前常常会在会上起身，通过发表些明显无关紧要的长篇大论来引起人们的注意——至少他试图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他在会议上会被勒令坐下。年轻人对不真诚的嗅觉相当灵敏。

我相信，在夏山，我们已经证明了自我管理的有效性。事实上，没有自我管理的学校就不应被称为进步教育学校——它充其量只是一所折中的学校。除非孩子们在对自己的社会生活进行管理时能感受到完全的自由，否则就不应叫有自由。老板在的时候，员工就没有真正的自由，而且相较于严格的老板，遇到仁厚的老板更无法实现自由。有个性的孩子会反抗强硬的老板，但仁厚的老板只会令孩子软弱无力，不确定自己的真实感受。

只有当有一小群高年级学生喜欢安静的生活，并与叛逆期的冷漠或反叛做斗争时，学校里才有可能实现良好的自我管理。这些年龄较大的年轻人往往在选举中落选，但真正相信并希望自我管理的正是他们；另一方面，低于12岁的孩子由于尚未达到社会年龄，不可能仅靠自身实施自我管理。然而，在夏山，一个7岁的孩子很少会错过全体大会，幼儿园的孩子们也会登记他们的选票，并经常发表精彩的讲话。

有一年春天，我们遭遇到了一连串的不顺。一些有社区意识的高年级学生在通过普通水平考试（O-level）后离开了学校，所以学校里的高年级学生所剩无几，绝大多数学生都处于反叛的阶段和年龄。虽然他们在演讲中表现出了社交能力，但他们年龄尚小，无法有效管理社区。他们会通过一大堆法规，随后又将它们抛之脑后，并自己破坏自己制定的规则。剩余几个较年长的学生，恰恰都比较个人主义，他们更愿意在自己的小圈子中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教职员工对于打击违反学校规则的行为只得自己殚精竭虑。因此，在一次全体大会上，我感到有必要对那些年长的学生提出批评，只因他们的不合群，而非反社会；因他们熬夜到很晚，违反了就寝作息规则；因他们以一种反交际的态度，对学弟学妹们的事情毫不关心。

坦率地说，年纪小的孩子对治理只有些微的兴趣，要是由着他们自己来，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会组建管理机构。他们的价值观和我们不同，他们的行为举止也和我们不同。

共产主义者谈论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我没研究过这个问题，无法对此发表意见，但我知道在自由学校里也存在阶级斗争，虽然严格意义上说，它不应被称为斗争，因为没有仇恨，没有针对教职员工或年长的孩子的有组织的攻击；相反，这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兴趣差异。本周晚些时候将是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日，已经开始响起的烟花的噪声让我感到异常疲惫和厌倦，但对于年纪小的孩子来说，每一次爆炸声都让他们充满喜悦。

所有教育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与年轻人之间的鸿沟。50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孩子们的噪声中，习惯了我就已经不去在意了。一个类比是生活在一个黄铜铸造厂里，人们习惯了那里锤子无休止的叮当声；那些生活在繁忙街道上的人，也已经意识不到周遭交通的轰鸣声了。一个区别是，锤子的敲击声和交通引发的噪声基本上是持续不断的声响，而孩子发出的噪声则总是变化无常且尖锐刺耳，让人感到厌烦。

我必须承认，多年前，当我搬出教学楼，转而住在小木屋里时，夜晚的宁静最令人心旷神怡。因工作使然，我不得不听着60多个孩子发出的噪声，而平常的父母只需要应付两到三个孩子发出的噪声就可以了。即使一个人的工作是在办公室或商店里，他的孩子们发出的噪声也可能在晚上惹怒他。如果要让孩子按照他们的内在本性生活，那么成年人就必须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

良好的自我管理要求有一些在这个体制内成长起来的学生。当我们招收15岁及以上的男女生时，他们其实并无助于自我管理。他们有太多的压抑无法释放，不会像在学校里已经待了七八年的孩子们那样，能下意识地掌控自由。这意味着，有时我们的自治机构中会有太多教职员工的成分在其中。如果有人把食物扔到餐厅的墙上，一个较年长的学生会在全体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这个学生是一个校龄较长的孩子。但有一次，当我们招收到的一批孩子对乱扔食物毫无社会责任感时，只能由一名教职员工提出这个问题。我们都觉得这很糟糕，但在这种情况下无他技可施。

严厉的管束是成年人获得平静与安宁的最简单的方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名长官。我不知道确保一种平静生活的理想替代方式是什么，我们夏山学校所做的尝试和所犯过的错误显然没有给成年人带来平静的生活；但在另一方面，它们也没有给孩子们带来过于喧嚣的生活。也许最终的检验标准是幸福，按照这个标准，夏山在其自我管理中已经探索出了一个极好的折中方案。

在夏山，有一个长期存在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也许可以称之为“个人与社区的问题”。当一群小女生由一个问题女孩领头招惹其他人时，比如朝楼下的人泼水、违反就寝时间规定、不断给别人带来麻烦，教职员工和学生们都会感到愤怒。珍妮就是这样一个团伙的头目，在全体大会上遭到指摘，她被严词谴责滥用自由、肆意妄为。

有位来访者是心理学家，曾对我说：“这都不对呵，那女孩脸上满是不高兴，她从未被爱过，所有这些公开的谴责都让她感到比以往更不被爱。她需要的是爱，而不是反对。”

“亲爱的，”我回答说，“我们已经试过用爱去改变她了。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向她表达着爱和宽容，但她毫无反应。相反，她把我们看作傻瓜，看作她可以肆意妄为的对象。我们不能牺牲整个社区去迁就某一个人。”

我并不知道完善的解决方法，但我知道，当珍妮15岁时，她会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女孩，而不是一个帮派头目。我寄信心于公众舆论，因为没有哪个孩子愿意长期一直不受待见和被指摘。至于学校全体会议上的谴责，我们就是不能为了一个问题孩子而牺牲其他孩子的利益。

我们曾有过一个小男孩，在来夏山之前，他一直过着悲惨的生活。他是一个暴力的霸凌者，颇具破坏性，并且满怀仇恨，其他孩子深受其害，常常伤心落泪。社区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他们。这么一来，我们就必须采取措施抑制霸凌者，不能允许他父母犯下的错误对其他得到父母的爱和关怀的孩子产生影响。

极少数情况下，我不得不开除某个孩子，因为其他孩子会由于他的存在而感觉学校是个地狱。我说这话的时候满心遗憾，并带着一种隐隐的挫败感，但是我实在别无他法。

社区也有其他自保的方式。在学校创建初期，工坊总是对孩子们开放，结果，所有的工具要么丢失、要么被损坏。一个9岁的孩子会将一把细凿子当螺丝刀用，或者他会拿钳子去修他的自行车，然后把钳子丢在小路上。

后来，我决定通过设置隔板和上锁的方式，将自己的私人工坊与主工坊分隔开来，但我一直良心不安，觉得自己是自私和反社会的。最后，我拆除了隔板。6个月后，我先前的私人工坊区内连一件完好的工具都没有了。有个男孩用光了所有的订书钉，来给他的摩托车作开口销；另一个男孩试图在我的车床运行时，将它放在螺丝切割齿轮上；用于黄铜和银制品抛光的打平锤被用于砸砖块；很多工具消失得无影无踪。最糟糕的是，他们对手工艺的兴趣也完全消失了，因为高年级的学生说：“去工坊干吗？所有的工具都没法使用了。”确实如此，刨子刃上有锯齿，而锯子上却没有齿。

于是，我在一次全体大会上提议，应该给我的工坊再次上锁，该动议获批执行。但在带来访者参观时，每次不得不开锁后才进得了我的工坊，我都会产生一种羞耻感。什么？自由和上锁的门？看上去确实很糟糕呵。我决定再给学校额外建一个工坊，这个工坊会一直开放。我给这个工坊配齐了所有的必需品——工作台、老虎钳、锯子、凿子、刨子、锤子、钳子、三角尺等等。

大约4个月后的一天，我正领着一群访客参观学校。当我打开我的工坊的门锁时，其中一个人说：“这看起来并不自由呵，不是吗？”

“是这样的，”我赶忙说，“孩子们有另一个工坊，全天候开放。跟我来，我带你去看看。”结果进去一看，除了工作台，里面什么都没有了，甚至连老虎钳子都不见了。在我们学校12英亩的土地上，凿子和锤子究竟躺在哪个角落，那真不得而知。

工坊的状况就这样一直让教职员工们忧心忡忡，我是其中最焦虑的，因为工具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得出了个结论，这件事错就错在这些工具是公用的。我心想：“如果我们引入私有的概念，即每个真正想要工具的孩子都拥有一套自己的工具，那情形就会大不相同了。”

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积极拥护。到了下一个学期，一些高年级学生从家里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工具，他们对这些工具精心维护，使用上也比从前细心得多。

也许是因为夏山学校存在较宽泛的年龄差异，才导致了先前大多数的麻烦，因为工具对于年龄很小的男女生来说几乎毫无意义。如今，我们的木工老师会将工坊上锁，当一些高年级的学生有需要时，我会慷慨地允许他们使用我的工坊。他们不会滥用，因为他们已经到了明白维护好工具是干好活的必要条件的年龄阶段，他们这时也理解了自由和许可两者间的区别。

但最近夏山锁门的情况依然有所增多。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在全体大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不太喜欢这样，”我说，“今天早上，我带访客参观了一圈，工坊、实验室、陶艺室和剧院都得开锁才进得去。我建议，所有公共活动室都应全天开放。”

现场反对意见如潮。“实验室必须得上锁，因为里面有有毒物品，”有的孩子说，“而陶艺室与实验室相邻，因此也必须一直上锁。”

另一些孩子说：“我们不能让工坊门敞着，看看上次那些工具的下场！”

“那么，”我继续恳求道，“我们至少可以打开剧院的门吧，没人会把舞台偷跑的。”

剧作者、男演员、女演员、舞台经理、灯光师都一下子站了起来。灯光师说：“你今天早上把门敞着，下午就有个白痴打开了所有的灯，就让灯那么一直亮着。3千瓦呵，1千瓦要6便士！”

另一个说：“小孩子们会把戏服拿出来，然后穿在身上。”

结果是，我关于不锁门的提议得到了两票支持——我自己和一个7岁的女孩。后来我才得知，那个女孩以为我们当时还在对那之前的一个动议进行投票呢，那个动议是关于允许7岁的孩子去影院的。孩子们从自己的经历中认识到，私有财产应该受到尊重。

这么多年来，要问我是否改变过对自我管理的看法，总的来说，没有。我无法想象没有自我管理的夏山学校会是什么光景。自我管理在这儿一直很受尊崇，它是我们向访客展示的重头戏，但它也有不足，正如一个14岁的女孩在一次全体大会上对我低声耳语的那样：“我想提关于女孩们把卫生巾扔到马桶里致使马桶堵住的事，但一看有这么多访客……”我马上劝她把这事嫁祸给访客，然后再在会上提出来。她照做了。

实用公民教育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夏山，学生们会为争取自我管理的权利而做殊死斗争。在我看来，每周一次的全体大会比学一周的学校课程更有价值。这是一个演练公开演讲的绝佳剧场，大多数孩子都讲得很好，大大方方的。我经常能听到一些尚不会读写的孩子作出一些很理性的演讲。

归根结底，正是拥有自由的孩子所具有的广阔视野，才使得自我管理如此之重要。他们的规则解决的是问题本质，而不是表象。在这里，支配行为的规则是对较不自由的文明的妥协。外界把宝贵的精力浪费在应对琐事上，就好像在人生规划中，身着华服或口吐脏话是什么重要的事一样。在我们学生的自我管理过程中，他们对外界表现出一种健康的态度：可以在校园里说脏话，但不能在当地影院或餐馆里口吐芬芳；去镇上时，必须看上去干净整洁；必须遵纪守法，并在自行车上安两个好用的刹车；必须在停止标线处停下。我们主要在小事上妥协，部分原因是我们的礼貌使然。一位极端左翼的教师曾经拒绝在播放国歌时在电影院起立，在一次全体大会上，他受到孩子们的指摘，但事后他依然不起立。孩子们如果做了什么事，让外部批评者有对抗学校的话柄，他们便会寝食难安。

夏山通过摆脱生活的外在虚无，能够拥有并确实拥有一种领先于时代的社区精神。诚然，我们经常说要实事求是，我们将铁锹称为“该死的铲子”，而任何挖沟渠的人都会照实告诉你，铁锹确实就是“该死的铲子”。

学校建成的早期，曾有一段时间没有人参与我们各个委员会的选举。我抓住机会，张贴了一张告示：“因缺乏管理机构，特此宣布本人为独裁者。尼尔万岁！”很快，嘀咕声便四起。当天下午，6岁的薇薇安来对我说：“尼尔，我打碎了体育馆的一扇窗。”

我挥挥手让他走开，说：“别拿这种小事来烦我。”然后他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说他打碎了两扇窗。这时，我很好奇，问他究竟想干吗。

“我不喜欢独裁者，”他说，“我也不喜欢袖手旁观。”（后来我才得知，反对独裁的这个人试图把不满发泄到厨师身上，厨师立刻锁了厨房，回家去了。）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我问道。

“打碎更多的窗玻璃。”他固执地说。

“那去吧。”我说，他就继续去砸玻璃了。

当他又回来的时候，他宣布他已经打碎了十七扇窗。“但是请注意，”他认真地说，“我会赔偿的。”

“怎么赔呢？”

“用我的零花钱赔。这得多长时间能赔完？”

我迅速计算了一下。“大概10年吧。”我说。

他看起来闷闷不乐了一小会儿，然后我看到他的脸上又恢复了神采。“呵！”他大声说，“我根本不用赔钱。”

“但是私有财产规则怎么办？”我问道，“窗户可是我的私人财产。”

“我知道，但现在还没有私有财产规则。现在没有管理者，管理者才能制定规则。”

可能是我的表情让他又继续补充道：“但无论如何，我还是会赔钱的。”

但他真的不必赔钱。不久之后，我在伦敦作演讲时，讲了这个故事。在我的讲话结束时，一个年轻人走上前来，递给我1英镑，说是要“为那个小魔头的窗玻璃付费”。两年后，薇薇安依旧在向人们讲述他的玻璃窗的故事和那个为他付钱的人，“他一定是个大傻瓜，因为他甚至都没见过我。” bZfpRKvbCHCXYW5wbma61SwKYlhj2jbwo1JTAwm/7o6JRftEhZxv9HZxrVHdACfc